时代的孤儿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

时代的孤儿

留守儿童的话题就是现实的矛盾，我们既不能阻止它的出现，又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它就像一根坚硬而柔韧的刺，扎进这个日益富足的国度，扎在一个个繁华的城市边缘，甚至乡村和山陵，一丝丝地让人生疼，终有一天会让城市中的你我产生巨大的痛感。——《中国留守儿童日记》

记者／邱锐 闵云霄 徐佳

2012年，甘肃会宁农村，留守儿童高利荣飞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这个假期爸爸妈妈回家收麦子，高利荣每天都能见到他们，收完麦子后，爸爸妈妈就又要出门去打工了。

哈里·哈洛将出生后的小猴子，交给两个“妈妈”来抚养：一个用铁丝编成，身上装有奶瓶；另一个用绒布做成，身上没有奶瓶。结果发现，小猴饥饿时在铁丝妈妈身上吃奶，但当小猴歇息或恐惧时便趴到绒布妈妈身上。由此推断，母爱不仅是简单满足孩子的饥渴，还包括爱抚、接触和心理关怀。

接下来，哈洛把小猴分成两组，一组由母猴正常抚养，另一组出生数小时后即关入不锈钢密室，直至3个月、6个月或12个月。在此期间，密室中的猴子不得和任何动物接触——包括人类。结果显示，封闭条件下对这些小猴在前8周内所造成的伤害，使它们后来很难恢复和其它猴子之间正常的社会交往和关系。

哈里·哈洛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心理学家，这是上世纪中期他做的两个实验，首次证明了一个在当代人看起来相当浅显的结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亲密接触与情感及社会支持，是促使一个人正常且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1958年，哈洛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哈洛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战争阵亡将士的遗孤、难民和收容机构中心的儿童心理发展。他肯定没有想到，40多年后，中国大陆6100万留守儿童正在经历一场类似的“实验”，长期脱离父母的关爱。

结果也得到相似的印证。2014年1月，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经济专家斯科特·罗泽尔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在中国农村，有超过70%的儿童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迹象，比如感到焦虑和抑郁。

2014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中存在遭受意外伤害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经常感到烦躁、孤独、闷闷不乐、无缘无故发脾气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寄宿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习惯较差，学习和校园生活状况更糟糕，对生活满意度相对较低等9类问题。

问题的极端表现则是接连不断的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来超告诉《凤凰周刊》，该组织于2012年所做的调研结果显示，有27%的受访留守儿童曾经想过自杀。

被牺牲的一代？

6月初的一天早上六点半，甘肃陇南市某乡小学的学生开始早读。不一会儿，班主任老师进来检查作业。看到小勇的作业再次没有完成，老师脸色突变，不由分说地将作业本向小勇头上砸去。小勇既不躲也不辩解，任凭老师打骂。

一阵“暴风雨”过后，老师离开，继续检查其他学生的作业。小勇则木然的坐下，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驻校社工王小永告诉《凤凰周刊》，小勇这个孩子其实很聪明，但基础不好，学习很吃力，一直打算辍学外出打工，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将小勇劝回来了。“照这么下去，小勇早晚还得走”。王小永说。

早自习结束，学生们开始结伴去食堂吃早餐。王小永一直观察一名叫小花的女孩子，看到她和同学们谈笑风生，王小永的心才稍许放了下来。因为，小花此前是一个活泼的孩子，但有一段时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学习成绩大幅下降。原来，小花的父母长年在不同地方打工，分开时间长了，两人开始相互猜疑，不断吵架，最终发展到小花的母亲不再回家。

王小永多次联系小花的父母，告诉他们争吵对小花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最终，在王小永的建议下，小花父母决定离婚。法院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父亲。现在，小花的父母没有机会吵架了。“我知道这种方法很残忍，但没办法，也不知道（用这种方法）是对是错”。王小永无奈地说。

在贵州，《凤凰周刊》记者了解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周老妹（化名），老伴已经去世，一共9个孩子都成了家，其中7家常年在江苏、浙江等地打工，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周老妹前后帮忙照顾的孩子近20个，还包括远房亲戚的一个女儿。“一家接走，另外一家又送来。”现在周老妹最头痛的是，家里还有5个孩子，一间睡3个，有时醒来，会发现有的孩子已经滚到床底下。

