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否有益于社会健康和幸福

如果宗教既不是道德之源也不是西方文明之基，那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福利呢？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数据复杂并且常常相互冲突——部分原因是不同学者对社会健康定义不同——因此，数据调查式的研究很容易支持一个结论或者另一个结论。下面我会阐述社会健康的很多可能的标准，但让我们从相对简单的地方开始：慈善。

按照社会学家阿瑟C.布鲁克斯在《谁会真正关心慈善》（又一本大胆地不加问号的书）一书中的观点，就慈善捐助和志愿活动而言，大量的定量测量揭穿了“软心肠的自由主义者”和“无情的保守主义者”的神话。[30]相比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多捐了30%的金钱（即使保持收入不变也是如此），献了更多的血液，付出了更多的义工时间。比起世俗论者，宗教信仰者在向所有慈善机构捐款方面要慷慨四倍，在向非宗教慈善机构捐款方面要慷慨10%，在帮助无家可归者方面可能性要高出57%。[31]在完整的宗教家庭长大的人相对而言更有慈善心。比起非捐助者，慈善捐赠者自称“非常快乐”的可能性高43%，自称健康状况“极好”或者“很好”的可能性高25%。[32]有工作的穷人的捐赠占收入的百分比实质性地高于任何其他收入群体，比依赖公共援助获得可比收入的人群高三倍；换言之，贫困不是慈善的障碍，福利才是。[33]布鲁克斯解释，“对很多人来说”，“捐献他人金钱的欲望代替了捐出自己金钱的行动。”[34]他总结认为，这已经在“我们国家内部划出了一条明亮的文化分界线”：

线的一边是公民的大多数，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从事慈善活动——他们是如此的慷慨，使得美国以国际标准看来成了一个例外。然而，线的另一边是规模不小的少数，他们显而易见地缺乏仁慈之心。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两组如此不同的原因，它们都是会引起争论的原因：一组是宗教的，另一组是世俗的；一组支持政府收入再分配，另一组不支持；一组工作，另一组则接受来自政府的补贴；一组有坚强、完整的家庭，另一组没有。[35]

不过，对这些发现的一个主要的解释是，它们反映的并非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仰。认为通过公共项目照顾穷人是政府职责的人（自由主义者和很多世俗论者）不太感觉到有私下捐赠的必要，因为他们已经通过纳税捐赠了；然而，认为照顾穷人应该私下去做的人（很多宗教保守主义者）感受到了行动和给予的必要。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教授詹姆斯·林格伦注意到，布鲁克斯对于他所称的“被遗忘的中间派：温和派”关注太少。自由主义者明显比温和派捐赠得多，尽管保守主义者明显比温和派与自由主义者都要捐赠得多。因此，林格伦总结认为，“看来很吝啬的似乎是温和派，而不是自由主义者。”对于什么信仰扩大道德范围使之包括更多人这一点，林格伦补充说，“那些反对收入再分配的人较少是民族主义者，对非主流群体更有包容性，也更加快乐，较少复仇心态，更可能支持慷慨的慈善捐赠。”[36]但保守主义者坚持认为，政府再分配其他人的金钱收入与慈善性地捐出自己的钱不一样。当政府拿一个人的钱给另一个人时，道德动机就转移到了政治领域。你可能认为道德动机属于政治领域（正如很多自由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但要注意，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捐赠比可能反映了个人视角与政治视角的对立。

关于道德账簿的消极方面，社会学家格雷戈里S.保罗进行了一项深度统计分析，涉及“成功社会量表数据库”中的17个第一世界的繁荣的民主国家（人口大于等于四百万，人均GDP以2000年美元计大于等于23000美元；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新西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美国）。他想知道这些国家的社会健康和福利在范围广泛的25项不同指标上得分如何，包括凶杀、监禁、自杀、预期寿命、淋病和梅毒、堕胎、青少年生育（15——17岁）、生育、婚姻、离婚、酒精消费、生活满意度、腐败指数、调整后人均收入、收入不平等、贫困、就业水平等，评分为1——9分，最低分对应功能障碍，最高分对应健康。保罗还量化了这17个国家的宗教信仰程度，测量了每个国家的公民在何种程度上——相信上帝，相信圣经的字面意义，每月至少参加几次宗教服务，每周至少祈祷几次，相信来世，相信天堂和地狱——并按照1——10分为它们打分。[37]

结果令人吃惊且不安。美国孤峰独立——甩开第二名很远，不仅是17个国家中宗教性最强的，而且是功能障碍最严重的。下面的图4-7展示得很清楚：

图4-1　宗教信仰和总体社会健康

图4-2　宗教信仰和每100000人年均凶杀人数

自这项2009年的研究以来，保罗和我分享了他积累的新的支持数据。“我后来把SSS（成功社会量表）的社会经济成功和功能障碍指标翻倍了，达到了48个，一切都在其中，包括激进现实主义”，他在一封邮件中写道，他的总结则更加明确：

