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支撑点在哪里

2011年10月13日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引起了不少人的道德沉思和忧伤。那天下午，两岁小女孩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和碾压。两名路人先后路过，均对倒地的悦悦不理睬，接着悦悦被一辆车再次碾压。之后5分钟往来的十余个路人无一伸出援手，直到一位拾荒阿姨救起悦悦。对于小悦悦的悲剧，我们需要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那么多的过路人对躺在地上的小悦悦熟视无睹?有人说这是道德冷漠，有人说这是道德麻木，有人说这是道德滑坡。在我国当今社会生活中，不少人对公民道德水平和社会道德风气持悲观态度，抱怨道德底线的失守和道德信仰的垮塌，也开始反思其背后的根源。再看看发生在各地的各种版本的“彭宇案”，更使人不自觉地陷入道德形而上学的反思。“彭宇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强大的社会反响，就是因为它触及了道德的根本价值的基础问题，触及了“人为什么要讲道德”这个伦理学的根本问题。遇见老年人跌倒将其搀扶起来、送往医院本是见义勇为之举，而见义勇为者不仅没有得到受益人和社会的认可和奖赏，反而遭到惩罚。一旦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即使是被炒作的结果)，必然给人们的道德热情泼上冷水，给人们带来沉重的道德困惑:为什么还要去搀扶?为什么还要去救人?扶还是不扶?在一个拥有几千年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的国度里竟然成了问题。北京大学副校长出面表示，北京大学将为扶跌倒老人的学生撑腰，以激励学生的传统美德和道德热情，网上因此兴起了“撑腰体”。无论是“小悦悦事件”还是“彭宇案”，都使我们思考:道德的支撑点在哪里?道德的动力在哪里?道德的价值基础是什么?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关于道德信仰问题的思考。

一、信仰扭曲:腐化堕落的重要根源

道德信仰是人类信仰的基本形式之一。与道德信仰密切相关的还有政治信仰、社会信仰、人生信仰、宗教信仰。当今社会一个很令人忧虑的问题是，一些共产党员乃至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宗教、信封建迷信，从而导致了道德价值观的扭曲和生活的腐化堕落。试看几个来自现实生活的与信仰有关的案例:

赤峰市原市长徐某某堕落后，试图依靠神灵“保佑”获得心理上的“安慰”。他家中常年供奉“神龛”，烧香拜佛，每次收到钱款，都要在“神龛”下面放一段时间，以求保佑。他家隐匿赃物的箱包也极有“讲究”，四角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以求“四平八稳”。

丛某某为求仕途升迁，求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住持说他有三步高升，一是当省长，二是当省委书记，三是升到国务院，他就信以为真。他不仅烧香拜佛，皈依了佛门并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供佛、念佛、烧香、拜佛，还大肆索贿，为寺庙捐款，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在车上印着“河北三宝弟子妙全供养”;为满足个人私欲，他向6名私营企业主索要1700余万元巨款;为方便与“女大仙”(吉林德惠农村一个跳大神的)幽会，专门在北京购置了房产。

湖南省双峰县法院一法警不慎从该院4楼跌落身亡，法院党组于是集体讨论决定，请“法师”到法院大楼“驱鬼祛邪”，一时间法院大楼内锣鼓震天、灵符飞舞，“法师”从办公室到法庭，从食堂车库到领导住宅，一间不漏地“作法”。

山西交口县主要领导数年未升迁，认为是县委大院“风水”不好，便找人看“风水”。数年前的某天夜深人静时，县委大院灯火齐明，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地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虔诚地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

一些官员购买风水宝地，大建个人“陵园”，幻想传承后代，流芳百世，光宗耀祖。如原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冯某某历时近3年修建一座占地400多平方米，刻写“官爵至五品”等碑文的豪华“活墓”。黔江石柱县领导干部在县城周围建造600多座大墓、豪华墓。其目的都是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程萍博士进行过一次名为“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4种迷信现象的情况，并对“预测”的灾难有恐惧心理，至少是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相信“相面”的县处级官员的比例，甚至高于老百姓。《求是》杂志对此评论:“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值得高度注意。”

来自杭州的风水师袁敬斋对记者说:“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的风水师为他规划。”他在杭州开设的“敬斋堂”，主要的业务就是风水咨询。记者了解到，聘请专职风水师的礼金，市场价为每年10万元～20万元不等，有些风水师的身价甚至超过100万元。

通过以上案例，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精神空虚，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

