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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辽阳和岭北驿站的管理制度与交通工具

时间:2022-03-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蒙元汗国和元朝的驿站(站赤)管理制度比较完备,对巩固元朝的统治、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驿站马匹病死或损伤,亦概由站户赔偿。这是在古代“快驿”制度基础上,东北亚和中国东北古代交通管理中最早明确定制里程的快递驿传制度,它一直传续至明清。
元代辽阳和岭北驿站的管理制度与交通工具_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

蒙元汗国和元朝的驿站(站赤)管理制度比较完备,对巩固元朝的统治、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驿站,在中央初归诸路“都统领使司”管辖汉站,后改归“通政院”管辖蒙古、汉人水陆城站。后来通政院一度罢废,又改为兵部管辖。后不久又恢复了通政院,但只管辖达达站。到延祐七年(1320)又兼领汉人站赤。元代地方行政机构,除中书省腹里外,一般由路、领州、县三级管理驿站,后又改为由各路总管直接管辖站赤,不许州县官过问。最后又两次恢复、两次取消了州县官管理驿站之权。元季管理驿站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屡次变更的原因,不外乎是因为内外情势所由,为了加强管理、改革弊端。

元代驿站(站赤)总的分陆路和水路两种。陆路一般用车马传递,故亦称“马站”。陆站中亦有少数用牛、驴、骡等传递者,称“牛站”、“驴站”、“骡站”。在黑龙江下游还有用狗传递者,称为“狗站”。每站间的距离,平均为七八十里至一百里之间。辽阳行省所辖陆站,总计120处,其中陆站105处,马6515匹,车2621辆,牛5259头,平均每站有马62匹,车25辆,牛50头。狗站15处,站户300,狗3000只。狗站平均每站有站户20,狗200只。在北边的“水达达”地区,每“万户内,拔一十五户”设站。每站置有“驿令”或“提领”与“脱脱禾孙”管理驿站事务。驿令或提领为驿站的主职官员,“脱脱禾孙”是蒙古语,为驿站的监察官员,检查来往使臣官员所带牌符、使命的真伪,维持站务和地方秩序。至元九年规定,“无脱脱禾孙之处,令总管府验之”。各驿站除设官员管理外,还有为驿站服务的站户。每站都有一定数量的站户,由民户服役。按规定站户领种一定数量的土地,每户限田四顷,免岁赋。其收入除自给外,还担负着来往使臣、官员的食宿费用和喂养马匹的繁重劳务。驿站马匹病死或损伤,亦概由站户赔偿。后来来往使臣官员索扰频繁,如强要铺马,对食宿经常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这些额外盘剥也由站户负担。由于站户负担过重,至元末逃亡日多。所以在元、明之际,辽阳、岭北行省站赤,特别是地处北边驿道多有弛废。

元朝统治者为了保持驿道的畅通,对驿道的管理非常重视。如有损坏及时修整,地方官对驿道保护不善影响驿传工作者要受处罚。为了加固道路,竖立标志,以防驿传者昼夜不致迷路,要求在驿道两旁植树、竖标,以示引导。

从蒙元时期开始驿传制度,来往使臣、军吏官员使用驿传者必须持有牌符。这一制度早在太祖成吉思汗时已施行。如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记载,“道徒以驰驿故,告给牌符”[41]。使臣无牌符而给驿马者,驿官及元差官皆处罪;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若系紧急军事情况或向朝廷进贡者,虽无牌面文字也要给驿马。元朝的牌符有金虎符、金符、银符、海青符、圆符、驿券等,不同的牌符表示职位权力的大小、官员品位的高低。金虎符又称虎头金牌,只有第一等贵臣和在战争中立有特大功勋者才能佩带。金符、银符又称金、银牌,只有使臣、中下军官才能佩带,民官亦有佩带者,但为数甚少。海青符又名海青牌,有金、银、铁三种,只有在发生紧急军事情况时才能佩带。圆符也有金、银两种,也是用于紧急军事情况时佩有。驿券是用纸做的多,多是下级官吏乘驿传时使用的证件。各个驿站根据牌符所示官品的高低、权力的大小,按规定提供不同的乘传和食宿标准。如官品高的给的马匹多,低的给的少。官品高的,给以酒食,随从只给吃的,而不供给酒。元朝官员贵族有的不遵守规定的制度,常提出苛刻的要求,多索酒食,多要乘马,对驿站骚扰频繁,使站户不堪重负,故中后期站户破产、逃亡者日多。

