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节中，我们主要分析的是地理区位如何影响了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但没有直接讨论土地供应的内地倾向对整个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一个与2003年土地政策的变化看似巧合的是，2003年以来工资和房价快速上涨，这些现象是不是有其内在的相互关系呢？就房价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工资上升，会通过需求效应推升房价；另一方面，房价作为生活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也会通过成本效应反过来推升工资。因此可以将工资上涨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劳动报酬增加，这样的工资上升无疑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种是以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率先上涨，然后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部分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再倒逼工资提高。这类偏离劳动生产率提高趋势的工资上涨，将冲击企业的成本和盈利，从而迫使企业经营者加速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替代，甚至引起一些企业退出生产，或转战成本更低的其他地区和国家。如果生活成本推升的工资上涨是由某些扭曲性的政策导致的，则将造成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已经终结”的假象，并出现过早的资本替代劳动和过度的产业升级，从而偏离实际的比较优势，最终损害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因此，对于工资上涨类型的判断，将直接影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进而影响国家产业、区域乃至宏观政策的制定（见图7.8）。
图7.8 中国地级市历年房价与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相关《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值得注意的是，工资和房价虽然几乎同时在2003年前后开始快速上升，但这一上升在城市层面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图7.8描述了中国286个地级市在2001—2010年间4个典型年份的工资与房价情况。从图中可见，在2003年之前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城市在房价和工资的相关性上较为接近，但在2003年之后东部城市的房价、工资上涨速度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而东部城市房价的上涨速度又明显快于工资的上涨速度。[12]
本章试图从土地政策的角度出发，为2003年后的工资—房价增长的地区间分化寻找解释。2003年前后，中央政府在土地政策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在土地供应总量上实行更严格的建设用地指标管理，并于2003年开始对土地违法进行严厉打击，其中对东部地区土地违法的查处尤其严厉。[13]（2）在土地供给方式上推行全面的“招拍挂”制度，地方政府成为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供给方，并通过“饥饿供地”等各种方式追求土地收益的最大化。[14]但上述两个变化是全国性的，与本章关系更为紧密的是：（3）中央政府出于区域均衡发展的考虑，开始在土地供给的空间分布上实行倾向中西部的用地政策。在2003年之前，中西部土地供给占比有所下降，而之后则呈现出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29.5%上升到2010年的45%。[15]这意味着，2003年后东部地区在全国土地供给中的份额是下降的，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在这一时期却仍然是人口流入地，也就是说，东部地区的土地供求关系更为紧张。
基于以上种种事实，我们认为，同时在2003年后出现的工资和房价的快速上涨以及土地政策的调整，不只是单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有其内在因果关系的。本章将应用中国286个地级市2001—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土地供给政策如何影响房价，并最终传导到工资。进一步地，我们将研究这一效应的地区异质性，并分析背后的机制。本章要建立的逻辑是：正是由于东部地区在继续成为劳动力流入地的同时，又面临土地供给受限，推高了东部地区的房价，并相对减少了劳动力流入的数量，最终提升了工资。过去几年中，学术界在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房价的加速上升以及“土地财政”的影响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但至今尚未将这三者置于同一个框架之下来分析其内在关系，并讨论因此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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