曾经读到过这样一段话:“小时候把一次吃上30个包子当做人生理想时，我会感到很幸福;当月收入5000元之后，我仍然感觉不到快乐;当事业、爱情、家庭、金钱什么都不缺的时候，我经常感到还缺一样东西——饥饿感。”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理解，这个人的“饥饿感”已进入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境界，但是他却精神空虚，没有了理想和信仰，迷失了人生的前进方向。这种现象，在我们一些党员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一个党员失去了精神支柱，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什么活着都不清楚，生命只能是空虚、没有积极意义、毫无价值的。

(2)腐败官员的“精神寄托”:信鬼神

“不问苍生问鬼神”，在笃信风水并以风水因素和个人意志左右公共建筑生长模式的官员中也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也许升迁无资格，敛财无胆量，但他们的信仰已经失落，心中不再有对真理和人民的敬畏，也不再满怀为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的崇高追求。这些官员心灵无处安顿、精神无所寄托，对于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应当如何行使缺少使命感。一些风水界“从业人士”乘虚而入，成为这些官员的决策“导师”。

(3)道德堕落的一个根本性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正确的政治信仰、人生信仰和道德信仰

这些权重一方的官员们，缘何不信苍生信鬼神?有学者指出，腐败和迷信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有了腐败才会滋生迷信。理想信仰缺失，官员就开始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国家利益奋斗，然后便出现了腐败行为。同时，官员也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理亏，希望能得到神灵的保佑，这就是现今官员崇尚迷信的原因。

(4)确立正确的信仰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保障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谈及苏共解体时说，苏共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腐败，而腐败又始于信仰动摇。政治信仰危机使一些领导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异和扭曲，他们不再信奉马克思主义，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变成了“最彻底的现实主义和享乐主义者”，“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利就图”，“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李某曾说:“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

二、信仰坚定:无私奉献的精神源头

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是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方志敏一生追求真理，百折不回，他对共产主义信念无比坚定，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1924年，方志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共产党，但共产党终究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坚定的理想信念，使方志敏不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下，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危难关头，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对革命前途产生动摇。方志敏不踌躇、不动摇、不退却。他坚信，这次的失败，只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的高潮，必然很快到来。即使身陷囹圄，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他都坚定地写道:“我们活着不能与草木同腐，不能醉生梦死，枉度人生，要有所作为!”“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窝似的住所!”“我能舍弃一切，但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虽然不能实际地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祷祝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做是我的精神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义凛然，“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在方志敏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强的党性、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情操。

焦裕禄受命担任兰考县委书记后，他首先意识到的不是自己有多大的权力、多高的地位，而是人民的嘱托和责任。通过调查，他了解到兰考县因为贫穷，很多农民外出逃荒，为了让领导班子深入体验人民的疾苦，他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召集县委委员开会。他首先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开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拥挤在候车室里……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对同志们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焦裕禄同志经常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群众中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说，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啊!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从焦裕禄同志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他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原兰封县委初建时买的，有不少地方还是破损的。当时有人劝焦裕禄同志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且修了修，照样使用。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一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潢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焦裕禄同志严肃地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2009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看望焦裕禄同志的子女和亲属时感慨地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焦裕禄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想的仍然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风范。焦裕禄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是什么力量使方志敏、夏明翰、焦裕禄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有如此崇高的道德品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呢?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正是这些坚定的信仰、信念、理想成为崇高的道德品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的源头，伟大的信仰、信念、理想是伟大的道德人格的有力支撑。现在，有些党员干部，为官不是为人民办实事，而是一心想着升官发财，于己有利的事抢着干，于己无利的事推给别人干;有些人心里只想自己的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唯独没有人民群众;有些地方、有些单位铺张浪费，县委县政府、区政府乃至乡政府盖得富丽堂皇，有的甚至像白宫。有些党员干部追求坐名牌车、穿名牌衣，灯红酒绿、花天酒地，挥霍公款动辄千金。究其根源，缺乏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理想是根本原因之一。信仰危机已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道德问题的解决在其精神源头上要从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信仰抓起，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基础。

邓小平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1]有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全党和全国人民就有了团结一致的思想基础。这也是国民精神的核心内容。邓小平指出:“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2]他还说:“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3]在改革开放中拒腐防变的根本问题就是教育人民，尤其是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牢固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人们就会义无反顾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为人民的利益献身，就能够清除腐败产生的根源。

三、德福背离:难以抹去的“彭宇案”阴影

2006年11月20日，彭宇在南京市某公共汽车站好心扶一名跌倒在地的老人起来，并送其去医院检查。不想，受伤的徐老太太及家人得知徐老太太胫骨骨折，要花费数万元医药费时，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其承担数万元医疗费。被拒绝后，老人向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起诉，要求彭宇赔偿各项损失13万多元。

