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建设试验区报告

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1亿。人口的膨胀，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本身的压力，它已造成经济压力、社会压力，甚至政治压力。计划生育和生态平衡工作，天下第一难，难在农村，更难在老、少、边、穷地区。因为在那里，“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越砍越穷，越穷越砍”的魔术般的怪圈已形成。“怪圈”能否突破？如何寻找“怪圈”的突破口？

一、毕节试验区：又一个“窗口”

1985年，深圳。一幢幢现代化高楼拔地而起；一辆辆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而过，一群群西装革履的人们在匆匆行走。不远处，穿着严整、行走有序的一群内地干部正在指点着，交谈着。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贵州省政府组织来深圳特区的干部考察队。看着深圳有目共睹的发展成果，一个大胆的设想在该队队员、毕节地区专员王国文的脑中跃出：搞内地特区。

毕节，一个边远的多民族杂居的山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川、滇、黔三省的交界处。全区8个县，总面积26846平方公里，山地占93.3%，平均海拔为1400米。这里拥有彝、苗等30多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25.3%。四个县、95个乡村曾经建立过红色苏维埃政权。

毕节，一个贫困地区。到1988年，仍有54万农户，265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约占全区农业人口的50%。农业人均收入仅200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

毕节，一个水土流失严重、生态恶化的岩溶山区。岩溶面积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62.2%，流失面积已占全区总面积的52.6%，裸石山地已达230多万亩。

这是毕节的特点，也是中国西部的特点：老、少、边、穷，人口失控，粮食短缺，水土流失，生态恶化，但矿产、能源资源丰富，开发前景广阔。这些地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选择：如何走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脱贫致富的路子？

国务院于1988年6月正式批准了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毕节试验区的建立，不仅仅在于解决500多万人口的温饱问题，而在于为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探索一条新路子，在于为岩溶山区的生态建设提供实地示范。

因此，可以说，毕节试验区，是内地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窗口”，就像深圳特区是沿海对外开放的“窗口”一样。

二、勒住人口生育的“缰绳”

毕节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位王若桐告诉记者：全区1988年总人口为576万，比1949年增长了2.4倍，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2.3‰。近年来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人口基数大，人口出生率仍在21.2‰左右，居高不下；多胎率高达32.45%，即三分之一的家庭多胎，还不止是两胎，更多的是三四胎，而少数民族家庭多胎现象更为严重，一家生五六个不足为奇。毕节县大桥乡有一彝族村寨，1988年4月对该村34户人家进行调查，平均每户生六七个小孩，最多的一户是13个。

人口膨胀，使人均耕地面积锐减。纳雍县解放初人均耕地3.24亩，现在只有0.9亩。耕地本来就少，人却越来越多，于是只好毁林开荒、毁草开荒，以求眼前生存。该县森林覆盖率已由解放初34.85%下降到今天的7.5%。人口激增，使物质生产的大部分为新增人口所占有，生活水平永远只能维持在低水平上。纳雍县如今人均粮食是162公斤，比解放初期只增加了7公斤。因此，勒住人口增长这匹“野马”，已成为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稳步发展的当务之急。

毕节县清水铺区夏景辉书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少数民族村寨妇女思想保守，把性暴露看作是最耻辱的一件事，不肯采取计划生育措施。一苗族村寨，平均每户四五个小孩，仍不实行计划生育。我们决心让她们做节育手术，村民得知后，都纷纷准备好刀枪，准备与我们械斗。我们避其锋芒，待群众情绪稳定后再去村寨做思想工作，讲清政策与利弊关系，劝说她们做手术。最后经过多方努力，全村计划生育对象都去区卫生院做了相应的避孕节育措施。

计划生育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与协调。毕节地区扶贫办、民委、民政等部门都已发文，要求把扶贫与计划生育结合起来，凡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贫困户，不给予任何形式的扶贫优待。

春华秋实，到今年10月份，全区就完成了省下达的全年计划。贵州省副省长张玉芹在全省计生工作电话会上热情表扬了毕节。

毕节在一手抓控制人口的同时，一手搞经济开发。以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为重点的“温饱工程”，明年推广50万亩，以后将逐年扩大到200万亩。

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毕节的文肓半文盲率在青壮年中达50%，1987年，在校生人数只占学龄儿童总数的64.2%。对此，毕节县决心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以每年递增10%的经费投资办学。毕节地区准备在预算外再拿出7000万发展职业学校。

毕节的工作，引起了北京的重视，1989年11月，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红十字会副会长孙伯秋、中央统战部五局局长胡德平带领“计划生育治理支边”工作队来到毕节，进行实地考察，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指导。

有理由相信，毕节2000年人口控制在680万人以内、年平均增长为14.07‰的目标将有望成功。

三、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

长期毁林毁草开荒，使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记者乘车在毕节山区盘旋，举目看到的是开垦到山顶上的层层梯田和光秃秃的裸露山石，昔日绿树成荫，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不见了。严重的植被破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毕节地区每年外泄泥沙量达6900万吨，相当于每年38.6万亩的耕地被带走。1972年5月，毕节县大坝乡，一场暴雨，水土流失，泥沙俱下，毁了11间民房，死了11人，损失15000多元，成为重大恶性事故。

毕节地委在青峰乡搞了一个试验点，禄文斌书记提出了“五子登科”的设想：山顶戴帽子（植树）、山腰拴带子（种经济林）、坡地铺毯子（种草）、田坎种谷子（栽水稻）、山脚抓票子（发展工业、乡镇企业）。利用不同地形地势和气温带的差异，立体发展，综合利用。

记者在毕节县清水铺区采访时，看到了满山的柑桔、橙子等各种果树。走到农家，看到的是一排排砖墙瓦房。问其收入，每家年收入上万元。在此小山沟里竟有如此富庶的农户？地区一位负责同志解释道：这是我们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的成功的试验点。我们要农民都在山上种植经济林，栽培大量的果林和茶叶，然后请专家、技术员指导农户嫁接、施肥。这样既种了林，增加森林覆盖率，又能获得经济收入，使农民脱贫致富。

自联合国世界粮油计划署在织金、纳雍二县实施以营造水土保持为主的“3356工程”开工以来，毕节已造林5200公顷，人工种草220公顷，育苗120公顷。全社会造林63.97万亩，封山育林20.3万亩，“三林一茶”工程已发放开发性贷款190万元，育苗7217万株。

通过综合治理，毕节试验区将实现2000年发展规划的生态目标：森林覆盖率达到19.87%，加上草地、灌木林面积，总覆盖率达到50%。

毕节实验区的建立，以控制人口为龙头，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将走出恶性“怪圈”，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这是中国穷困地区经济振兴的福音，也是启示。

（此文发表于1989年12月27日《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