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限制开发区域地图

限制开发区域作为我国主体功能区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区域，引起了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目前，国内对限制开发区域的研究均处在宏观层面，且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特征、分类及政策方面。系统研究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发展模式及政策体系是未来需要加强的环节。基于目前限制开发区域研究现状及实践需要，亟须强化以下研究。

（一）限制开发区域细分的理论、方法研究

理论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相对正确的认识，是经过逻辑实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表达出来的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知识体系，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会导致思路不清、行动盲目。同为限制开发区域的各区域，内部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以及“3S”技术集成的方法，对限制开发区域进行细分，在此基础上对细分之后的各类型区进行综合研究。国家和省域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县为单元基本合理，但与现实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现有的各类空间区划基本分析单元有县级、乡镇、村域及公里网格4种类型，县级行政区具有资料较为齐全、样本数量较少、匀质性较差的特点；行政村域匀质性好，但样本偏多，资料难以获取，因此可行性较差；公里网格匀质性最好，但却存在样本太多、人文属性数据缺乏的特点，可行性也较差；相比而言，乡镇行政区具有样本数量适中、匀质性较好的特点。在对限制开发区域进行细分时，应兼顾分析单元匀质性、数据可获性、可行性及研究目标选择合适的分析单元。

（二）限制开发区域生态补偿、区域绩效考核等相关政策的研究

对限制开发区域而言，“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们是以‘不开发’为代价，为全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基本公共服务是全国居民都应该享受的”，因此实施生态补偿是保障生态建设和内生式发展的关键；绩效考核是决定政府行为的方向，不符合区域实际的绩效考核与评价模式是限制开发区区域发展的屏障。基于此，应该“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并切实改善绩效考核办法，使这些地区最终实现‘不开发的发展’‘不开发的富裕’”。目前，国内对限制开发区域补偿政策、绩效考核等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仅有的研究，也多是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缺乏系统性、综合性，而且主要集中在补偿概念、补偿标准及模式上，关于补偿意愿、补偿标准的时空分配和等级区划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此外，限制开发区域的主体功能是生态保护和维护食物（粮食）安全，因此原有的以GDP、财政收入、城镇化率等为主的考核方式显然是不适合的。构建和实施限制开发区域生态补偿政策、全新的绩效考核体系等相关政策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

（三）限制开发区域农户生计问题研究

生计作为人类谋生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作用方式，驱使着人地系统演化的方向，是人地系统演化的主导驱动因素。Science杂志早在2001年就指出，在脆弱的自然—社会系统中，人类生计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生计作为农户最主要的行为方式，对农户的行为起着主导和支配的作用，因此决定了农户响应人口压力和环境退化的行为。对限制开发区域而言，一方面要进行适当的人口转移，通过人口的不断迁出，减少当地人口的压力，缓解当地资源环境紧缺状况以及生态脆弱性问题，使得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达到一个基本均衡。另一方面，对移出农户要做好安置工作，使得农户能“移的出、受得住，能致富”。第三，要选择与主体功能建设相适宜的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生态经济。

（四）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发展机理、产业选择及发展模式的研究

限制开发区域多为生态脆弱、生态服务功能和农产品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是一个以生态、农业为重点，以发展生态产业和符合生态条件的其他产业为主的功能区，并非控制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同时，限制开发区域往往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主体功能建设的背景下，国家将通过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来限制其大规模的工业开发和城镇化，使限制开发区域发挥生态和农产品保障功能。但是限制开发区域面临十分严峻的提供生态产品和通过经济发展摆脱贫困的艰巨任务，这些仅仅依靠补偿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对区域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区域发展机理，构建内生式发展的产业体系和发展模式，对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保护、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五）限制开发区域“主体功能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

限制开发区域“主体功能建设”是包括限制开发区域细分研究、发展机理、产业选择、发展模式、分类政策制定与实施、绩效评价与政绩考核等的总称。它是限制开发区域发挥主体功能的根本保障，但限制开发区域如何实施“主体功能区建设”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包括限制开发区域细分的层级、标准、基本单元的选择、指标体系的讨论，限制开发区域“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主体、实施途径、区域相关政策体系的设计、产业选择、发展模式、生态补偿机制、绩效考核体系等。此外，对限制开发区域“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点应体现在市域乃至乡镇层面，并与城镇体系规划进行有效的衔接。

限制开发区域作为关系我国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国土安全的特殊复杂区域，在国家战略决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与其重要性相比，无论是学者理论层面的探讨，还是政府实践层面的操作都显得极为不够。此外，由于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如限制开发区域细分的理论、方法，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选择、开发模式、补偿机制及绩效评价等是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当然，对限制开发区域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学术层面，应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以各省、自治区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依据，调整完善政策，建立健全绩效考评体系，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

参考文献

［1］樊杰.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J］.地理学报，2007，62（4）：339～350.