图4-3　宗教信仰和每100000人在监人数

图4-4　宗教信仰和每100000人自杀人数

图4-5　宗教信仰和每1000人青少年怀孕人数

图4-6　宗教信仰和每1000名15——19岁女性堕胎数

图4-7　宗教信仰和每100人离婚人数

不论是在原版的还是升级的SSS中，美国在大部分因子上得分都最低，有时候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尽管有一些优势因子，作为得分最低的国家，美国在0-10计分的SSS上只得到了大概3分。不仅仅是社会弊病——收入增长欠佳（1995——2010），社会流动性太低，社会各阶层固化，公共债务负担高得异乎寻常。持自由放任主义立场的世界经济论坛过去常常把美国列为最具竞争性的国家，现在我们排在五个进步的欧洲国家之后，这些国家被右派无休止地指责为衰落中的“福利国家”。这不能通过内部的额外因子如种族多样性或者移民来辩解，因为相关性太弱……最成功的民主国家就是那些最进步的，SSS得分高达7分。[39]

当然， 相关性不是因果性。如果宗教是如此强大的社会健康力量，那么为什么美国——西方世界最为宗教化的国家——在所有这些社会量度中也是最不健康的？如果宗教让人更加道德，那么为什么美国看起来如此不道德，对最贫困的人口、最困难的公民，以及尤其值得关注的儿童缺乏关心？

很可能左派和右派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温和的中间派搅浑了统计水域。右派和左派看起来确实沿着宗教轴线聚集。政治科学家皮帕·诺里斯和罗纳德·英高赫检验了选举系统比较研究的数据，分析了过去10年32个国家的37场总统和议会选举。他们发现，70%的虔诚信徒（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宗教服务的人）投票给右翼政党，比较而言，只有45%的世俗主义者（从不参加宗教服务的人）投票给它们。该效应在美国格外显著。例如，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他写道，“谁投票给布什，谁投票给戈尔，宗教是远超一切的最强预测指标——使得社会阶层、职业和地区的解释力相形见绌。”[40]

“社会资本”理论或许可以帮助解释宗教共同体的好处。罗伯特·帕特南在他2000年的著作《独自打保龄球》中下了这样的定义，社会资本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以及因它们而生的信用。”这不同于个人的“公民道德”，帕特南给出了限定，“区别在于‘社会资本’要我们注意公民道德当嵌入互惠社会关系的密集网络时最为有效。一个由众多有道德但孤立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并一定富有社会资本。”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具有经济学家所称的“正外部性”，或者说具有有利于他人或全社会的意外结果。“如果因为邻居们互相照看对方的家庭，所在社区周边的犯罪率下降了，那么即使我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路上，也从来不在街上和另一个居民打招呼，我还是获益了。”

帕特南继续说，因此社会资本既可以是私人产品也可以是公共产品。“当部分投资社会资本的效益反弹回来成为投资人的直接收益时，也有部分效益流向了旁观者。例如，同仁福利俱乐部如旋转或狮子，在调动区域能量提高奖学金或者抵御疾病的同时，也为会员提供友谊和带来个人回报的业务联系。”[41]然而，对我们这里的目的来说，通过定义互惠关系和执行在本质上宗教或者非宗教的共同体的行为规则，社会资本就有了道德进步的意涵。这是第一章讨论的互惠性利他主义的一例，并且社会资本使得互惠利他原则适用于所有共同体，正如帕特南解释的：

我为你做这件事并不期望从你这里得到任何具体回报，我自信早晚会有另一个人为我做些什么。金规则是一个一般性互惠的公式。俄勒冈州戈德比奇的志愿消防部门为了宣传他们的年度资金募集活动，使用的T恤标语同样有启发性：“你买我的早餐，我救你的火情。”消防队员似乎在说“我们按照具体的互惠性规范行事”，但观众在微笑，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底下的一般性互惠规范——即使你不买，消防队员也会来。[42]

在诺里斯和英高赫的语境中考虑一下普特南的“社会资本”。他们分析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发现“宗教参与”和“非宗教性社区协会”成员资格正相关，包括女性协会、年轻人协会、和平协会、社会福利协会、人权协会和环境保护组织，以及显而易见的保龄球联盟（很明显，宗教人群不太可能独自打保龄球）。诺里斯和英高赫注意到，“通过提供社区聚会场所，密切邻里联系，培育利他主义，很多（但不是全部）信仰的宗教组织看起来巩固了对公民生活的归宿感。”诺里斯和英高赫总结认为，数据支持这样一个理论，该理论可以解释面对世俗主义时的宗教耐性：“这一模式确证了社会资本理论的主张，源自定期上教堂的社会网络和个人交流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仅在宗教相关的组织内部促进了行动热情，而且在更一般意义上增强了社区联系。”[43]

综合所有这些研究和他们的混杂的发现，我假设在宗教性较弱的民主国家，是世俗机构产生的社会资本带来了社会健康。在美国，宗教社会资本带来了慈善捐赠的慷慨，但当面临诸如凶杀、性疾病传播、堕胎和青少年怀孕这些社会弊病时，宗教社会资本相对而言做得不太好。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1）这些问题纯粹有其他原因；（2）世俗社会资本对解决这些问题效果更好。弗兰克·萨洛韦在回答我对这些研究的询问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影响如下：生活在恶劣处境——疾病、战争、犯罪肆虐、普遍缺乏安全感——中的人求助于宗教。关于这种关系，糟糕的健康和危险的生存状态都会导致宗教信仰，反之则不成立。”萨洛韦认为，因果关系不是“宗教导致糟糕的健康”，而是“糟糕的健康导致宗教”以及“良好的健康促进自由主义。”[44]

总而言之，我的结论是宗教对一个国家的总体福利贡献不大。宗教并没有像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他的《上帝并不伟大》[45]一书中的著名总结那样“败坏一切”，但认为不需要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却是足够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