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论两种文化

在文化方面，梁宗岱不大为学者关注。人们更熟悉其象征派诗歌及纯诗理论。将梁宗岱作为中国两种文化的阶段性总结者，似乎冒了很大的风险。此举主要基于三个原因：其一，梁宗岱关于艺术之真和科学之真的论述，可以作为两种文化的理论探讨，而且完全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展开的。所以，这种思辨模式可以视作中国两种文化中王国维路线的继承。其二，梁宗岱对科学文化的认识较为清晰，而且多谈两种文化的联系。根据其纯诗理论和《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我们会发现梁宗岱对两种文化的思考，既延续了中国两种文化的王国维路线，又继承了梁启超路线。其三，尤为可贵的是，梁宗岱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比英国人斯诺更早地发现并提出“两种文化”问题，仅此一点就可以视作中国两种文化发展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一、诗是两种文化之真

梁宗岱的诗论在文化艺术的殿堂中力排来自科学的僭越，他将诗歌的真与科学的真予以区别，这是其诗论的一大特色，也是对人文文化理想的自觉追求。他认为诗之真是两种文化之真的最高形式，既有科学之真的理性价值，又有人文文化的整体意义。

梁宗岱一向认为，艺术不是一种纯粹的感官娱乐或者游戏，而是一种具有真实性的追求。他的诗论集命名为《诗与真》，就有这方面的所指。梁宗岱谈到，这是沿用了歌德的自传，但却包含有另一层意思。“哥德底意思——如其我的了解不差，是指回忆中诗与真，就是说，幻想与事实之不可分解的混合，所以二者是对立的。在作者底意思里，它们却是他从粗解文学以来所努力追求，不偏不倚地追求，而且假如境遇允许的话，将毕生追求的对象底两面：真是诗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1]。

梁宗岱所说的真不是普通的事实，因为他将真与诗作为有机的组合，真被赋予了远超过事实的含义。有人将梁宗岱的诗论中所谓的“真”，解读为诗的“真元”，诗歌的生命艺术^[2]。有点类似中国古典文论的“元气”之说，流于玄虚。当然，也有人根据上面的引文，认为梁宗岱所谓的真就是事实。“‘真’——忠于事实，是梁宗岱对文学对诗歌的毕生追求”^[3]。但这些理解要么过于形而上，要么又局限于形而下，没有真正挖掘出梁宗岱诗论中“真”的深层内涵。

作为对“真”的解读，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事实之真，即客观实在的事物确定性，但从上述引文中看来，事实不应当是梁宗岱所谓的艺术之真。二是绝对之真，这种真是一种宗教情怀，来自信仰的自觉，像林语堂对真的把握似乎更偏重这方面。但梁宗岱很少论及绝对之真的宗教情怀。三是真理，所谓真理应该是人类的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认识。这种真理本质上是一种正确的认识，即科学之真。应该说，梁宗岱的艺术之真更接近科学之真，却又不完全是科学之真。

在《诗与真二集》论文集的“题记”中，梁宗岱再次强调自己对诗歌理论的执着追寻。“对于‘诗与真’探讨的精神，自信却始终一贯。就是关于诗的技巧和内容”^[4]。显然，梁宗岱将“诗与真”的问题对应了诗的技巧与内容，即内容与形式传达的两个方面。如此，仅就“真”而言，当不仅仅是事实。因为文学的内容不是纯客观的事实，特别是诗的内容，若失去超越性的层面，甚至可能连其文学性都丧失了。

诗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梁宗岱对法国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的诗的分析中得到一定的启示。他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一文中写道：“梵乐希底诗底内容是什么呢？所包含的是什么意思呢？那是永久的哲理，永久的玄学问题：我是谁？世界是什么？我和世界的关系如何？它的价值何在？在世界还是在我，柔脆而易朽的旁观者呢？——但如果我们想向他的诗找寻直接明了的答案，我们也许会失望。因为它所宣示给我们的，不是一些积极或消极的哲学观念，而是引导我们达到这些观念的节奏；是充满了甘，芳，歌，舞的图画，不是徒具外表与粗形的照相”^[5]。