此前，贵州当地一家媒体公布了铜仁市小学生喻璇《给外出打工舅舅的一封信》，其中写道：您狠心把五岁的表妹和三岁的表弟扔给外婆，去广州打工后，小舅又把刚满一岁的小表弟扔给外婆，去了江苏。你们这一去，的确挣了不少钱，可外婆在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外婆视力不好，外公又有残疾。我妈想起外婆的艰难，曾哭了几个晚上。现在外婆带着三个孩子，既要忙家务，又要忙农活。最让人揪心的，是三个孩子一同哭喊“妈妈”的场景……外公、外婆用孱弱的身体支撑着这个家，每天那么劳累，哪有精力去管他们的学习。大表弟六岁了，数数还数不到20；表妹已读二年级，可考试成绩糟糕极了，语文20分、数学35分，甚至连乘法口诀都不能完整背下来……

小勇、小花、喻璇的经历体现出大陆留守儿童的基本生存状况：学校和家庭关怀双重缺失。

这种状况的产生或许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显端倪。1985年中央1号文件打开农民进城务工的大门，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让进城务工明确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主要途径；但与此同时，政府对人口管理采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户口性质又与教育挂钩，使得农村儿童即便跟随父母来到城里，也很难享受到与城里儿童相同的教育资源，大多数农村儿童只能与父母相隔两地。

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周宗奎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长此以往，留守儿童必将引发更多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孤儿”。

2013年，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彭寨小学的马雄贵读四年级，每天放学后，他要打满一背篓的猪草才能回家。

2013年，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彭寨小学的罗福元读三年级。父母都在外打工，他由两个姐姐照顾。

2013年，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彭寨小学的马关冉读四年级。她的父母在水城打零工，两三个月才回家一趟，住两三天就走。她平时除了要帮59岁的爷爷干农活外，还需照顾不会走路的弟弟。她梦想当一位老师。

不堪重负的幼小心灵

哈洛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之后，实验还在继续。1972年，他设计了一个“绝望深井”来研究人类的沮丧之情。这是一个更为残忍的实验，他们用不锈钢做了一个上窄下宽的半锥形圆筒，只把一只小猴子放进去，关在其中45天。

结果更为显著。没过几天，小猴子“就大部分时间畏缩在一角”。这个“囚室”制造出“严重、持久、抑郁性的精神病理学行为”。即使在放出之后9个月，那只小猴子还是抱着胳臂呆呆坐着，而不像一般的猴子东张西望探索周遭。

留守儿童也仿佛陷入一个无形的“绝望深井”。“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一个人想，一个人笑，一个人哭。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不知道什么是父爱母爱，就连他们的样子都记不清了。我考试从来都不及格，自信心有多差就不用说了。上学期我考了最后一名。这期我不想考最后一名了。”这是一个留守儿童在作文中吐露的心声。

家庭的缺失、生活的艰辛、学校的冷漠，如同冰冷的井壁将他们深困其中。

父母不在，繁重的家务和农活都落在了孩子们身上——郑琴和外婆去山上背苞谷，代礼名喂牛，杨田国和奶奶、弟弟汗流浃背地背玉米回家，岳朝龙收割棕皮。生活的艰难几乎成了《中国留守儿童日记》的共同主题。2011年，贵州省安龙县万峰湖镇毛草坪小学教师杨元松将班上26个平均年龄只有9岁的留守儿童的220篇日记结集出版，一时引发广泛关注。

“这是城市孩子难以想象的，一个农村孩子早上5点就起床，做饭、打柴、磨面、割野草、照顾弟弟妹妹，还要上学。”杨元松说。

中午放学，六年级的小杨熟练地夹起煤炭，放在小型的土灶上，点火后用鼓风机催火。架锅，放米，放水。一边做着这些，小杨一边有节奏地从口袋里掏出和同学打牌赌赢的糖果，一会儿一个地扔给在土炕上耍棍子的弟弟。然后，他开始削土豆皮，把土豆切成长条，连着一些切好的莲花菜一起放到锅里，加点盐和辣椒粉，盖锅盖焖煮。

