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现代化的屈辱起步

欧洲国家于15世纪末开始对印度进行殖民，建立了一系列欧洲国家在印度的殖民地。1498年葡萄牙人首先踏足果阿，随后其他欧洲强国诸如荷兰、英国、法国等也蜂拥而至。本来已支离破碎日薄西山的印度诸土邦自此逐渐被欧洲列强吞并，由傀儡性质的王公治理。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正式将印度设为皇家殖民地，从此开始了英国对印度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当时的英属印度包括了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锡兰是英国属地，不丹也曾一度被占领。

在印度历史长河中，殖民统治时期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作为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还特别因为这段时期是印度有史以来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体制，从教育制度到社会观念，可以说，一切都开始了大变化，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印度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被打断，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模式转换。在新的方向下，发展速度相对加快但却出现了严重畸形。这是殖民统治造成的结果。殖民统治既是剧变的推动者(另一动力是印度人自己)，也是印度实现正常转变的严重阻挠者。觉醒了的印度人民用自己团结的力量搬掉这块绊脚石，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夺回来，才为印度实现正常的充分的转变敞开了大门。

殖民侵略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海外延伸，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必然产物。殖民统治和剥削是为殖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殖民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了不同时期的殖民政策，后者反映了前者的不同需要。当然，对殖民国家来说，无论什么阶段什么样的殖民政策，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更大限度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和压制人民的反抗。殖民侵略和掠夺不仅遇到被侵略民族的强烈抵抗，而且，东方国家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是横亘在其掠夺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殖民主义者可以在不触动这种结构的情况下实行原始积累式的暴力掠夺，但这种结构却与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国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需要不相容。为适应这种需要，就必须改变其现有结构，创造适合资本主义榨取的结构和物质条件。殖民主义者这样做完全是受自己的卑鄙私利的驱使，但只要这样做，客观上就不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起破坏作用，而且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文中，提出了殖民统治具有双重使命的著名论断。他写到:“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一精辟论断为学术界全面正确地评价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提供了一把入门的钥匙。

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果，雄辩地说明了马克思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如果说，殖民统治的最初岁月是以血腥的赤裸裸的表层掠夺为标志，其建设性作用还模糊不清，那么，19世纪30年代殖民政策进入新阶段后，其破坏性和建设性两个使命的完成都不彻底，一般说都是在进行一定阶段后半途止步。这同样是由其卑鄙私利决定的。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它需要谋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原有封建势力的支持，为此就需要自觉地与旧势力妥协，人为地保留某些旧的制度与结构;而说到建设性使命，殖民者虽然不得不实行，却绝不愿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真正出现一个新社会。道理很明显，如果是那样，也就宣告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剥削时代的终结。

英国统治者在印度的行为总的来看就呈现出这样鲜明的矛盾性。它在自觉地实现破坏性使命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实现着建设性使命;它必须实现双重使命，却又设置壁障，使两者都不能彻底实现。具体表现为:殖民统治实现了印度的政治统一，却又人为地保持了部分分裂状态(土邦);它摧毁了印度的自然经济和村社，却顽固地维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它把印度和正在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起来，促进了印度商品经济发展，却不给印度自主的平等的贸易权力，而是把它置于依附于英国的地位;它把大工业移植到印度，却压制民族工业的发展;它加快了印度经济的发展频率，却以发展畸形和财富无穷无尽地外流作为代价;它把政治民主制传到这个国度，却只是用作专制和高压统治的装饰物;它以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者自居，却傲然高居于印度人民头上，颐指气使;它为了统治这个国家不得不重视对它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却鄙视印度传统文明，企图瓦解印度民族自豪感的心理根基;它为了庞大的殖民统治机器和商业机构的运转不得不兴办近代学校，却要通过奴化教育，实行愚民政策;它在行政管理上、教育体制上实行世俗主义，却为了对抗民族运动竭力挑动宗教冲突，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等等。凡此种种，都清楚地反映了殖民统治固有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是殖民主义的影子，在有殖民统治的地方无处不在，但两者对比如此鲜明，可说是英国统治印度的特色。英国是西方殖民国家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最先充分发展的国家，为了实现剥削目的，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其殖民地，特别是在像印度这样对它至关重要的殖民地实行较深入的社会经济改造。破和立是联系在一起的，不破不立，立中又有破。所以英国统治对印度传统社会经济破坏程度最深，相应的采取的建设性措施也较多。印度在英国统治下，无论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还是教育制度、社会观念，都有了巨大变化(尽管畸形)，都在前进，有的甚至跳跃前进。了解这一点是研究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史必须首先把握的关键。