2008年1月22日，江苏扬州一位73岁的老太太在菜场大门口摔了一跤，一小伙见状赶紧上前搀扶，一旁其友称“如果老太说是你撞的就麻烦了”，听罢此话小伙松手跑掉，老太太再次摔倒，本来较轻的腿伤变严重了。

2009年2月22日上午，南京市一名75岁的老汉在一公交站台下车时，一头从公交车后门跌倒在地，爬不起来，跟在身后的乘客都不敢上前救他，老汉大喊:“是我自己跌倒的，你们不用担心。”听了这话，众乘客才上前帮他。

2008年1月18日，江苏连云港一位94岁的老太太在买菜途中滑倒在雪地上，但一直无人相救。

2009年6月2日，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市民广场，一位七旬老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动弹不得，可是20分钟内，周围围了一圈人却没人伸出援手。

且看一位网友的评论:如果没有“彭宇案”以及各种各样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事实，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还是“性本善”的，至少他们不会对一个老人的跌倒犹豫不决、袖手旁观。但这些年来，不仅有不少受助者“恩将仇报”，甚至连代表公平正义的法律也会让英雄伤心，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把“明哲保身”当成了避祸之道。

在我国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中，要取得真正广泛而深刻的效果，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宣传和口头教化上，建立和完善一个德福统一、赏善罚恶的社会环境和体制势在必行。有善不赏，君子必稀;有恶不惩，小人必猖。有善不赏、有恶不惩甚至赏罚错位(该赏的反而罚，该罚的反而赏)，是社会最突出的不公正现象，最易引起民愤，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在现实道德生活中，“由于‘老实人’吃亏等现象普遍发生，导致了许多人变得异常‘成熟’起来、‘聪明’起来，变得不那么老实’了。久而久之，社会上的‘老实人’减少，奉献精神减弱，道德水平下降。这些都与社会环境有关，与社会行为的引导机制有关。”“假如一个人付出了正义、诚实、守信的道德行为后，换来的是吃大亏、被人称为‘傻子’的结果，而别人在付出欺骗、狡诈等非道德行为后，换来的却是巨额的经济利益、令人羡慕的荣华富贵和让人尊敬的荣誉，那么社会制度就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结果，道德主体在下次行动前就会重新考虑‘道德投资’的多少和方向。”^[4]这种现象极易导致道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下降，引发道德信仰危机。正如我国当代学者徐友渔所指出的:“我认为，我们的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有人曾经行恶而不忏悔;那些行恶的人不但得逞于一时，而且显然一直过得比受害者、比老实本分的人好得多。几千年来，中国善良的小老百姓的道德支撑点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这一条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不灵了。那该怎么办?”^[5]

四、道德信仰:构建和谐社会的强烈呼唤

正如许多现代思想家所忧虑的，无论工业化给我们带来了多么灿烂的物质成果，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所渴望的幸福。工业化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们在建构物质家园的同时，却失去了精神家园。“可怕的是，精神的问题不仅没有因为物质的丰富迎刃而解，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顿，心灵的空虚与物质丰富成正比。其中一个明显的佐证就是，道德信仰危机几乎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均普遍出现，人们对既有的道德信仰体系产生了怀疑、动摇。”^[6]对我国当前的道德状况，学界评判不一，有“滑坡论”、“爬坡论”、“代价论”的纷争;关于我国当前是否出现道德信仰危机，同样是见仁见智。不管存在多大的分歧，以下现象当是人们所共识的: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尽管不能说道德信仰危机在全社会普遍存在，但道德信仰危机曾在并正在一些人身上发生，是毋庸置疑的。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首先，道德信仰危机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道德所调节的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实质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7]恩格斯也曾说:“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8]道德就是调节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态度，它表明“应该”如何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个“应该”就是人们所认定的“合理”和“正义”，它分配了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预制了理想的社会关系与基本秩序。能够按照“应该”标准做人做事的人被认为是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的人，能够贯彻和体现这些“合理”和“正义”的社会就被认为是公平的正义的社会。而一旦人们为了个人的私利而置道德于不顾，一旦在一些人身上出现道德信仰危机，就必然会危害人们之间正常的、合理的权利义务关系，影响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和谐关系，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

