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百家争鸣中国文化的发展

1. 本土文化

【百家争鸣】

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不同文化思潮不断交锋、相互碰撞、吸收融合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中国封建经济萌发的转型期，也是思想文化诸子竞秀、百家争鸣的兴盛期，在这里既有儒家的仁义醇厚，道家的清静超逸，又有墨家的谨严兼爱，法家的因势严峻的文化观。诸子百家在争鸣中相互诘辩、相互批评，又相互影响、相互吸取，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繁荣的鼎盛时期。“百家争鸣”是“和而不同”这一文化观的具体表现，它作为一种优良的学术传统具有强大的创造力，推动着文化思想的发展。

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大多不是局限于一隅，而是一方面创造新说，一方面汇合百家之学。如荀子虽然出于儒家，尊崇孔子的传统，但他广泛吸取了各家思想的精华，同时对各个学派、包括儒家的若干派别在内，都作出了深刻的探讨。荀子的名言“公生明，偏生暗”，不仅指政治和伦理，而且是一种思想文化观，“公”即“和而不同”。战国时期的墨经名言“兼者是，别者非”，它的意义同样不限于政治和伦理，也是一种主张吸取各种学术思想精华的文化观，是“和而不同”的另一种表述。《吕氏春秋》一书，也有吸取百家之学的一面，自称“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认为百家学说都是大道的不同方面。《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作为杂家的代表作，说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兼综百家的优良传统从来没有中断，也不可能中断。西汉时期《黄帝内经》的出现就是明证。它的作者对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学说不抱门户之见，凡有用的东西都加以吸收利用。在《内经》的理论中，既有儒家思想，又有墨家的主张；既有道家观点，又有法家的见解，同时还可见到名家、兵家思想，至于阴阳五行家那就更不用说了，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了此著作。

【三教合一】

中华先民以海纳百川的气概创造了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援阴阳五行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奇观。

从西汉到西晋，佛教文化大量传入中国，道家衍变成名副其实的道教。这一时期三教各自完善其体系，三家还处于互不熟悉的认识阶段，这一阶段儒家处于独尊的主导地位。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站住了脚跟并得到发展，道教也完成了整顿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打破了儒家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三教鼎立之势。隋唐时期，三教的冲突趋于缓和，尤其唐代三教共举和鼓励的政策，对三教融合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宋代三教合一之潮更为深入，三教在理论上进行融合，三家都互相向对方靠拢，互相渗透，互相融化。北宋的道士陈抟是由儒入道，精通佛理，他的《无极图》和内丹理论，就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宋代三教融合的重要标志，是儒家吸收了佛道两家文化，创立了以儒为主，兼容释、道文化于一炉的理学体系。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来自道家的传承，用易理和道家的术语来阐述宇宙生成的理论。金元时期，三教文化的融合，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上的操作，直到公开创立三教合一的全真道出现，使历史上的三教文化，从融合、融化到合一，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中国儒、释、道的融合基本上是自然转化的状态，是宗教对话的一个很好的典范。

【多元一体】

不同文化是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特别是当有不同文化的族群杂居在一起时，他们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

因而中华文化以兼容并包的气势，承认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文化价值性，使得中原定居农业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之间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并容纳和吸收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等外来文化，尽管其间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但在不同价值系统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下，逐步走向融合统一。“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它的实质在于，允许多元文化的平等共存，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取长补短的前提下的一种交融。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国多制】

我国古代很早便有了“一国多制”这种思想并得到了成功的运用，中国历史也在不自觉中运用“和而不同”的文化，展现“一国多制”的政治文化观。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强大的封建王朝。唐朝的疆域东及海，西至焉耆，南及林州南境，北及薛延陀界，东西9510里，南北10918里。然而，在这样辽阔的地域范围内有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处于奴隶制时期。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民族大家庭，唐王朝特别是唐太宗没有简单地在全国采用单一的封建郡县制，而是在汉族地区实行封建郡县制，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则允许他们保留原有的奴隶制，允许他们在本地区或本民族内部有自主权，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羁縻府州制度。辽国由契丹所建，在进入中原前是一个游牧民族，其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汉族，基本上处于奴隶制时代。立国以后，在他们所统治的疆域内，既有高度封建化的汉族，又有许多处于奴隶制时代的少数民族。虽然他们本民族在迅速封建化，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彻底消灭两种社会形态的一切差别。于是，君王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实行封建制和奴隶制两套统治制度。金朝是一个女真族王朝，在灭辽和北宋以前，它还处在奴隶制发展时期。但当金灭辽，尤其是北宋后，广大不愿做奴隶的汉族人民掀起了强烈的反抗浪潮，迫使金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其原来的统治方法，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制度。金统治者与辽一样也采取了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方针。