殖民统治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讲起殖民统治的历史，凡有爱国心的人对其罪恶无不感到义愤填膺。人们不愿讲，甚至有的人根本不承认其统治有建设性作用的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感情代替不了冷静的理论分析。历史研究是讲辩证法的，资本主义发展包括殖民扩张和统治都有其内在的辩证法，都受辩证法支配。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如果不能辩证地进行客观分析，我们就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我们的认识就会出现严重的偏颇。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谈到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文明碰撞时有一段名言，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反而是他们“消灭了印度文明”。这段话总的精神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说到英国文明对印度文明的影响，实际情况远比马克思为代表的生产力和自然经济先进，后者在英国商品进军和投资浪潮中逐渐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英国的教育制度和内容、英国的政治体制都较印度封建的体制和思想先进，从近代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倾慕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民主政体，追求在印度采用、实行、推广，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印度的种姓制度奠基于自然经济之上，当自然经济的根基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动摇后，当职业多样化和人口流向城市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后，种姓制度受到冲击，日益被削弱，这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但当问题涉及宗教文化层面，情况就复杂得多。印度是一个宗教意识强烈、文化积淀深厚的文明古国。印度教以其历史的悠久、曾有过的辉煌和宗教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紧密结合，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上打下了极深刻的烙印，是他们的精神动力源泉，也是他们骄傲自信的所在。英国统治者自以为基督教较印度教先进，决定在印度设置大主教区，通过大力传教，使印度基督教化。他们满以为印度教徒会闻风响应，蜂拥皈依。然而出乎其意料，遇到的却是印度教徒的顽强抗拒。印度教先进知识分子指出，印度教习俗虽有自己的缺陷，但基督教也并非完美无缺。不同信仰是在不同土壤上成长壮大的，东西方的宗教只是神学体系的不同，并没有宗教本身的优劣之分。何况在印度教徒看来，政府大力鼓励传播基督教意味着要把对印度人民的压迫从政治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要从文化心理上铲除印度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这当然是广大印度教徒决不能接受的。所以，除了少数印度教贱民和低级种姓为摆脱种姓压迫而改宗和一些部落首领被诱骗率部改宗外，真正张开臂膀拥抱这个异域新信仰的为数寥寥。那些感到自己的宗教信仰受到亵渎的土邦王公和士兵后来更以大起义来反抗亵渎者。政府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承认现状，致使基督教的传播始终被局限在少数人范围内。至于殖民者传播的西方价值观念和艺术观，其进步的内容被印度知识分子吸收，有些内容因与印度教宗教观念不符被排斥。至于个人至上主义、物质享乐主义则遭到甘地的断然拒绝。在思想文化领域，印度的本色基本保持，当然也有变革。英国文明要“消灭”印度文明是做不到的。

英国统治者满以为通过实行西方教育，可以把印度一代代年轻人塑造成数典忘祖、崇拜西方一切的洋奴。然而，他们的这个目的只是在有限程度上达到了。和他们的设想相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后，反而更加促进了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反思。对比西方先进思想，他们看到了印度的落后，并认识到印度教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神学思想的僵化是造成印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殖民统治的沉重压力，有远见的思想家率先变革观念，摈弃夜郎自大和故步自封的守旧态度，勇敢地站出来暴露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弊端，倡导改革，并大力开展宣传，振聋发聩，唤起民魂。他们迈出这勇敢的第一步曾遇到极大的阻力，但并未退却。正是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开创了印度人发愤图强，学习先进，把自身改革与摆脱落后、摆脱殖民压迫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

