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境下的知识分子

起源于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在西方世界中亦有诸多的涵义。我们在此列举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以示全貌。

1．葛兰西：传统与有机的知识分子。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概念的不同意义和代表作了区分和表述。他认为，20世纪关于知识分子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表述首先来自葛兰西。葛兰西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行动派、新闻从业人员、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他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员，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第二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在葛兰西看来，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级和企业运用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利，获取更多的控制。葛兰西对有机的知识分子有如下的说法：“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3]

传统的知识分子相对于有机知识分子而言是独立的、自治的，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的，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的真理和正义。有机的知识分子则是与一定的社会体制或利益集团存在着某些有机的联系。

然而在葛兰西看来，这两种类型是彼此相关联的。这同葛兰西界定知识分子概念的方法有关。葛兰西认为，不应根据知识分子本身的性质（如受过教育、具有知识、从事脑力劳动等）而应根据其社会职能来划分知识分子。他认为，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差异不在于劳动性质的不同，因为任何人类劳动都不可能不包括“智力干预”，“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直接的社会作用方面”。那么，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职能是什么呢？葛兰西认为，它包括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的任务，具体地说，就是联系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特别是联系最重要的社会集团，组织、领导和管理上层建筑。然而，在葛兰西看来， 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虽然和某些社会集团有关，但不是“直接的关系”，知识分子阶层“在各种程度上是全社会‘中介’的结构，是上层建筑的综合，知识分子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这使得知识分子阶层就不属于某个或某几个社会集团，而属于整个社会。因而它应是相对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独立阶层。同时，他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从劳动活动形式上的实践，推进到科学的实践以及历史的人道主义世界观，没有这种世界观，就仅仅是一个‘专家’，而不是一个‘领导者’”。^[4]

2．曼海姆：“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曼海姆在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出了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的阶层”的理论。在他看来，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某一个社会集团可以比其他社会集团更深刻地认识历史和现实，从总体上把握真理。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认识必然和阶级利益相联系，因为历史过程本身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限制了对立观点冲突的纠正，因而需要从把握整个历史进程的角度对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综合，而这个任务只有一个不从属于特殊利益集团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才能承担。

曼海姆认为，现代社会广泛的民主化进程使得知识分子能够从受国家机构的庇护及对它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形成一个“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在利益，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教育使本来属于不同阶层的他们超越了本阶级的利益，从而超越了本阶级的局限，成为不附属于任何阶级的利益或意识形态的漂流群体。这个群体所处的“边际性的社会地位”使它能够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待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问题，通过“批判的对话”参与实践。因而，曼海姆认为，“这些不属于任何集团的知识分子是典型的起倡导作用的哲学家、理论家；他们可以为他们可能碰巧参加的政治事业寻求理论支持，但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又使他们不受任何事业的约束。不过他们对一切政治和社会思潮都具有一种极其敏感的意识。”^[5]曼海姆更为强调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特作用，特别是把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怀疑和批判看成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社会社会职能。在某种意义上，曼海姆所说的知识分子具有社会道德、良心和正义的监护人的意义。