小杨兄弟住在集体学生宿舍里面。每到夜里，还不适应新地方的弟弟就会尿床大哭。这个时候，小杨会把自己干净的床位让给弟弟，自己去睡弟弟尿床的地方……

城里的孩子都是幸福快乐的花样年华，而这些留守儿童却是飘萍一般的草样年华。本应理所当然的亲情，对那些留守儿童来说却是一种奢侈品。一个孩子写到：哪怕那时光只有一分钟我也愿意，就算拿我生命一半的时间去换那几个钟头，我也愿意，因为我想让我的生命里多一份快乐，少一份悲哀……

对西部偏远学校三年级学生王晓来说，每年过年的心情都像过山车一样，从想念，到兴奋，到失落。在父母返乡过年前的半个月，他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在日历上划下一道，告诉自己离见到父母又近了一天。这几天他也会将寒假作业做得特别认真，告诉爸爸妈妈他在好好学习。当父母迈入家门的那一刻，也是他最高兴的瞬间。穿着父母买的新衣服，一晚上都会缠着爸爸妈妈讲一年来发生的事情。

但这样的幸福时光一般只会持续两三天。随着过年时间临近，父母开始串门、走亲戚，伴随的活动往往就是喝酒、打牌甚至赌博。“他们会给我点零花钱，让我自己去玩”。王晓说，这样的娱乐活动基本上会持续到他们再次出门打工，在此期间他们每天说的话不会超过十句。

在平日里，王晓和爷爷共同生活，他经常要跑几十里山路替爷爷买药。王晓的状况并非特例。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吕绍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这种情形归纳为“逆向监护”：一些监护人因年龄偏大、身体有病、生活不能很好地自理等原因，他们不但不能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相反，留守儿童在洗衣、做饭、买药看病等等方面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监护人。

学校压抑的氛围更加浓重，动辄就要遭受体罚。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前秘书长梁晓燕告诉《凤凰周刊》，“至少80%的农村学校都存在体罚孩子的现象”。

因为午休时“有折飞机、吵闹等违反午休纪律的行为”，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龙市中心小学“学生被罚跪操场”；因为偷拿同学的作业本，甘肃定西通渭县北城铺乡石关学校教师刘某某将学生豆豆“殴打致其重伤二级”；因为没有做完作业，江西九江县一小学5名学生被老师用竹棍抽打，“并将小孩倒着提起来往地下摔”……

比体罚对孩子伤害更大的，则是性侵。一位长期驻扎甘肃的社工也向《凤凰周刊》爆料，当地同样存在老师性侵女学生的事情，但却无能为力。一方面是他们没有掌握直接证据，另一方面害怕女学生遭遇二次伤害。“我们工作几年就走了，而这位女学生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如果被揭发，让她今后怎么做人？”这位社工无奈地说。

流动的孩子、家长和学校

7月，北京通州“建设城市副中心”的消息让这里房价暴涨，但对于居住在台湖镇董村、32岁的贵州毕节人王长亮一家来说，这些与他无关。他要考虑的是，“要不要离开北京？”

王长亮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因为他上班的西直河石材市场已逐步搬迁到河北、天津等地，很多老乡已经离开北京。西直河石材市场位于北京的朝阳、通州和大兴三个区的交界，始建于2002年，占地面积290.15公顷，商户553家，腾退前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石材集散地。

王长亮是西直河石材市场两万从业人员之一，其中仅毕节人就有千人以上。王长亮作为磨料工人，每个月的薪水在4000至6000元不等，这比没有技术的普通建筑工人薪水要高出1000到2000元，一个月的薪水，就是贵州贫困村一年的平均收入。每个月除了400元左右的房租和1000多元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几百的零花，还可以存2000-3000元，但这些收入不够花——要在家里修房子，要给父母花，要考虑未来的养老，还要供养留守在老家的两个孩子，如果将两个孩子带到北京，仅仅够解决一家人的温饱。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为何不把孩子带到城里读书？其实除了打工的单位和收入不稳定外，如果孩子在城里学习生活，经济负担显然就增加。而不把孩子带到城里读书，又和孩子少有亲情，我们很为难。”王长亮对《凤凰周刊》记者说，“在北京进民办学校，担心师资和教学质量问题，且收费也不低，进公办学校，需要缴纳各种公关费，甚至完全进不去”。