兰姆·莫罕·罗易是印度改革的先驱。到了20世纪，倡导印度自我完善并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旗手是圣雄甘地。正是甘地的谆谆教导和身体力行，让全民都认识到印度人自己和印度社会存在的弊病，唤醒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到提高思想境界，改革社会弊病，增强社会和睦的自身建设活动中来，把它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和强有力的精神支柱。甘地在改变印度人的精神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正像后来尼赫鲁常常说的，正是甘地使印度人民昂起了头，丢掉了恐惧，敢于与压迫者和自身的弊端斗争，满怀信心地追逐光明，为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谈到印度现代化，不少人认为殖民统治下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启动，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是从独立后开始的。这种认识不但理论上不正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殖民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对印度的剥削特权，是不希望印度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然而，它为了实现剥削的目的，就必须创造实现剥削的物质、技术条件和进行相应的结构改造;为了压制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也必须把殖民主义专制政体贴上民主制的羽毛。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统治的建设性使命。它是不可能不这样做的。而只要它开始了这个进程(19世纪中期开始，20世纪前半期进一步扩展)，即建筑铁路、敷设电报线、建立现代企业、实现农业商品化、推广近代教育、实行世俗政策、引进议会民主制的因素等，那也就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印度现代化的启动也是印度人自己积极主张、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印度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政体是国大党自成立以来就提出的奋斗目标。当殖民统治者还在争论应在印度实行什么样的教育政策时，印度改革先驱们就率先建立了实行近代教育的印度学院和爱尔芬斯顿学院，对殖民当局最后选择实行西方教育起了推动作用。印度大工业是英国人和印度人同时开始创办的。建立印度立法会议则是印度国大党成立前地区性民族主义组织就提出的要求，大起义的爆发促使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可见，是印度人民和殖民统治者一起拉开现代化进程的帷幕的。而且，与殖民统治者的被动的态度不同，印度人对实行现代化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他们才是印度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当然，政权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英国统治者的态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英国人并不愿使印度真正现代化，所以殖民统治下的现代化进展只能是有限的，而且要付出更多财富被英国人掠走的沉重代价。

1757年6月2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进行征服印度的普拉西战役，英军大获全胜。此后，经过不断的征服战争，到1848年4月，整个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一直持续到1947年8月印度独立。英国人对印度几乎长达200年的殖民统治深刻地改变了印度原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对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殖民统治下的进展主要是工业化的初步发动和现代教育的兴起。政治体制的变化和某些世俗化政策的实行对后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19世纪上半期，英国在实现工业革命后，改变殖民政策，由原始积累性质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转变为把印度开拓成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印度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然经济实行有利于殖民主义剥削的改造，这样就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自觉地为大工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引进英国的生产技术、大工厂制度和以铁路为标志的现代交通手段有了可能。资本输出的驱动和政治上巩固统治的需要提高了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几率，使铁路修筑和工厂的兴建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势。印度人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积极投身进来，创建棉纺织工业并率先兴办钢铁、电力、水泥等企业，第一个打开了通向重工业发展的通道。英国统治者希望印度永远是它的农业附庸，无意使印度工业化，因而对除修铁路外几乎是完全自发地出现的这股办工业潮流持不支持态度，而且有可能就压制。然而有两个因素使他们不能不改变态度，放宽限制。第一，两次世界大战凸显了印度在英帝国战略中的地位。英国的殖民地多，腹背受敌是最大威胁。从帝国战略考虑，英国非常需要把印度作为它的海外兵营和战争物资供应基地。为此就必须允许它的工业有一定发展。第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成了不可抗拒的洪流。由于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是国大党基本要求之一，在这方面做些让步以扼制、分化民族力量，削弱独立运动就成了殖民当局的重要的策略选择。这样，对印度的工业发展，它就必须实行一种又压抑，又放松，又控制，又利用的政策。这种本身自相矛盾的政策，结果就导致了印度工业在殖民统治下有一定发展，但非常散乱、低速、畸形，虽有粗略体系但没有心脏(机械制造工业)的残缺不全的局面。