“一国多制”在多民族的中国产生，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国多制”为国家和民族的和谐发展，避免冲突和战争开出了一剂良方。“一国多制”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精神贡献，为世界处理类似矛盾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例，是中华民族对“和而不同”理论的政治运用。

2. 中西文化

（1）思想融汇

【中西渐融】

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明末清初传教士东来之后，已被中国人所意识，但中国传统文化稳定性极强，很少有人对它进行反思。鸦片战争中，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严峻的现实使封建士大夫中的少数人物开始睁眼看世界，觉察到西方有长处，主张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上，“师夷之长技”，这是中国近代正视西方文化的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同时显示出来。清政府官员中的洋务派兴起了洋务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反省，试图以西方科技来弥补中国文化的缺陷，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文化观，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实践证明，选择“中体西用”的文化规范，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危机。19世纪末叶，代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维新派为救亡图存，仿照西方进行维新变法，使西方的民主观念、政治学说得以在中国传播。维新派的少数知识分子总想在中西文化之间寻求联结点，试图衔接中西文化，提出“西学源于中学”论，认为当代西方新文化都是中国“古已有之”。但是这种文化观，妨碍了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取。直至清末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某些知识分子，才认识到中西文化各有长短，必须将两者融合，创新中国文化。

【推陈出新】

儒家文化注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旧的道德在中国大地上传承了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但是，当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后，其他民族的文化随之而来，导致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那些新的文化观念横行于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客观地对待中西方文化的优劣，积极倡导在继承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西方的近代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孙中山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作用，指出：“中国有一个正统的思想，自尧、舜、禹而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要继承这一个正统的思想并发扬光大。”对待外来文化，他认为：“外国的材料向来无可完全仿效。”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他指出：“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为了国家富强我们又必须学习欧美国家先进的文化，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通过观察，孙中山发现：“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了。”他认为，好的道德要继续发扬。他推崇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认为：“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起都恢复起来。”如“忠”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封建制度下，它是统治者控制国家的思想武器，统治者要求臣民忠于国君，在新的形势下，孙中山指出，“忠”要发扬，但是它具有了新的内容，“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在恢复旧道德的基础上主动去学习外国的长处，创新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来指导我们的思想。

（2）艺术融合

【中西合璧】

西方文化对中国美术史的影响始于16世纪末期，西方殖民者到东方进行殖民拓展的同时，将西方的文化、艺术带到了东方各国。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绘画中出现了受到西方美术影响的痕迹。当时中国的山水画家并没有对西方绘画进行直接模仿，只是写实性有所增强，描绘的主题范围扩大了，传统绘画中的书法用笔被西方铜版画的均匀、密集的点和线代替。福建人物画家吸收了西洋画中以面处理体积的方法，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凹凸法”，开创了中西合璧新的画风。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尚且强大，中国画的根基深厚，短时间内不可能轻易接受外来美术势力的侵入。对中国绘画真正产生较大影响者，当属清朝初年来华的郎世宁，他主动地吸收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些技法，采用以西方画法为主，略参中国画技法的创作方法，增强了写实的逼真性，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尤其是给宫廷绘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郎世宁等西洋画家的影响下，当时宫廷画家中有不少人如焦秉贞、冷枚等，开始借鉴和吸收西方绘画中的某些技法入画，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绘画风格。这种新的绘画风格是一种在艺术上中西合璧的探索和尝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探索被质疑与否定所取代。郎世宁等西洋画家们进行的以西融中的艺术创作，虽然没有被当时的中国画界认可，但是他们在艺术上的尝试和探索为后来的中国艺术家们向西方艺术学习，以求发展中国民族艺术的努力开辟了道路。