［2］祁豫玮，顾朝林.市域开发空间区划方法与应用——以南京市为例［J］.地理研究，2010，29（11）：2035～2044.

［3］薄文广，安虎森，李杰.主体功能区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亦或冒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0）：121～128.

［4］马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7～20.

［5］张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5～76.

［6］周民良.主体功能区战略下的地区发展新思维［J］.人民论坛，2011330（6）：8～11.

［7］张可云.主体功能区的操作问题与解决办法［J］.中国发展观察，2007（3）：26～27.

［8］朱传耿.地域主体功能区划理论方法实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24～162.

［9］刘慧，樊杰，李扬.“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及启示［J］.地理研究，2013，32（1）：90～98.

［10］丁四保.中国主体功能区划面临的基础理论问题［J］.地理科学，2009，29（4）：587～592.

［11］马仁锋，王筱春，张猛，等.云南省地域主体功能区划分实践及反思［J］.地理研究，2011，30（7）：1296～1308.

［12］朱传耿，仇方道，马晓冬，等.地域主体功能区划理论与方法的初步研究［J］.地理科学，2007，27（2）：136～141.

［13］张明东，陆玉麒.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有关理论探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28（3）：7～11.

［14］米文宝，侯雪，米楠，等.西北地区主体功能区划方案［J］.经济地理，2010，30（10）：1595～1600.

［15］米文宝，杨茂胜，余晓霞.市域主体功能区划的理论与方法——以宁夏银川市为例［J］.经济地理，2009，29（8）：1233～1238.

［16］Farnworth EG，Golley FB.Fragile ecosystems：Evaluation of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Neotropics［J］.Biological Conservation，1975，V8（4）：316～320.

［17］John M A，Marco A J.The fragility of robust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11，V18（3）：1153～1156.

［18］Petrosillo I，Zurlini G.，Grato E.Indicating fragility of socio-ecological tourism-based systems［J］.Ecological Indicators，2006，V6（1）：104～113.

［19］Stephen G.P，Rafael Muñoz-Carpena，Gregory Kiker，et al.Evaluating ecological resilience with global sensitivity and uncertainty analysis［J］Ecological Modelling，2013，V263（10）：174～186.

［20］Carranza T，Manica A，Kapos V，et al.Mismatches between conservation outcomes and management evaluation in protected areas：A case study in the Brazilian Cerrado［J］.Biological Conservation，2014，V173（5）：10～16.

［21］Baral N，Dhungana A.Diversifying financemechanisms for protected areas capitalizing on untapped revenues［J］.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2014，V4（11）：60～67.

［22］Cárcamo P F，Flühmann R G，Francisco A，et al.Using stakeholders'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biodiversity features to plan a marine protected area［J］.Environmental Science&Policy，2014，V4（3）：1～16.

［23］杨晓光，王传胜，盛科荣.基于自然和人文因素的中国欠发达地区类型划分和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23（1）：97～104.

［24］陆大道.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J］.地理科学，2002，22（1）：1～6.

［25］陆玉麒.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的形成机理［J］.地理学报，2002，57（1）：85～95.

［26］田毅鹏，徐红曼.“发展模式”研究的理论依托及其再定位［J］.社会科学研究，2013（2）：86～91.

［27］冯胜.国外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比较研究［J］.软科学，2011，25（5）：111～115.

［28］贾若祥.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新模式［J］.中国中小企业，2011（3）：60～63.

［29］史德明，金厚玉，姚玉成.宁夏固原县土地资源评价及合理利用问题［J］.自然资源，1980（1）：63～71.

［30］米文宝.宁夏西海固地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J］.经济地理，2001（6）：654～659.

［31］宋乃平.宁夏中部地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2）：75～79.

［32］米文宝.宁夏西海固地区贫困与生育文化关系初探［J］.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2）：9～12.

［33］汪一鸣，姜有录.宁夏南部山区国土开发整治的综合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86（3）：25～31.

［34］陈忠祥.宁夏南部回族聚居区人口问题分析［J］.西北人口，1995（4）：49～55.

［35］何彤慧.宁夏西海固地区的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2000（4）：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