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博弈的生物学研究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反应者宁愿牺牲个人利益也要拒绝不公平的提议，即表现出利他性惩罚行为（altruistic punishment）。这一看似非理性的决策导致了个体利益的损失，但可能有着进化学上的依据。例如，达尔文认为，组间的竞争、自然选择的压力导致了组内的合作。“毫无疑问，一个部落中包括许多成员……其中有一些总是准备着帮助他人，并且牺牲自己，为了部落共同的利益——在与其他部落的竞争中胜出；这就是自然选择（Darw in，1904）。”合作行为的进化学研究表明，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不论种族内或是种族间，都大量存在着利他行为。偶尔邂逅的陌生人可以牺牲部分自身利益以成全对方的利益，或牺牲自身利益以惩罚对方的不合作行为，这种亲社会行为出于一种间接互惠（indirect reciprocity）的机制，虽然在可见的未来里不一定会给个体带来收益，但有利于建立个人信誉（reputation）和促进群组内的合作行为（Nowak，2006），在长期内是有益处的。直到Wallace等（2007）双生子研究的发表，人们才意识到，非理性决策行为的进化学起源并不仅仅是个假设。

Wallace等（2007）的研究依托于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瑞典双生子登记中心。该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双生子登记处^[1]。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邀请到658名同性双生子被试，他们出生于1960—1985年，其中包括71对单卵双生子和258对异卵双生子。首先，所有的被试均作为提议者，提出在自己与一个随机选择的匿名人之间的分配方案，总额为100SEK（约合＄15）。然后，被试作为反应者，与另一名匿名的提议者配对，在知道真实的提议前，针对每一种分配方案均给出接受或拒绝的决定。然后，计算出被试的最小可接受量。结果发现，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最小可接收量没有显著差异，均值为32.68。分别计算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在最小可接收量上的相关性，发现前者的Spearman相关系数达0.39，而后者的相关系数仅为－0.04，两组之间有显著差异，表明了在最后通牒博弈的反应者行为上有着遗传效应。研究者采用标准预先模型以期分解附加遗传效应、共享环境效应和非共享环境效应。最佳拟合模型显示，附加遗传效应可以解释42%的变异。共享环境的参数估计是0，置信区间上限是21%，表明共享环境的影响至多只是中等重要的变异来源。剩下的变异则由非共享环境以及测量误差来解释。因而，这个研究明确地显示了遗传对最后通牒博弈决策行为的影响。该研究还提出，与决策行为密切相关的背外侧前额叶，被证明易受遗传影响（Wallace，Cesarini，Lichtenstein，＆Johannesson，2007）。遗憾的是，该研究没有报告提议者行为上的遗传效应。

自这个研究始，研究者开始关注最后通牒博弈行为的生物学相关，并取得了初步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