20世纪初期的画坛气象是中国画与西画并存，地位并重，二者之间相互吸收相互影响。蔡元培于1918年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上作讲演，其中谈到中西融合的问题：“今世为东西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抑有人谓西洋昔时已采用中国画法者……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同时徐悲鸿通过对中西方的审美和文化差异的比较，对中西融合问题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提倡对民族艺术加以取舍、改良。在20世纪初的美术思潮中，国画与西洋画的调和、用西洋画来改造中国画、中西融合以创作新的中国画，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创作和美术理论的主题之一。“中西合璧”的思潮是中国美术理论由近代向现代转化的历史性变革，对其他民族的文化采取宽容和同情的态度去研究吸取，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使中国美术汇入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潮流。

【建筑融合】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主旋律，也同样构成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主旋律。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既有在农村延续下来的旧建筑体系，又有在沿海输入和引进的新建筑体系；既有形形色色的西方风格的洋式建筑，又有为新建筑探索“中国固有形式”的“传统复兴”；既有西方近代折中主义建筑的广泛分布，也有西方“新建筑运动”和“现代主义建筑”的初步展露；既有世界建筑潮流制约下的外籍建筑师的思想影响，也有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中国建筑师的设计探索。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以折中主义为主调的洋式建筑在近代中国出现并发展，特别是在一些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和租界里，出现了早期的外国领事馆、洋行、银行、商店、工厂、教堂、饭店和洋房住宅。这些殖民输入的建筑以及散布在城乡各地的教会建筑，成为新建筑活动的主要构成。它们在给中国建筑带来新功能、新技术的同时，也传播着新的建筑形式和风格。洋式建筑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建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这种总体水平很高的，能适应社会对建筑功能要求的洋式建筑，对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带来了一次大规模的外来建筑文化的交流和冲击。

20世纪20年代，传统复兴式建筑兴起，它是由中国教会大学起始的，采用当时西方建筑的工程技术和材料，平面设计符合西方建筑的功能主义设计理念，外部造型模仿或挪用中国宫殿寺庙建筑构图元素并与西方建筑风格相糅合的新建筑式样，一般也简称为“大屋顶建筑”。其中最早出现尝试的是由西方传教士们在中国修建的教会大学。这些中国化的教会大学在规划、设计中，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特点是屋身保留西式建筑的多体量的空间组合，在顶部加上南方样式为摹本的中国屋顶形象。其中的代表作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建筑——圣约翰大学怀施堂。建筑形式还处于中西方建筑文化交融的初期，整个建筑有生拼硬凑之感。而后期的特点主要关注屋身和屋顶的融合，从以南方民间样式转变为以北方官家样式为摹本，整体形象走向宫殿式的仿古追求。其中中山陵在单体建筑上采用了形式简化了的中国传统建筑，同时又运用了西方的新材料、新技术。使整个建筑环境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近代的新格调。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的，通过不断地融合，形成了中国建筑的新格调。

（3）教育融合

【兼容并包】

教育是文化的一方面，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教育的融合是必不可少的，蔡元培先生实践他“兼容并包”的中西文化理论，选择以教育领域为突破口，他提出民主共和国的教育方针应包括：军国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5个方面，即为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强调实行军国主义、实利主义之教育，既能抵御外侮，又能富国强兵。所谓公民道德，他主张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项为道德教育要旨，并且这三项与中国古训中的义、恕、仁相一致。他认为“自由”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人称之为‘义’”；“平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古人称之为‘恕’”；“博爱”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古人称之为‘仁’”。这三者古训与自由、平等、博爱是并行不悖的。而世界观教育，他认为“就是哲学的课程，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他提出的五育方针，是力求兼取东西文化的精华，意在培养有近代资产阶级意识的人才。同时，“兼容并包”体现在课程改革建设方面，是“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国的科学新成果，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部分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并提出要开设中外文化比较的课程。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兼容并包”是繁荣学术的最有效的途径。他认为不同学术流派的并存，各种学术观点的互相争辩，使学生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有助于培养提高学生鉴别真理和独立研究的能力。不同主张的教员，不分新旧，如果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应该给他自由发展的空间。为此蔡元培聘请了大批具有新思想、真才学的青年担任教授、讲师，形成一批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革新力量。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也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聘用。这种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的卓见，使北大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新文化由此而生。所以，从文化思想方面而言，这种包含容纳古今中外文化思想的主张，实际是对中西文化兼收并蓄很好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