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述者扮演主要角色，在梦等心像叙述中最为极端，以至于对梦叙述(梦、白日梦、幻觉等)无法追寻叙述者。我们说:做梦像“看”电影，这种直观的感觉是对的。梦者与幻觉者不是叙述者，而是受述者;我们说自己在“做梦”，是因为梦的叙述者也在我们的主体之内，是主体的另外一部分，隐藏得很深，需要详梦家或精神分析家来探寻。梦者接受的梦，是梦主体发出的叙述。梦中的情节再杂乱，也是经过“梦意识”这个叙述者的挑选、组合、加工的结果，渗透了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因此从远古起，详梦就是一个重要的窥见主体秘密的途径。
对梦叙述的叙述者，我们了解最少，因为无法直接观察。梦者经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做梦状态，但是有时候梦者朦胧地意识到在做梦(所谓“透明的梦”)，但是依然无法控制这个梦中的任何情节。梦的受述者不可能改变叙述的内容，有点像无法改变“戏剧反讽”局面的观众。梦的叙述者必然是梦者主体意识的一部分，但是却隐而不显。
因此，梦叙述是梦者(梦受述者)获取的叙述，类似电影观众所得到的叙述。梦叙述者却无法探究，因此，从定义上说，梦的叙述者隐身于叙述框架之后。这并不是因为学界研究得不够，而是这样一个无意识的人格，从定义上说就无法全部揭示，对其本质的探查本身，是用意识语言来解释无意识，就改变了这个叙述源的构成。
因此，梦叙述是机制复杂的叙述，至少从追寻叙述者的角度来说是最复杂的。一方面，梦者不是叙述者，而是受述者，梦如看电影。梦叙述不是梦者的正常自我在起作用，而是自我的一部分主体(可以称为“心眼”)在感知。另一方面，我们又说自己在“做梦”，因为梦的叙述者也在我们的主体之内。
梦者只具有感觉到梦叙述的意识，因此梦者是梦叙述的受述者。梦者经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做梦状态，有时候梦者感觉到自己在做梦(在所谓“透明的梦”之中)，但是依然无法控制这个梦中的任何情节。意识只是梦叙述的受述人。这部分意识不可能用任何梦修辞改变梦叙述的内容。梦者醒来后对梦做二次叙述，只能是尽可能回忆并复述这部分意识的感知，而由精神医生来处理与第一层次的关系。因此有学者提出“我梦见”是自我矛盾的，应当改为“当现实之我完全让位于虚构之我时，后者感知到某事件”。[21]
梦的叙述源头，弗洛伊德称为“梦工作”(dream work)的梦意识，是梦者自身意识。因此，梦叙述是类似记日记那样的自身叙述。日记是今日之我写给明日之我看，梦是意识的一个部分，把故事演示给意识的另一部分看。至今我们对梦叙述的发出意识了解太少，因为无法直接观察。
弗洛伊德认为，梦的形成实际上是两种力量起作用的结果，一种力量择取了梦材料，另一种对这些材料进行处理。这过程很像电影制作，对大量拍摄的镜头做剪辑加工。只是这种使用了各种“修辞手法”，使梦者感觉到的梦或幻觉经常是扭曲的，不连贯的。梦叙述者的加工，不一定全都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审查”“遮蔽”掉过分暴露的性内容。一位梦者告诉笔者，她在某次广泛报道的公交车火灾灾难之后，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落在燃烧的车里，但是燃烧时，意识跳了出来，从空中看到这辆燃烧的车，然后又回到车里，直到把自己吓醒。[22]如果害怕身陷火灾是愿望，加工的方式却并不一定是弗洛伊德说的“压制”与“替代”;相反，正如这个例子所示，梦的叙述方式可以使情节更加显豁清晰。
正因为梦是叙述加工的结果，不是自然的经验流程，从远古起，详梦就是一个重要的窥见秘密的孔眼——不管想看到的是什么秘密。这也就是为什么梦叙述，与白日梦，与幻觉(包括伤病致幻、临终感觉、药物致幻、灵感致幻、精神病者的感觉等)非常相似。此时清醒的意识主体被悬置了，虽然难以完全隔绝清醒意识:做梦时往往卷入意识感知到的经验，例如周围环境的声音(风雨或人声呼喊)，例如冷暖和触觉。但是梦无法用清醒意识理解之，只能激发出相应的幻象:“阴气壮，则梦涉大水，阳气壮，则梦涉大火。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23]
梦者的叙述主体与接收主体，同居一个大脑，实际上分裂成两个部分。与清醒时，尤其理性主导时主体的合一状态:梦叙述的叙述者，可能非常人格化，因而每人梦不同。但是这个叙述者人格却隐而不显。这可能并不是因为学界研究不够，而是因为这样一个人格本质上是无法探查的:探查的意识本身就改变了这个无意识叙述源的构成。
对这样一个“梦内叙述者”的存在，弗洛伊德倒是有所理解。他把梦分成“显梦”与“隐梦”，认为显梦(即显示给梦者的梦)是隐梦变形的产物。“在梦中，有个心理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力量创造了表面的连接，从而对梦工作创造的材料进行‘再度加工’。”[24]显梦是经过叙述加工的，其过程类似于再述梦境时进行的整理，即在材料中建立文本所需要的序列与整体感。[25]近年梦生理学的进展，似乎揭示了这样一个梦加工器官的位置，索尔姆斯发现，脑顶叶(parietal lobe)受损伤者，不再做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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