“进不去”的原因来自政策瓶颈。据今年初发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5年义务教育入学工作的意见》，非京籍儿童入学提供“五证”的政策基本不变，非京籍儿童入学要求“五证”齐全，即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

一项对北京49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发现，五证齐全的家长仅占2.76%。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难以进入公立学校读书。

外来人口的孩子求学无门，不得不“跨省”上学。据内地媒体报道，河北衡水距离北京270公里，3小时零5分的火车，衡水火车站和北京西站几乎每个月都要迎送这些穿梭两省的读书娃。有时，穿着红色或者蓝色校服的学生可以塞满七八节车厢，俨然一趟专属列车。他们中年龄大的上初中，多数是小学生，有的甚至还在上学前班。这个办法虽然周折，但“总好过把孩子扔在家里当留守儿童”。

《凤凰周刊》记者在通州遇见了数名徘徊在“回家边缘”的家长。家住四川攀枝花的何金龙说，他和妻子已经３年没有回家，当初出来打工时，女儿６岁，儿子３岁，如今女儿读３年级，儿子也上学了。不久前，女儿在电话中哭着说：“爸爸，我很想您！你和妈妈怎么不回家？爸爸，我知道你和妈妈在外面很辛苦，这次我又考了全班第一……”说着，这位能背300斤大理石的健壮男子潸然泪下。

何金龙说，孩子越是读书好，自己就越不敢回家，因为读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费用越来越高，回一趟家就要把一年的积蓄花光，“手里没有积蓄心就发慌”。

2011年8月，来自安徽的宋佳佳见到了在北京工作的父亲宋晓明，哭了起来。当天，全国妇联儿童部等单位主办的“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夏令营”把十名安徽留守儿童带到北京与父母见面。

毕节四兄妹自杀后，很多人责怪家长不负责任，其实这一极端个案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无奈。相对流动儿童家长及青年工人，留守儿童家长更容易因牵挂子女而精神压力大。

相关机构调查显示，流动工人对抚育子女和养家责任的认知程度和期望很高，却又认识到自身的责任与实际的承担能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同时，超过 80%的流动工人认为自己不是合格的父母，70%的受访者有愧疚感，他们很担忧与孩子分离，而且苦于无法与孩子保持亲密的交流。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的流动儿童家长普遍表示，只要子女在身边，虽然忙碌，但很充实和满足。

《凤凰周刊》记者发现，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不仅面临父母流动、孩子流动，还面临学校流动。随着城市的扩建，一些学校被拆迁或者迁徙郊外，另外，由于收入低，使得教师队伍很不稳定，同时少量学校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不能提供学生毕业证。有的孩子小学6年要换3个学校，“有的是因为家长换了工作单位，有的是因为学校或幼儿园不办了”。

流动儿童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全国妇联2013年5月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流动儿童数量一直在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10年11月已达3581万，10年间增长超过80%。今年5月13日，卫生计生委发布“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结果。这是中国首次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家庭追踪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内地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正成为常态家庭模式，流动家庭的比例接近20%。

多次组织流动儿童公益活动的《海峡姐妹》杂志负责人许松青说：“对流动儿童来说，‘爸爸去哪儿’是一种奢望；对留守儿童来说，‘爸爸回来了’则遥不可及。”

一位地方干部私下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留守儿童的问题，地方政府真难以解决。但“不容置疑，为了让‘问题孩子’越来越少，消除不稳定因素，我们的社会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父母亲近孩子的‘亲近通道’的时候。”原贵州省团省委副书记胡吉宏曾如此表示。

（文中大部分留守儿童系化名）

□ 编辑 李光  □ 美编 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