既然诗歌的内容是“永久的玄学问题”，那么，诗歌之真当是哲理意义上的真，即对人生及宇宙的认识，和人生与世界的意义问题，这里既有科学文化的认识问题，又有人文文化的价值问题。在这一侧向上，它与科学之真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诗歌毕竟不是纯粹的哲理，也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写照，“艺术的生命是节奏，正如脉搏是宇宙的生命一样”^[6]。从这一侧向来看，艺术之真又与科学之真不同。它的形式之美，如节奏性等的存在，赋予了自身独特的生命特征，而这种特征就是艺术的美学特征。

所以，从梁宗岱有关“诗与真”方面的论述来看，他所谓的“艺术之真”既有文学性方面的美（人文文化），又有科学认知方面的真（科学文化）。他在评介瓦莱里时说：“他一方面致力于从前在学校时格格不相入的数学，一方面更在想象中继续他的真之追求与美之创造，希望要把准绳的科学与美感的直觉融在一起。”^[7]也就是说，诗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理性探索与感性直观的互融共存。

当然，这种诗学很大程度上是指象征主义诗学。就艺术之真而言，这种“真”既是参悟人生宇宙的奥秘之旅，又是追求天地万物之美的历程。所以，梁宗岱在《谈诗》中宣称：“一切伟大的诗都是直接诉诸我们的整体，灵与肉，心灵与官能的。它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悦乐，并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底奥义。”^[8]在梁宗岱看来，艺术之真既有科学之真的真理性，又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学性方面的真实，这种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美。

梁宗岱关于艺术之真与科学之真的思考，已经涉及了美学问题中的理性现代性与感性现代性的问题。尤为可贵的是，他没有像五四主流思潮那样对科学趋之若鹜，而是秉持了对艺术的虔诚与对科学的真诚态度，发现了诗与真的相互依存，这本质上是两种文化的并行不悖，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现代性的内部张力。

可见艺术之真与科学之真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两种文化问题自然也就不是互不相关的问题。科学文化的真实性诉求与人文文化的真理性探索是人类文化的两个方向，又是人类生存的两种重要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化方式。人类借助于科学文化的真实性去认识和改造自然。而艺术的真理性探索又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文化形态。正是由于艺术之真夹杂了两种文化之真，所以，我们可以在美的享受中，既有身临其境之感，又有超越生活之悟。总是，在梁宗岱看来，艺术是两种文化之真的最高体现，而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艺术性主体的作用。

二、两种文化精神互通

梁宗岱论两种文化讲联系的比较多，相比而言，谈区别比较少。这是他不同于之前许多人的重要方面。科学文化精神就离不开人文文化的修养，两种文化精神是互通的。

从科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来看，文化主体一般都有很高的艺术方面。艺术文化的生存方式促进了科学认识主体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科学认识主体的本质内涵就是科学精神，它的外延内涵就是科学方法，包括抽象推理和具体实验两个方面^[9]，这也是科学文化的主要内容。“所谓科学精神就是那无所为而为的好奇心，就是那超功利的求知欲望，就是那对于事物的平正通达的客观的观照”^[10]。显然，科学精神本质上是认识主体的一种心理状态。好奇心、求知欲和通达的胸怀等都是认识主体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离不开人文文化方面的修养。人类文化的本质是“多方面精神努力底结果”^[11]。两种文化均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而且，在梁宗岱看来，是两种颇为近似的生存方式。

根据梁宗岱的观点，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科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人类久远的宗教生活。其二，科学精神的产生离不开认识主体的无功利性心态。其三，科学进展过程中必备的抽象推理离不开人类的直觉感悟。最后，科学发展过程中必备的实验精神需要来自“对于细微的事物的浓厚兴趣”^[12]，这种兴趣在艺术中非常普遍。

其一，对宗教的信仰常常要求人们首先否定眼前的观感所见，从而才能预设一个肉眼所看不见的真实存在。西方宗教的上帝就是比感官所见更为真实的存在。这就为科学文化的发展预设了两个重要的文化前提：一方面，表象是不真实的，人们应该怀疑；另一方面，世界的规律性一定是存在的。

