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使得传统中国的礼义心性之学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张面前不堪一击。面对日益危机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救亡图存的积极回应。

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在深刻了解清王朝腐败、没落的同时，睁开眼睛看世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国方略，他们的思想也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洋务派借助“师夷”的理论，主张走中西结合之路，通过学习西方的军事、机械工业，用以强国、富国，客观上启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然而，无论是徐、魏，还是洋务派的官僚型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在传统文化基本价值之内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徐、魏等人的主张未在根本上怀疑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儒家道德伦理的神圣价值与本体地位；洋务派是将维护王道作为其接受西学的宗旨，在无损于圣教的前提下引进西学以兴国，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然而，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固步自封和保守派的抵制下，这种封建体制加洋枪洋炮的理想终于破灭。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华民族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组织倡导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救亡图存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法令。在政治上，提出了“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等思想，要求变封建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经济上，主张“以商立国”，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文化教育方面，废八股，提倡西学，建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等等。同洋务时期相比较，虽然他们从批判传统文化观念入手将学习西方由器物层面推进到制度层面，但实质上，所有关于西学的宣传和吸纳都是借助传统文化的根基来进行的。不仅如此，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仍然未能超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表明其政治思想并没有与封建主义划清界限。

值得一提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脚步，庙堂拆毁、道统士微，一元化的强权话语体制受到挑战，沿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士而仕、进居社会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的道路被封堵，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及其价值取向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士大夫的旧传统完全丧失了生命力，不足以再成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基。科举的废除，导致新式学堂的不断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创造了条件。“君主立宪”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政体，然而，这仍然是昙花一现。这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终于认识到，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都不是事物的根本，最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层面的问题，只有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才能从根本上挽救中国。于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从深入批判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出发，明确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文化救国、意识形态救国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

林毓生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指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专心致志的却是一个有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1]这恰恰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即，现代化的冲击所带来的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直接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所遭受的西方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如上所述，儒家的伦理及政治哲学一直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基石，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共同的认同基础，它为中国的专制统治提供合法化的基础，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途径和精神文化的寄托，它使几千年中国的农业文明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而这套文明在近代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时却不堪一击。中国文化不但没有发展出与西方现代性相似的或可以抗衡的文化价值系统或文明形态，而且不能成功地回应西方现代性的挑战。这使得中国的文化建构和知识分子自身处于矛盾和悖论之中，此间激进与保守的冲突，如文化保守主义（或约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激进的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为代表的完全相反的思想冲突都是此种矛盾和悖论的反映。

“五四”后新文化阵营开始分化，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分道扬镳，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使得处于彷徨、苦闷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想信念，而且也是实践理论。它既与民族情感不发生冲突，又提供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现成的答案，这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克服了认同危机和由此带来的内心紧张。

（三）改革开放前30年知识分子的命运

在阐述解放后近3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其价值评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头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回顾知识分子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

自新文化运动始，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以民主科学的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为宏大、内容最为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运动，如果说之前的知识分子是在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层面解决中国问题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始，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而且在实践层面积极投入，知识分子为中国新的国家和政治权威的重建立下汗马功劳。

这是因为，五四时代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作为高度一体化的整体的传统社会的全面解体。统治阶级解体表现在政治制度上是军阀割据，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五四”那种“打倒孔家店”的精神。在当时的中国，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降到了最低点，相反，社会自发力量极度扩张，这给作为民间社会重要成分的知识分子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也正是从这个最低点开始，新的政治权威开始重新建立和组织，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和范围也就越来越大。在当时现实情况的压力下，知识分子面临三种趋向和选择：政治化、军事化、农村化。这里特别重要的是那些选择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按照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中国最下层的农民阶级建立了血肉联系，从而把几千年在政治领域无足轻重的阶级纳入到政治领域中来，并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参与的格式，并且最终导致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成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两支军队，一支是手里拿枪的军队，一支是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2]

然而，为民主革命和新中国国家权威建立作出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后的命运却曲折多变，遭受了很大的挫折。

