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人类历史是多元发生的，这种多样性的种子一开始就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把所有的原始社会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2）亚细亚生产方式分为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两个阶段。原生形态是人类历史普遍经历的与定居的农业相联系的第一种生产方式，而次生形态则是东方社会所经历的独特生产方式，它既不同于奴隶制，也不同于农奴制。
（3）把西方模式强加于东方，或把东方模式强加于西方都是错误的，只有从各自的历史环境、各民族的历史遭遇，才能理解各民族独特的历史道路，他们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民族性格。
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对历史过程简单化、教条化理解，提出了如下发人深省的批评：“他一定要我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他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一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的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就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52]。
1881年3月，为了回答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提出的东方社会历史命运问题，马克思回信极其慎重，共草拟了三个草稿，一个正稿。在这四稿中，马克思有一个观点强调了四次，那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的运动，即对“农民的剥夺”运动，目前正在西欧展开，“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其实质在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把局部地区的结论随意当作普遍结论，不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关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理论被片面地强化为普遍的历史规律，即不管任何民族，都必然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阶段，这样就使马克思这一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变成了教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拼命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商品、交换、货币、资本，试图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无不与这种观点有关。
五种生产方式具有内在的递进关系，这是事实，历史上许多民族就是这样演进的，但是并不是任何一个民族，不管内外环境都必然要经历同一过程，相反，由于内外环境不同，它可能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来。历史上，日耳曼人的蛮族部落在征服罗马之后，没有经过完整的奴隶社会而进入西欧封建社会；蒙古人、西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也走着类似的道路；美国没有经历典型的封建社会就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日本、俄国没有经历典型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就进入封建军事帝国主义；俄国、前南斯拉夫、中国等一大批国家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由于国与国之间交往，由于各民族独特的历史遭遇，各民族民族自决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国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他国家的发展”的道理，也是中国必须改革开放的原因。
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更多的是体现在马克思所揭示的三大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即任何民族，不管多么特殊，都必然要经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以及以未来某种经济为基础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市场经济是任何民族都不能逾越的历史阶段。与第一大社会形态相对应的是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与第二大社会形态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以及目前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1857年，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时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象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作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53]这就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从三大社会形态演进的高度，提出了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多样性，它反过来证明了前资本主义各种生产方式是可以直接走向资本主义的。由于社会主义也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因此，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可以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前提是必须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高于资本主义，但是真正能否战胜资本主义，还必须靠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靠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和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指导我们历史演进的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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