农业的景象更令人沮丧。由于英国对农业原料的需求有一定限量，从市场上得到不成问题，又由于农业是高风险产业，农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波动很大，所以，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和投资者来说，就不存在任何足够大的诱惑力，能使他们对通过投资改造落后的印度农业感兴趣。英国殖民当局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出于稳定税收的需要确立了柴明达尔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农民所有制;为保证原料出口，兴修了部分大型水利工程，鼓励商人兼并土地多种经济作物，支持英国人投资兴办一些面向出口的种植园如蓝靛种植园、茶叶种植园等。这些措施使印度的生存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商品经济农业。但殖民政权并未采取任何措施鼓励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和技术投入;出于政治需要，又多方维护半封建的地主所有制，例如在不得不实行多少保障佃权的租佃改革时，蓄意将占佃农总数近一半的分成制佃农排除在外，为地主保留下维持高额剥削收入的广阔空间。英国人除兴办种植园外几乎没有在农业方面作任何投资;而地主和商人既能从半封建剥削中得到稳定收入，也就没有改变经营方式的动力和压力。这样，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农业只有商品化畸形增长而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化的变革，也没有技术改造和更新。这就造成农业的长期落后，大多数农民无地少地，受到沉重的封建剥削，生活极端贫困。过分的原料出口缩小了粮食种植面积，造成粮食短缺，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以弥补粮食的不足。

殖民统治和剥削需要培养一大批对西方有一定了解、懂英语、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雇员和职员为他们服务。所以英国统治者重视高等教育远胜于基础教育。19世纪50年代，印度已建立了德里、加尔各答、孟买三所大学，到19世纪末理工农医文等各种学院已有数十所。英属印度的高等教育在殖民地世界是最发达的。不过印度的文盲率并不比别的殖民地国家低。

殖民统治者出于拉拢、软化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需要，把西方三权分立的代议制的某些因素移植过来，把它嫁接在殖民统治的专制制度的基础上。中央和各管区都成立了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吸收印度人参加，成为有一定民主色彩的政治体制。这为印度独立后实行议会民主制准备了土壤。

殖民统治者也曾想用传播基督教来瓦解印度传统文化的根基，但不成功。为了在这个存在着不同宗教，群众的宗教意识又特别浓厚的国家避开这个敏感区，它实行了世俗教育制度，世俗立法制度和不带宗教色彩的文官制度，从而在近代印度客观上起了开世俗化先河的作用。然而，出于巩固统治的卑鄙私利，在印度大起义之后，它却竭力利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上层的矛盾，挑动宗教冲突，分化民族力量，使教派主义成了印度独立斗争和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严重祸害。和它的有限的世俗化措施比较起来，它煽起的教派主义恶魔的影响力要强烈百倍。

殖民统治时期，除了启动工业化进程和开始实施现代教育以外，别的方面的现代化可以说进展不大。宪政改革措施和世俗化措施对独立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现代化固然都留下了一些基础，不过这两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在当时都被殖民统治的丑恶面淹没。

在殖民统治下，由于一定的内外条件的综合作用，使殖民地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这完全是可能的。但是，殖民统治下的现代化只能是畸形的，片面的，迟缓的，而且代价极为沉重(殖民地财富的无止境的外流等)。殖民统治不可能给殖民地带来真正的现代化，这是由殖民国家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决定的。殖民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它的扩大剥削的卑鄙私利驱使。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由于殖民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征服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不管统治者主观上愿意与否，他们的统治在带来种种灾难的同时，也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客观结果。这是近代殖民主义制度固有的内在矛盾的体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期间，印度社会有沉沦的一面，也有上升的一面。这是史学界在20世纪60、70年代早已注意到并给予较多研究的问题。然而60、70年代，还是世界反殖民化的年代，学者们受时代的影响，把英殖与印度独立相联系，在“客观作用”之下，最多肯定一点英殖对瓦解印度自然经济和刺激印度民族觉醒的积极作用。进入21世纪后，反殖民化的问题已经解决，时代的主题变成了谋求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而印度在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当人们把英殖与印度现代化相联系时，方才能真正发现，英殖对印度社会的多重影响，都可能转化为现代化的积极推动力。

