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情况下，作家的创作水平、文学成就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成正比例关系的。创作成就突出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高；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作家，其文学成就亦应相当突出。但是，例外的情况亦常常发生，因为决定一位作家在文学史上之地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创作本身的水平外，还有作品传播情况、存佚情况和作家的人品情况等方面的因素。
比如，有的文人在当代文坛上影响甚大，是一代文坛之中心，且有转移一代诗风之作用者，但因其作品散佚严重，留存极少，而被文学史遗忘了，初唐诗人薛元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自近代以来出版的数百种文学史，讲唐代文学，基本上没有提到薛元超的。可是，事实上，薛元超极有可能是初唐诗坛的一个核心人物。傅璇琮通过对唐代文学编年史的研究指出：“在初唐文坛上薛元超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他上接房玄龄、虞世南、太宗李世民等前辈诗人，中与高宗李治、上官仪、李义府等人唱合。……唐诗由宫廷转向江山塞漠，由应制咏物到抒写个人情志，元超实可谓开风气之先。……可是，在文学史和论文中，薛元超的名字从未被提到过。因为他留下来的作品太少了，只有将文学史逐年编排时，他的文坛领袖的地位和作用才会这样浮雕般地突现出来。”[3]像薛元超这样的情况，在文学史上可能不是个别现象。像薛元超这样的文学家，我们只有“回到历史现场”，“将文学史逐年编排”时，才可能发现他们的价值，确立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所以，当代文学史的编撰，与历史上文学家创作的实际成绩，到底有多大的距离，是颇值得怀疑和反思的问题。
又如，有在当代文坛影响甚小，可是经过时间的过滤，社会审美风尚的转移，其文学作品的价值逐渐被发现，文学地位逐渐被确立的文学家，前述陶渊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极有可能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因为文学的价值贵在创新，贵在能与众不同而“自铸伟辞”，那种追逐时尚、跟风随潮的创作，虽然一时显赫，纵横文坛，但亦往往会随着时尚的退潮而烟消云散。而那些“别出机杼”的“自铸伟辞”，常常因为不合时尚而得不到时人的认同和理解，所以不能在当代文坛发生影响。因此，那些具有创造精神的文人在当代往往是孤独寂寞的，甚至被排挤和轻视，其创作亦就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等待后世读者的认识和发现，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亦是逐渐被建构起来的。
再如，有文学创作水平极高，在当时亦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但因其人品卑污，人格低下，而被文学史封杀了的，明代权奸严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传统中国文化语境中，“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是一个不证自明、自然合理的文学观念。所以，“以文论人”，“以人品文”，在传统中国的文学批评中是普遍适用的。严嵩著有《钤山堂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其诗歌“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明史》本传亦说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严嵩在明代诗歌史上堪称重要诗人，但因其祸国殃民，残害忠良，人格卑污，其人品为人所不齿，其作品亦就理所当然地被文学史否定了。[4]汉代文学史上的扬雄、现代文学史上的周作人的情况，与此有些类似。不过，随着时代之发展和观念之改变，情况略有一些变化而已。
另外，有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影响甚大，有转移一代风气之功绩，其作品亦大部分传承下来了，但依然得不到文学史的认可，长期以来在文学史中严重缺位，东汉蔡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东汉后期的文坛上，蔡邕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文坛领袖，尤其是他的碑传文字，身价极高，流传很广，甚至有引领一代文学风气之影响力。《文心雕龙》有较高评价，《文选》亦多加选录，近代学者黄侃、刘师培等亦尤加推崇。如黄侃在《中国文学概谈》中，就“在中国文学占有势力者”人选中，秦汉时代仅列蔡邕一人，他评价说：“《汉书》以下之文，陈陈相因，四字一句，此种体裁，实出于议碑，而议碑则以蔡邕为主。”[5]蔡邕议碑有开创数百年骈文风尚之功绩，故无愧于传统中国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亦对蔡邕褒奖有加，其云：“蔡中郎之碑铭，迥非并时文人所及。”“蔡中郎所为碑铭，序文以气举词，变调多方；铭词气韵光彩，音节和雅，在东汉文人中尤为杰出，固不仅文字渊雅、融铸经诰已也。”[6]但是，在当代学者编著的文学史中，除了晚近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蔡邕之文稍作评述外，其他版本的文学史都基本上不提蔡邕其人其文。可以说，这个作为一代文坛领袖、引领数百年骈文风尚的文学大家，基本上被当代文学史家集体封杀了。蔡邕之被封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与他的碑铭多“谀墓”文字有关，亦可能与他党附汉末宦官有关，还与他引领的骈文创作风尚被当代文学史家普遍斥为形式主义文风有关。当然，亦可能与高明《琵琶记》以其为原型将之创造性地塑造成一个丧尽天良的负心汉有关。
能否进入文学史，是评价一位文学家的水平和成就的重要标志。自周秦以来的文人即有以“立言”之方式实现流芳百世的不朽追求。但是，能否进入文学史，能否在文学史中占据重要位置，很多时候的确不是由文学创作本身决定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有这样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由于那个时代的作家不多，文学创作整体水平不高，那些在创作上有一定成就但水平不是太高的作家，文学史家为了描述文学发展史的脉络，而将他们接纳到文学史中来，这种情况以魏晋六朝居多。二是因为那个时代大家名人辈出，文学创作整体水平高，那些在创作上有相当水平，放在其他时代可称为大家，而与同时代的大家名人相比又略逊一筹的作家，文学史为了突出重点，彰显优势，而将之排除在文学史之外的，这种情况以唐宋时期居多。所以，将魏晋时期的“建安七子”、左思、刘琨、郭璞等重要诗人，放置在唐宋文学史上去比较，的确比较逊色。而将唐宋时期那些在文学史上不常被提及的诗人放置在魏晋六朝，甚至放置在明清诗坛上，亦不完全次于当时的那些文坛大家。这亦同样说明，作家的创作成就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完全成正比例关系。
综上所述，作家的创作水平与他在当代文坛上的影响，作家的文学成就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完全成正比例关系，这实际上涉及一个文学接受与传播的问题。文学接受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因地域而异。文学传播有有效传播，有无效传播。作为文学接受和传播之主体的读者，有时是主动的，但通常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有时可以主动选择接受什么，传播什么，拒绝什么，但更常见的情况则是被动的接受和传播。在这里，文学史家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文学史家通过对文学史的梳理，建构起“文学史的权力”，从而左右读者的接受和传播。所以，作家的社会影响和文学史地位，与读者的接受和传播有关，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学史的权力”所决定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亦适用于文学史，即一切文学史都是文学史家根据自己的文学史观，结合文学创作实际，联系当下的现实需要“杜撰”出来的。虽然撰写客观文学史是文学史家的最终追求，但事实上一切文学史皆是主观的文学史，都是具有当代特质的文学史。所以，文学史的叙述与文学创作实绩之间一定有或大或小的距离。
总之，传播因素对作家文学地位的影响，包括对作家当代文坛地位和文学史地位之影响两个方面。这种影响，对于黔中古近代文学来说，尤其显著。因为对于黔中这种“不边不内”的地域区位来说，对于黔中文化这种被忽略、被轻视、被描写的状态来说，传播因素的影响尤其关键。可以说，传播是扩展文化影响和确立文学地位的重要因素，传播是形成黔中文化特点的重要基因，是塑造黔中文化形象的重要手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