3．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鲍曼教授在他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指出，西方的知识分子正经历着从现代的“立法人”到后现代的“解释人”的转变。“立法人”是指在现代条件下，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结合，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创立权威知识和言论，仲裁纷争，对真假、美丑、善恶等问题具有最高发言权。正如国会议员们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立法一样，知识分子则为国家的舆论、精神或思想“立法”。他们这种裁定舆论或意见是非的“立法”权威则来源于他们比非知识分子更能接近和掌握正确或客观知识。所谓“解释人”是指在后现代条件下，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分离，知识分子面对多元并存的生活方式、真理体系和价值体系，失去了以往真善美的代言人和意见纷争仲裁人的作用和自信，转而采取在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知识系统和文化传统中寻求对话和沟通的策略。“立法人”退居为“阐释者”。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是因为“立法者”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现代性的理性原则使得社会可以遵循正确的程序，获得正确的知识，而正确的知识导致有效的控制。知识分子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建构同国家权力不谋而合，文化的征伐配合了政治的统一和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巩固，反过来加强了知识人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成为“立法者”。而当代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导致后现代世界观的产生，即认为世界是各种秩序模式的同时共存。每一种模式都有存在的根基和合法性的根据，每一种模式都无权声称自己比他者高人一等。一切都是相对的，知识和价值也不例外。于是，对以往“一元论”的真理必然产生了怀疑。同时，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开始分离，权力机构和控制技术越来越依赖于专家而不是传统上作为“立法人”的知识分子了。而且，“工具理性”原则繁衍出来的市场原则，使得市场成为最高的“立法人”而非理性。在此情况下，知识分子作出了策略调整，放弃了万能的理性之剑，转而尊重多元、相对、个性，寻求同多种生活方式、意义体系或价值标准进行对话、沟通、理解和解释。正如鲍曼所言：“去同人们交谈，而不要同他们作战；去理解他们，而不要把他们作异类打发或消灭……要么对话，要么灭亡。”^[6]

4．古德纳：文化资产阶级。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在1979年出版了《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他将知识分子归结在一个新阶级的名下，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分享共同的文化背景，也拥有同样的生产关系，并认为这个阶级正在成为社会中新的统治者。新阶级是专业化公共教育体系发展的结果，其自主性的基础就是教育体系所传播的专业知识或文化资本，新阶级的公共意识形态之一就是专业主义。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新阶级声明自己在技术上和道德上颠覆了旧阶级的权威。古德纳把新阶级定义为“文化资产阶级”。“新阶级的特权和权力，是以其个人对特殊文化、语言、技术以及从这些因素派生出的技能的控制为基础的……它私下占有了历史和集体创造的文化资本的优势。”新阶级区别于旧阶级的地方在于，新阶级“也是一个语言共同体，他们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一种精心设计的语言变体。他们的语言变体是以一种特殊文化倾向为特征的：这是一种审慎的、批判的话语文化”。批判的话语文化以评判为中心，是新阶级的又一重要的意识形态。^[7]

5．福柯：从普遍到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把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历史演进描述为一个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所谓普遍的知识分子自认为是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的代言人、携带者，是全人类的意识与良心，也就是说，成为所有人的意识，代表所有的人在说话。普遍的知识分子一向以民众的代表自居，“向那些尚未看到真理的人以无法说出真理的人的名义道出了真理：意识和雄辩”。“普遍知识分子来自名人——法学家，并在作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作家掌握着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福柯认为，知识分子普遍性的追求是虚妄的。在后现代境遇中，人们已经不再要求知识分子充当代他人发言的角色了。知识分子并不通过什么普遍的、范例性的形式发挥作用，而是在特定的领域（如医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发挥作用。在这里，他们遇到的是特殊的问题而非普遍的问题。这就是福柯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进一步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以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也就是说，与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知识分子是在特定领域做批评性的工作，即审查性的工作，在批评、审查工作过程中，尽可能地悬置我们在检验和评估时提到的那些价值。福柯相信：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职业的”知识分子，更容易在一些特定的领域中找到他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他所寻找的现实。^[8]

6．雅各比、萨义德：公共知识分子。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然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知识分子。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9]

在此之后，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布迪厄以及萨义德等进一步论述了这一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生活，并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社会领导性作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

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引用班达的观点，他（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班达）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语出《新约·约翰福音》第18章36节）。^[10]萨义德认为，现实的考验使班达意识到，他的以上观点可能是一种“玄奥的题材”（萨义德语），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萨义德进一步分析说：“班达的作品基本上很保守，但在他战斗的修辞深处却能找到这种知识分子的形象：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责难的。”^[11] 萨义德明确表述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就是从这些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因而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12]

以上所列举虽然对西方语境下知识分子概念不能涵盖，但其主要的观点和脉络对把握知识分子的一般规范和历史演进提供了帮助，也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