其次，道德信仰危机影响了社会安定和团结。在社会生活中，共同的信仰、道德信仰使一个整体的成员走到了一起，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共同奋斗。在共同奋斗中，成员们团结在一起，凝聚在一起。心理学研究表明，共同的目标会产生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真正维系整个群体的纽带，没有这种认同感就不能形成坚强的群体。信仰使群体成员变得十分接近，产生具有共同奋斗目标的凝聚力。因此，“信仰的作用从理论的高度可以概括为‘凝聚力’三个字。正是这种凝聚力规约着人们的选择，使人们在多元的人生道路面前毫不犹豫地走向正确之路，而且确信这种选择是最佳选择。而这一点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9]。一旦发生了道德信仰危机，就必然破坏人们之间的内聚力和凝聚力，破坏人们之间的团结，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最后，道德信仰危机败坏了社会风尚和秩序。在道德信仰危机的发生过程中，人们的道德情感逐渐淡化、消失甚至走向反面。人们对原来道德价值系统的崇敬感、神圣感没有了，感到困惑、迷茫、彷徨、焦虑。人们不再满腔热情地称赞道德行为，不再仰慕道德人格的崇高，也不再疾恶如仇地去揭露、谴责坏人坏事并与之展开斗争，而是置若罔闻、避而远之。自己做了有违道德之事，不是感到内疚、羞愧和自我谴责，而是只要不被发现和制裁就暗自庆幸。这些道德情感麻木、困惑、缺失的具体表现，严重败坏了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伦理秩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道德问题，创造一个具有良好伦理秩序和道德氛围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重要手段和途径。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道德层面上来说就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是一个和睦友爱的社会。“我们深知，这么一个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实现不能仅凭法律的外在力量，而根本上应该借助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即道德信仰。道德信仰通过其固有的内在机制，激发国民道德需要，培养国民道德情感，为国民创造道德利益等，使国民高度自觉、完全自律地内化着优良的道德规范，使社会制度体现伦理性和公正性，并且引导国民崇尚价值，崇尚人性。这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凸显着一个和睦友爱的社会。”^[10]

无论是人们的社会公共生活、职业活动和婚姻家庭生活领域，还是人们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宗教活动等领域，无不渗透着道德。道德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和法律规范、政治规范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由国家政权制定的，也不是依靠国家政权强制推行的，道德规范的形成往往是人们之间的约定俗成，道德价值观的形成往往带有鲜明的自发性，道德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是传统习惯、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其中，道德信念的形成是个体道德价值观成熟的标志，也是道德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在人们的各种道德信念中，处于核心地位并能把其他道德信念整合在一起的，是人们的道德信仰。道德信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道德信仰是提升公民道德自觉性的原动力。信仰是人的最基本、最深刻的精神活动，体现着人对价值理想的建构或最高价值的承诺，维系着人对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的寻觅，因而它在根本上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活动。道德信仰是信仰的一种基本形式，它体现着一种道德体系的最高价值理想或最高的人格境界，整合着各种道德规范和各种道德行为选择，而且为这种道德体系提供一种依据或支撑(不论是来自超验的或是来自经验的)，回答“人为什么要有这种道德”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说，信仰危机会使人的精神陷入空虚、迷茫、彷徨无依、漂泊无家的凄凉荒漠，会为传统宗教的复兴、邪教和迷信流行提供肥沃的土壤和可乘之机，那么，道德信仰的危机则必将给人们的道德生活带来混乱、迷茫，使人们对建立在该道德信仰基础上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产生怀疑、动摇乃至放弃，使道德丧失存在的最终理由和精神支柱，神圣和崇高就会遭到冷落乃至鄙弃。

道德信仰是道德得以贯彻和实现的精神支柱和恒久动力。任何自觉的系统的道德观都带有人生观、社会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性质和意义，任何系统的人生观、社会历史观和世界观都包含着人的道德观。这种自觉的系统的道德观已经包含有道德信仰的因素。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要将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与人生观、世界观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才能树立起良好的道德观。只有树立起良好的道德观，才能使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道德信仰对公民价值交往和行为选择具有整合功能。道德信仰的价值整合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个体身上，它表现为一个完整的道德人格，是对人在道德上的各种主观因素的整合;另一方面，在群体和社会中，共同的道德信仰可以作为巨大的凝聚力或内聚力，把群体和社会成员团结在为共同理想的奋斗中。有了共同的道德信仰，就具有了共同的道德理想，就有了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共同的善恶评价标准，就可以使人们在行动上向着共同的善的方向努力奋斗。共同的道德信仰把大家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道德信仰是一种精神纽带，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文化上的凝聚力。在这个意义上，它作为人们的社会理想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团体、一个阶级或阶层、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成员团结起来的精神基础、精神动力。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4]莫非平:《论道德权威》，载《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5]徐友渔:《我们的道义支撑点在哪里?》，载《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

[6]杨桦:《时代呼唤道德信仰和道德情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9]胡河宁:《走出信仰的低谷》，载《道德与文明》1999年第4期。

[10]陈云:《道德信仰及其内在机制探微》，载《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