上帝一定是存在的，但是你肉眼看不见。与此类似，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但是却不是你所看到的样子，所以，我们需要科学。人类一直执着于精神真实性方面的追求，而对眼前所见的表象采取的却是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是科学产生的必要的前提。梁宗岱充分肯定了科学精神产生于这种宗教前提，“要产生科学，第一步必定要我们底头脑习于摆脱我们平常信以为真的属于我们底官能和常识的形相世界。我以为这实在是解释科学起原的确切不移的哲学基础”^[13]。梁宗岱十分欣赏瓦莱里的一个观点，“如果没有宗教，科学也许不会存在，因为人类底头脑就不会习于摆脱那使它相信为现实的恒定直接的形相”^[14]。可见，在梁宗岱看来，人类社会中科学文化离不开历史悠久的宗教生活。

其二，科学精神具有显著的无功利性特征。科学的发展固然来自人类求知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应是无现实功利性的。本书前面已经提到，古希腊时期的科学诞生于人类认识自然的好奇心，而不是改造自然的目的驱使。“科学精神底核心就是拒绝去把我们底欲望和好恶当作理解世界的钥匙，或者，较准确点，就是要我们为了求知的欲望而抹煞其他的欲望，为了研究的热情而抑制其他的热情”^[15]。

众所周知，艺术的本质是一种无功利性的心路探索。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艺术的元素。在古希腊时期，一个缺乏艺术素养的人不可能取得科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因为科学在早期起步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人们根本没有奢望科学的发展会对自身的生活和世界产生巨大的现实实惠。早期的科学和艺术一样，都没有现实目的性。而到了今天，人们在享受科学带来的巨大功用成就时，根本想不到早期科学得以发展的超功利性心态。

今天的科学辉煌，是早期的科学家所意料不及的。反之，如今人们在从事科学事业时，已经没有了主体无功利性心态，而更多的是追求某项科研的现实目的和经济价值。这导致了如今科学发展的畸形状态：理论科学发展滞后，而应用科学却日渐繁荣。这种趋势不是科学发展之福。我们常说要潜心钻研，实际上就是希望重回早期科学认识主体的无功利性心态。所以，科学家更应该加强艺术方面的修养，塑造自己的无功利性心态，才有利于自己所从事事业的长远发展。

其三，科学进展过程中必备的抽象推理离不开人类的直觉感悟。科学的抽象推理并不是纯粹的理性逻辑的过程，还需要借助人的直觉感悟和一定想象力。任何一种推理都不是空穴来风。而艺术的直觉感悟有助于人们寻找逻辑推理的具体方向。理性的逻辑推理不是无目的的演绎，而是导向某种确定性结果。这种确定性结果有可能源自人的直觉感悟，也有可能来自人的想象。但这两种能力在人文文化中最为丰富。当牛顿看到了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才会想到万有引力存在的可能性。

艺术舒展的丰富想象和直觉感悟，正是科学文化取之不竭的思维源泉。“骤然看来，科学底创造和发展，似乎应该是那按部就班，循序而进的理性底工作；可是一个像普恩伽赫那样卓越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分析他自己的发见底经过，却告诉我们，科学大多数的创获——定律底发见和假设底成立——实有待于那相当于我们底‘灵机’和‘预悟’的‘洞见’和‘直觉’——一种超常的组织的想象力与抽象力。唯理主义的思想家如罗素和梵乐希，也一再断言：‘就是在纯粹逻辑的区域里，没有洞见，决不能发生新的事物。’这是因为理性或逻辑的功能只是防止的而非创造的。‘像桥栏’，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孔狄雅（Condillac）说，‘它只能防人跌倒，而不能推他前进’”^[16]。

理性逻辑的演绎只是一种预案，而直觉才具有创造性。理性逻辑离不开直觉顿悟，否则失去了演绎的方向。即使某种偶然性也有来自直觉方面的作用。灵感不仅仅唯独在一书中出现，而且许多科学发明与发现均有灵感突现的非理性。非现实性想象与非逻辑性感觉直接或间接推动了科学文化的理性进程。所以，科学的抽象推理过程并不是与人类的艺术思维风马牛不相及。艺术蕴含人类许多直觉感悟能力与想象力，为科学的逻辑推理系统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供给。