伴随着殖民苦难，英语得到了普及，打通了与欧美民族交往的语言障碍。印度是英国的前殖民地，因而英语成为印度的通用语言，几乎所有印度人都会讲英语。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Gartner印度分公司副总裁Partha Lyenga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印度在英语方面有天然优势，其一在于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其二在于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这意味着印度有大量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才，而这是中国无法比拟的，这是印度最主要的优势所在。”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教育机构对英语的重视。全英语教学是印度教育的显著特色。在印度，一般公立学校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而私立学校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实行各学科的全英语教学。印度的高等教育同样全面采用各学科的全英语教学。印度的大学教材与中国不同，自行编写的固定教材较少，多采用欧美等先进国家的原版教材，由于具有中小学12年基础教育的英语功底，大学生使用这些英语教材没有任何语言障碍。经过大学的专业学习，学生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母语水平。另外，印度每年200万大学毕业生要全部接受4至8周的英语发音和职业教育训练。受到高等教育的印度软件人员都能够熟练地阅读任何英文资料，并可以直接了解西方的信息。印度软件人员在运用以英文为基础的软件工具时不存在任何障碍，他们的软件产品可以直接出口到英语国家。印度软件产业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市场是美国，2002年印度向美国的出口就占据了全部出口额67.7%的份额。印度在英语上的天然优势，为教育机构降低了英语教学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印度软件人才不仅受本国企业偏爱，而且也颇得欧美很多大型软件公司的青睐。全球IT外包市场主要是欧美和日本，其中85%的IT外包市场是以英语为沟通语言的。作为未来软件企业生力军，软件工程师应该具备良好的英语应用能力，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印度在软件产业发展上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英语人才。印度培养的众多软件精英对英语的熟练程度相当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不用为设计软件时的语言障碍发愁，和客户沟通十分顺畅方便，因此，印度软件企业的产品也就非常容易进入欧美市场。由于印度在英语上的优势，促使印度软件业飞速发展，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远远超过世界软件业平均20%的增速。印度软件业的发展促使印度经济全面起飞，近几年印度的GDP增长率达到6%。而印度经济的起飞促使印度的崛起，使印度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伴随着殖民苦难，传统的自然经济基本解体，市场经济得到发育，拉开了经济工业化的帷幕。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侵略和经济掠夺严重破坏了印度的社会生产力，摧毁了原有的农村公社和封建生产关系，使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一方面，英国的工业品不仅摧毁了印度的城市手工业，也打击了农业，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紧密结合，把印度变为自己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印度原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破坏了，开始形成殖民地经济。另一方面，因为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地区间经济联系的扩大，从而为印度资本主义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19世纪印度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发展起来。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经济的发展也开始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如土地私有权的确立、现代银行系统的出现等。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开始出现。这些对印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后来更大变化的起点。印度的市场经济起步于殖民地时期。这一时期印度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因素、市场机制虽然得到了发育，形成了民族市场经济的雏形。但由于这种市场经济不是印度社会正常发展的结果，因此是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移植性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依附性的市场经济。1947年，印度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致力于自立富强的目标，从而实现从不发达市场经济向发达市场经济的过渡。经过60余年的发展，印度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市场经济经过不断发育、成长，有所成熟，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形成了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市场和消费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市场成为经济运作和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具有明确的产权关系和独立的利益主体，实行私营部门和公营部门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印度的宏观调控特别有力，表现在计划经济等方面。长期以来，私营经济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约占3/4。更重要的是，印度90%以上的劳动力在私营经济部门就业。1985年度，公营部门在国内净产值中仅占24%，私营部门却占76%。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较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在实行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结合上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印度市场经济强调政府主导、计划和社会目标。迄今为止，印度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其独立的民族市场经济不断发育成长。但总的来看，印度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一种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其市场机能的发育尚不成熟，也未完全形成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市场体系。