回顾这一时期党和中央政府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方法上，首先有许多值得肯定的经验。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按照“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知识分子实行了思想改造运动，在生活和工作上采取“统包”、“留用”政策，为知识分子尽快适应新中国的需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0年代中期提高地位，重新定位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60年代，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等。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开始出现偏差。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经济地位上看，知识分子是“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另一方面，从世界观角度看待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由于家庭和所受教育的剥削阶级性质，应该归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从“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味着从“改造者”到“被改造者”的身份和地位的变化。于是，从1957年起，意识形态的斗争被夸大并逐步升级。在反右斗争扩大化过程中，知识分子成为重灾区，被划定的552877名“右派分子”中，知识分子占57%。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毛泽东及党中央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错误，最终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3]薄一波在谈到建国后知识分子政策为什么会出现反复时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总是对知识分子感到不放心，甚至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最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斥为‘臭老九’。知识的贬值，知识分子的地位的低下，可谓到了极点……”^[4]

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悲剧的发生固然有许多原因，亦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剖析。这里，仅从我国国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来做分析。

前面我们曾分析过，近代以来，伴随着政治的解体，社会同时走向解体。此后的近100年来，“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缺乏内在的稳定根据。最终结果是以整合危机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危机的形成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现实”。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建立了一个作为对总体性危机的反应的总体性社会。总体性社会是指社会分化程度低、分化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总体性社会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是：第一，国家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直接垄断。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生产资料，也包括如城市中的住房等生活资料、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以及就业等机会资源。也就是说，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权利和威望的配置者。第二，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意识形态是总体性的，政治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其他政治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第三，从纵向角度看，消灭了统治阶级，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5]在这样的同质性社会或曰总体性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必然也会有相应的三种结果：第一，整个国家和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使得每一个组织或群体除从国家获得所需资源外，没有任何获取资源的渠道。这就使得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不可避免的高度依赖国家，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也就不可能有相对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郑也夫在他的《知识分子研究》一书中，将当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划分为六派：第一派是“失败的反对派”，代表人物有梁漱溟、马寅初、胡风、邓拓等右派，他们基本上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但，非死，即命运多戾，其结果没有脱离“失败”二字。第二派，消极的不合作者，陈寅恪、熊十力是代表，抱定自己的怀疑态度，躲进象牙塔。第三派，从积极的批判转变为放弃了思考。第四派，是从希望到失望，代表人物是老舍和巴金。第五派，政治上的蒙昧人。第六派，是机会主义者们。这六派知识分子无论哪一派，都是在这种体制前提下的必然表现，知识分子应有的作用和意义荡然无存。第二，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的重合为一，使得社会生活成为高度政治化的。这种“全能政治”使得政治权威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政治权力深入到每一个角落，就会产生诸多的弊端，一方面，限制个人创造力的发展，限制社会群体在社会中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社会结构本身的不合理，缺乏应有的监督保障机制，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所以没有及时降低和缩小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和范围，没有退离应该退离的领域，使得自由、民主、人权慢慢变成了追求眼前政治目的手段而不是长远的目的，使得政治权威恶性膨胀，于是有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的悲剧。第三，知识分子应该属于社会精英集团的一分子，而“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结构的改变，使得精英集团的位置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意义不再了，作为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建构者和阐释者的功能消失了。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也基本上被政治领导甚至政治领袖所垄断，知识分子当然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政治领袖个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恰恰造成了十年灾难，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也恰恰从反面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③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29页。

这样的国家社会结构必然使不合理的因素得以强化，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发生质变，导致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出现。

由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及其价值评价方式无论是在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基本上是在政治的框架内进行的。对统治阶级而言，知识分子不过是政治目的实现的手段和工具，且始终是一种政治的威胁，因为，知识分子的价值同样是以政治的方式得以实现并以政治的方式得以确认。对知识分子而言，始终没有独立、自主、自由的身份、地位、话语方式，脱离了对政治的依附，就失去了赖以生活的社会资源而无法生存，因而其作用及价值的实现仍然要以政治的需要为准则，兴衰荣辱任由政治需要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