最后，科学发展过程中必备的实验精神需要来自“对于细微的事物的浓厚兴趣”。本书一再重申，早期科学的发展源自人类无现实功利的好奇心。有了好奇心，才有尝试的动力，人类的科学实验精神才会逐渐形成。好奇心不是源于已经见过或理解的东西，而是来自感知或认识方面的“压力差”。已经知道、见过、认识或理解过的事物，不能与自己形成“压力差”，就不能引起人的兴趣。

对大自然的认识兴趣，才会有复制对象的冲动，实验的精神油然而生。鸟儿能飞翔，而人不能，所以产生了认识方面的“压力差”；从而引发了模仿的兴趣；要模仿则要不断的实验。可见，“对于细微的事物的浓厚兴趣”促进了科学实验精神的形成。而艺术的审美趣味最强调“对于细微的事物的浓厚兴趣”。从这个角度上说，艺术的审美趣味容易促成科学的实验精神。最典型的例子应该是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如达·芬奇既是画家，也是科学家。

总之，两种文化精神是密切联系、相互贯通的。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宗教生活。艺术思维能力有助于科学认知主体能力的提高。艺术的无功利性特征可以培养科学文化主体的超功利性心态。艺术在完善科学认识主体的心理结构、想象力及兴趣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梁宗岱似乎企图让我们明白：科学与艺术两种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并不像人们常认为的老死不相往来。这与林语堂等论两种文化的互补性殊途同归。然而，梁宗岱侧重于古希腊两种文化一体化时的相互促进、相互提携。而林语堂等重在论述两种文化分离以后相互补充、互融共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三、两种文化的分裂

梁宗岱的可贵之处，是比英国人斯诺还早14年就意识到了现代社会中两种文化主体分离的危险必须引起重视。我们可以将两人的相关论述做一下对比，就会发现他们的观点何其相似！

本书上篇就已经提到了斯诺的“两种文化”。为了比较的方便，这里再做一次引述。1956年，斯诺发表了《两种文化》的文章，影响并不是很大。三年后（1959年），他又在剑桥大学作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特别演讲。“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17]。

斯诺所指出的两种文化问题，就是从事文学艺术等的人文知识分子与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相互鄙视起对方，有些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相轻。不过这种相互鄙视不是基于学问的深浅，而是基于学科界限的预设。科学家对文学艺术一窍不通，而人文知识分子也是个科学盲。“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18]。

实际上，这倒非常类似今天我们教育中的偏科问题，显然不利于人类文化的整体传承。文化与专业不同：文化是人类社会中一切精神遗产的总和，而专业是基于知识发展的人为切割。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专业固然需要深化，知识面却必须不断拓宽。但是，两者却发生了难以避免的冲突。基于不同专业的文化主体产生集团化对立的趋势。

再回到梁宗岱相关的论述。1942年，他就发表了《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一文，提出了类似斯诺的两种文化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缺乏理想，也就是缺乏鸟瞰的目光，广博的兴趣，以致把学术看作许多不相联属的断片，而养成一种狭隘，褊窄，互相歧视互相排挤的风气”^[19]。这几乎是斯诺所谓“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的中文翻译。

在上述引文中，虽然梁宗岱没有在知识分子中间划出两个对立的文化集团，但是在下述引文中，“两种文化”的意思就十分明显了。“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使我在文学尤其是图画音乐底欣赏上收切磋之效的，并不限于一些文学院的同学；反之，提起我对于科学理论的兴趣的也不一定是理学院的学生。这和我国底情形刚好成一个对照。大体来说，我国底文科学生不独对于科学表示厌恶，就是对于音乐绘画雕刻一类的姐妹艺术也很少感兴趣；在另一方面呢，一个自命为心理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可以毫无愧赧地质问外国文学系底‘欧洲名著选读’一类的课程有什么用处，一个自命为经济学家的把研究文学的看作废物”^[20]。“文科学生”与“科学”、“心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与“外国文学”、“经济学家”与“文学”等均构成了类似斯诺两种文化的对立存在。

结合上述两段引文，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断定，梁宗岱的两种文化与斯诺命题十分相似。梁宗岱论两种文化在科学文化欠发达的中国，肯定是走在时代的前面，注定了其不被重视的命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文化取得无容置疑的文化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步步为营显然处于守势。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忙于将西方的两种文化继续引介入中国社会。科玄论战也丝毫未能改变这种状况。梁宗岱在此背景下，比斯诺更早提出两种文化问题，难能可贵。

