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道德的“胖子”和引起争议的“小男孩”

在所有这些对核武器的未来使用的道德沉思之外，对于仅有的两颗曾经投掷在城市上空的原子弹——毁灭了广岛的“小男孩”，吞噬了长崎的“胖子”——也存在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主要的批评家们主张两颗原子弹中的任何一颗对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是必需的，因此使用它们是不道德的、非法的，甚至犯下了反人类罪。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在1946年发表了一份声明，“身为美国基督徒，我们为原子弹的不负责任的使用深深忏悔。我们一致同意，不论一个人对这场战争在原则上的判断是什么，广岛和长崎的惊人爆炸在道德上是无法辩护的。”[48]1967年，语言学家和异见政论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称这两场爆炸为“史上最难以言表的罪恶”。[49]

最近，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尔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写了一本在其他方面深具洞察力的有关种族灭绝历史的书《比战争更罪恶》，他在分析伊始就称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为“大屠杀凶手”，因为当他下命令使用原子武器时，就是在“选择扼杀近300000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性命。”戈尔德哈根进一步主张，“很难想象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会认为杀戮毫无威胁的日本人不是大屠杀。”[50]戈尔德哈根在道德上把杜鲁门与希特勒等量齐观，是用绝对化思维作茧自缚，阻碍了人们分辨种族屠杀的不同类型、水平和动机（尽管对其他的大规模杀戮他这么做了。） 如果“种族灭绝”的定义足够宽泛，如戈尔德哈根将其等价于“大屠杀”（但未准确定义大屠杀的含义），那么几乎所有的杀害大量人群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种族灭绝，因为只有两种范畴——大屠杀和非大屠杀。连续性思维的优点可以让我们按照滑动的量表区分各种大规模杀戮（有学者将种族灭绝定义为武装民族对未武装民族的单方面屠杀），区分它们的内容（国家战争、内战还是“种族清洗”），动机（结束战事或灭绝人口）和数量（数百到数百万）。1946年波兰法学家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发明了种族灭绝一词，并将其定义为“灭绝民族、宗教或者种族群体的阴谋。”[51]同一年，联合国大会定义种族灭绝为“对整个人类群体生存权的剥夺。”[52]最近，极受尊重的哲学家斯蒂文·卡茨（Steven Katz）定义种族灭绝为“不论以何种方式成功执行，实现了谋杀整个国家、民族、种族、宗教、政治、社会、性别或经济群体的意图。”[53]

根据这些定义，投放胖子和小男孩都不是种族灭绝行为，杜鲁门和其他人的不同在于行为的内容和动机，这一点在戈尔德哈根著作的副标题中体现得很明显：种族灭绝、彻底清除和对人类的持续攻击。在对目标人群的种族灭绝行动中，希特勒把彻底清除整个群体作为他们的目标。只有当每一目标人群的最后一人都被消灭时杀戮才会停止（或者是杀戮者被阻止或击败了）。杜鲁门投放原子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不是彻底清除日本人。如果彻底清除作为目标，那么美国为什么在战后领导了重建日本和西德的马歇尔计划，以至于不到20年两国就成长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54]这看起来恰恰是与彻底清除计划相反的。

至于投放原子弹本身的道德性，根据本书对道德的定义——有感觉的存在者的生存和繁荣——那么胖子和小男孩不仅结束了战争，终结了杀戮，而且还拯救了生命，也许是数百万的生命，包括日本人和美国人。我父亲可能就是这样一位幸存者。“二战”期间，他在雷恩号（USS Wren）驱逐舰服役，雷恩号的任务是为航母和其他大型战舰护航，应对日本潜艇的危险，尤其重要的是击落神风特工队的飞机。当庞大舰队为了计划中的对日本本土的攻击劈波斩浪驶向日本时，他是舰队中的一员。他告诉我，舰上的每个人都在担心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他们已经听说攻占日本人盘踞的两个小岛——硫磺岛和冲绳岛——导致了骇人的屠杀。在持续36天的硫黄岛战役中，美军伤亡约26000人，其中死亡6281人。日本人为了守卫这个离日本本土700英里的火山岩小岛凶猛到什么地步？ 22060名日军士兵奉命战斗到死，其中仅有216人在战场上被俘。[55]随后的冲绳岛战役离日本本土仅有340英里，战争进行得更加残酷野蛮，死亡数据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40931人，其中日军士兵77166人，美军士兵14009人，外加149193名生活在岛上的日本平民，他们不愿被俘，要么死于战斗要么死于自杀。[56]一点不奇怪，正如我的父亲告诉我的，投下原子弹对于全体船员来说是一种情感上的解脱。[57]据估计为了保卫岛国，有2300000日军士兵和28000000日本民兵准备战斗到死，[58]所有人都很清楚攻占日本本土将会意味着什么。

杜鲁门的顾问们从这些冰冷无情的事实出发，估计会有250000至1000000美国人在攻占日本的战斗中牺牲。[59]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估计日本和美国的死亡比会达到22∶1，换言之至少会有5500000日本人死亡。[60]相比之下（尽管听起来很冷酷），两颗原子弹一共造成200000至300000人（广岛死亡90000至166000人，长崎死亡60000至80000人[61]）死亡是合算的。不管怎样，如果杜鲁门没有下命令投放原子弹，柯蒂斯·勒迈（Curtis LeMay）将军的B-29轰炸机群将会在攻占之前进一步把东京和其他日本城市夷为废墟；考虑到早期的狂轰滥炸已经造成了广岛水平的死亡率，再加上在日本投降之前被摧毁的城市可能会不止两座，常规轰炸导致的死亡人数将会和两颗原子弹一样高，如果不是更高的话。例如，小男孩是16000吨TNT当量。作为对照，美军战略轰炸调查估计，这威力相当于220架一共携带了1200吨燃烧弹、400吨高爆炸弹和500吨碎片杀伤炸弹的B-29轰炸机，造成的伤亡也相当。[62]事实上，1945年3月9日到10日是夜间，279架B-29轰炸机在东京投放了1665吨炸弹，使得15.8平方公里夷为平地，杀死了88000人，伤41000人，另有100万人无家可归。[63]

因此，投放原子弹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选择中危害最小的。尽管我们不愿意称之为道德行为，但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挽救的生命为标准这样的行动是不道德的。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承认杀死几十万人仍然是巨大的生命损失，而且爆炸以后很久，辐射的无形杀伤犹在，这个事实应该告诫我们，永远不要再使用这样的武器。参照罪恶的滑动量表，以在人类史上最邪恶的战争之一——其中发生了毁灭性罕有其匹的对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为背景，它不是，乔姆斯基所说的，历史上最难以言表的罪恶——甚至连接近都称不上——但它是人类编年史上永远不能忘记的事件，也但愿永远不要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