元代与驿站相辅而行的也有“急递铺”。这是专为传递朝廷和地方州郡的军政紧急文书而设置的。什么文书由急递铺递送,都有明确的规定,除规定者外,其余官府文书不得由急递铺传送。前引《经世大典》记载,“大德十年五月十八日,奏准圣旨,非军情钱粮急务必合乘驿者,其余勿得滥给,呈奉省准,钦依施行”。在所设各急递铺驿站之间,每隔十里、十五里,最多至三十里,便有急递铺站。急递铺设铺兵五人,十铺设一邮长,京师设总急递铺提领所。如在《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中收录的《经世大典·站赤》中记有,“世祖时女直(真)哈里宾(哈尔芬)、水达达等处,每年进送鹰鹞给驿”。这应是继承辽金时代的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鹰路”交通传统。至元二十四年(1287),东北边州遭到乃颜叛乱后,大部分站赤驿路废弛。如上平定乃颜叛乱后,在辽阳行省至元大德十五年(1311)五月十八日奉准“军情钱粮急务者,可乘驿传递”。这种驿卒传递紧急文书时,需将文书放在绢囊中,再以木板外包漆绢,以防雨雪,传递文书如有磨损,铺兵和有关官员要受处分。驿卒带文书夹,腰系皮带,带上系铜铃,手持防身武器,乘马急驰。夜晚则持火炬以行,行路人闻铃声即远远躲避,下一站听到铃声,便备马等候,待驿卒将文书交接完毕,便继续前行。急递铺的铺兵(驿卒)规定一昼夜急行四百里,换马而不歇人。这是在古代“快驿”制度基础上,东北亚和中国东北古代交通管理中最早明确定制里程的快递驿传制度,它一直传续至明清。

由于元朝疆域辽阔,中央与地方的行省联系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对驿站的设立和管理成为元朝的一项非常重视的政务。在以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为中心的东北亚腹地和边州,南有“辽东宣慰司”,北有“征东元帅府”,西有“和林宣慰司”,东有“东宁路”,分别统辖各路驿站事务。其中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站赤120处;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和、林宣慰司统辖站赤119处,并辅以辽阳和岭北屯田。终元一代,在广阔的元代北疆,驿站普遍设立,虽然给广大站户带来了繁重的负担,但它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使辽阔的元朝版图内驿路与站赤能指臂自如,并为明清两代的东北亚交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注释】

[1]《明一统志》卷二十五《辽东都指挥使司·古迹》“开元城条”。

[2]《永乐大典》第十八函第一七四至一七五本卷一九四二〇至一九四二三、一九四二六“站赤”,中华书局影印本。

[3]《元史》卷一百零一《兵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583页。

[4]《元史》卷一百零一《兵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583页。

[5]《经世大典·站赤·总序》(引据上《永乐大典》影印本。以下凡本章引《析津志》等均据此本)。

[6]《开平纪行》和《岭北纪行》二书的原文,多引据《姚丛吾先生全集》第七册(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和贾敬颜先生《五代宋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录文,文内不再逐一加详注。

[7]《辽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514页。

[8]《马可·波罗游记》,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85页。

[9]详王国维:《金界壕考》,《燕京学报》第一期,1927年。

[10]《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11]《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12]《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13]李吉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14]《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防边城”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50页。

[15]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

[16]详承德地区文化局辽驿调查组:《辽中京至南京口外驿道调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

[17]《热河志》卷六十引《元一统志》云:“高州南至大定县,西至松山州。”

[18]《元史》卷一百五十《石抹也先传》:“命从太师,国王木华黎取东京。师过临潢,次高州。”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541页。可知从高州到临潢府有一条古道。此道与“上都”西北去“和林”东、西并行。

[19]《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至一九四二六引《析津志》“辽阳行省站赤”条。

[20]详王绵厚:《跋三方元代官印》,《辽宁文物》1982年第2期。

[21]《辽东志》卷一“开原山川”条。

[22]《全辽志》卷四《故迹志》“开原山川”条。

[23]《明实录》“成化十七年六月”条。

[24]崔玉宽、孙力:《凤城县出土“两方金、元铜官印”》,《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2期。在凤城县刘家河乡卫国村薛礼站南2.5公里的大山里发现一方元代八思巴文“斜列站印”。

[25]中央民族学院编写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 第212—213页。

[26]刘振和:《关于元代昔(失)宝赤万户府的初步考证》,《黑河学刊》第3期。

[27]《大清一统志》卷四十八“黑龙江”条。

[28]《元史》卷一百一十九《博儿术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947—2948页。

[29]《元史》卷一百三十五《口儿吉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278页。

[30]详张泰湘、程道宏:《从“祥州站印”的出土看古代松嫩平原通往呼伦贝尔草原的交通线》,《学习与探索》1984年4期。

[31]《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分册》(下)“甘珠花古城”,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页。

[32]背刻“贞祐三年造、金字号”的“行军万户所印”,见王绵厚、郭守信:《辽海印信图录》,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33]详王绵厚:《寻迹觅史话“开原”》,《理论与实践》1980年9月号。

[34]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鲁国公札剌尔公神道碑》。

[35](元)陶宗仪《辍耕录》卷八“狗站”条。

[36]《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站赤三》,至元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元史》卷十五《元世祖本纪》、《蒙兀儿史记》、《忽必烈可汗本纪》,立咸平至聂延十五驿。

[37]《永乐大典》十八函卷一九四二三;《经世大典·站赤八》。

[38]《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3页。

[39]《永乐大典》十八函卷一九四二三;《经典大典·站赤八》。

[40]《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东宁路”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398页。

[41]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下,中华书局本1981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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