梁宗岱还提醒人们注意“学术底连贯性与完整性”。不可否认，专业的细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如今，人类文化史上很难再出现亚里士多德、达·芬奇等这样全面发展的大哲。但是，个人的文化发展不能因为专业的原因而出现隔阂。由于两种文化之真互为联系，两种文化精神相互贯通，那么，人类文化就不可能完全专业化。梁宗岱特别喜欢能够横跨两种文化的知识分子：诗人瓦莱里对科学文化十分感兴趣，科学家爱因斯坦对音乐和诗歌等艺术的兴趣与理解比较深刻。瓦莱里和爱因斯坦分属两种文化的不同阵容，却很好地做到了“学术底连贯性与完整性”，可以作为今天解决两种文化问题的成功个案。

然而，从上述引文还可以得出以下三个关键观点：其一，梁宗岱论两种文化在此采取类似梁启超的中西比较路线，但是，他比较的是文化主体（学生）。其二，梁宗岱认为西方的学生不存在两种文化分化的问题。其三，中国两种文化主体在进一步分化。从中，我们又可以更多感受到梁宗岱与斯诺两种文化命题的差异性。

梁宗岱论两种文化理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与五四新文化思潮一样，梁宗岱是以肯定西方文化来映衬中国两种文化分裂的严重性。在中西方文化比较方面，梁宗岱明显地认为西方文化是和谐的，不存在类似中国的两种文化问题。这与斯诺的两种文化区别很大，结论也不相同。斯诺两种文化的划分扎根于本土文化结构的反思，而梁宗岱则通过中西方文化比较（梁启超路线），发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分离。

斯诺命题针对的是英国乃至西方科学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而梁宗岱的思考则在科学文化落后的中国提出。所以，虽然梁宗岱比斯诺更早地提出两种文化问题，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斯诺的观点演变为斯诺命题取得了世界性影响。而梁宗岱论两种文化，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程度，甚至被忽略，甚为可惜。这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然。

值得一提的是，梁宗岱关于两种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与世界性视野，已经触及到了中国美学中的现代性问题。个体知识结构的全面发展，既需要科学理性的现代性启蒙，也需要审美感性的现代性关怀。所以，“诗与真”、“艺术与科学”是互为联系、互为影响的。两种文化的分裂不是科学之幸，亦非人类之幸。

艺术与科学虽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但均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成就。艺术之真，既有理性现代性的认识意义，又有其感性现代性的美学特征。现代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助长了科学文化的功利性取向，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应该是无现实功利性的，与艺术的无功利性的美学特征相类似。“从各方面——文艺在想象方面，科学和哲学在理智方面，政治经济在人事方面——去展拓我们认识底领域，增加我们意识底清明的”^[21]。早期的科学与艺术是互融共存在一起的，但如今的科学与艺术却有分道扬镳之势，从而演变成了今天严重的两种文化问题。

梁宗岱生活在科学文化欠发达的中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这方面的警告，却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或许这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强国救亡之梦尚未实现，令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无暇顾及。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人斯诺基于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警告世人提防两种文化分裂的危险，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梁宗岱在这方面的思考，将对今日中国类似的社会文化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科学文化的理智性追问和艺术的想象性思维，均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抛却艺术无用论的流言，多几分对艺术等人文文化的敬畏，从个人文化全面发展的角度，尽力去弥合两种文化业已产生的鸿沟。如今，重温梁宗岱在两种文化方面的思考，依然可以感受到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注释】

[1]梁宗岱：《诗与真》，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2]宰艳红：《梁宗岱诗歌艺术的真与美》，见《作家杂志》2008年第7期。

[3]闫文君：《“真”的幻灭与永恒》，见《现代语文》2006年第5期。

[4]梁宗岱：《诗与真二集》，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5]梁宗岱：《诗与真》，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6]同上。

[7]梁宗岱：《诗与真》，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8]梁宗岱：《诗与真二集》，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9]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65页。

[10]同上，第261页。

[11]同上，第263页。

[12]同上，第265页。

[13]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14]转引同上，第260页。

[15]同上，第261页。

[16]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65—266页。

[17][英] 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3—4页。

[18]同上，第5页。

[19]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20]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72页。

[21]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