伴随着殖民苦难，王公统治和地方割据被抛弃，代之以议会民主制度和联邦制统一，掀动了政治民主化的闸门。印度独立后又同时将英国殖民时期确立的议会制度全盘接受下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修订完善，它在形式上是与西方、特别是与英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套制度的雏形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国王接管东印度公司后就已开始实行。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引进西方式的民主政体的一些因素，如逐步扩大立法会议，吸收印度人参与立法，实行文官考试选拔制度，让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参与行政管理，通过选举，实行多数党组织政府的省自治等。素有“议会之母”之称的英国，将其所谓的民主制度贯彻到疆域辽阔、文化底蕴深厚的印度时，既要求这移植的制度能维持殖民统治安稳长久，又不得不对它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的状况，因此这套制度一开始就走了样。印度的政治精英和官僚阶层对这套政治制度既熟悉又欣赏。因此，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向印度和平移交政权的同时，印度的统治阶级也自然而然地承袭了它所建立的议会民主制度。印度有一部完善的规定议会民主政体的宪法，这是印度民主政治的标志。经过多次修订，这部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从政治上确定了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同时规定公民的平等权、自由权、文化教育权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权。1950年1月印度颁布的宪法规定，印度为共和国，实行联邦制，是一个“主权、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共和国”，采用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印度实行议会共和制，权力主要集中在由议会产生的内阁手中，总统具有虚设的性质。在议会民主制度下，印度各党派为了争夺权力，目标直接指向议会的议席多少。印度政党之多可谓世界之冠，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印度第一次大选时，全国政党总数为192个，现今多达400多个大小政党角逐，参加投票的选民超过5亿。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发生。在迄今为止已经举行的13次大选中，每一次选举都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更迭和政府组成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主政体对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调节能力。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尽管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演变，民主政治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它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

英国是世界历史上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殖民主义国家，为了使其机器大工业尽可能广泛地开拓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就不可避免地在其殖民地推行工业化政策，而印度作为英国最大的海外殖民地理所当然成为首选的实验场所。英国人在印度办工业的首选原料是黄麻。1855年，退休文官乔治·奥克兰在孟加拉的利斯拉建立了第一个黄麻厂，兼营纺织。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由于世界贸易的勃兴对黄麻制品提出越来越大的需求，印度的黄麻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很长时期内，它是仅次于棉纺织业的第二大工业部门，是印度工业的主要支柱。棉纺织业是印度经济的传统优势，但此时正是英国棉纺织品大举进军印度之际。即使这样，印度商人还是从英国引进了设备和技术，投资于这个关乎印度国计民生、原料丰富的民族产业。1854年在孟买印度商人建立了第一个棉纺厂，两年后，开始投产。此后，印度的现代棉纺织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成为印度首屈一指的支柱产业。

比起印度的棉麻业发展，英国殖民当局更为关注的是印度的铁路建设。19世纪40年代英国殖民当局决定在印度修建铁路，到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前有近150英里的铁路投入了运营，另有150英里在建设中。大起义之后，出于调动军队方便和输出资本的政治经济双重考虑，印度的铁路建设进一步加快。1901年印度的铁路有25373英里，1913—1914年达到34656英里。修建铁路成了19世纪后半期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最快最大的项目，铁路长度是亚洲其他国家不可相比的。

棉麻织业的兴起以及铁路的修建，标志着印度工业化进程的开端。随后，一系列基础设施和其他工业部门也发展起来。19世纪后半期在英商和殖民政府的投入下，印度的电报、公路、桥梁、港口和船坞建设也有了较大发展。铁路基建修配厂、小型炼铁厂、煤矿、水泥、制糖、火柴、造纸、被服、皮革、军械等一些较小规模的企业也建立起来。然而，直到20世纪初，除铁路外，印度的重工业发展例如电力资源、钢铁、机械制造等几乎仍是空白。多年来印度发展重工业受到殖民当局的限制，到20世纪初，随着铁路发展对钢铁需求的增大以及德国、比利时钢铁企业进军印度的竞争，英国当局决定放开对钢铁业的限制。印度的民族工业家塔塔家族抓住这个时机，于1907年建立了塔塔钢铁公司，到1912年达到年生产能力16万吨生铁、10万吨钢材的规模。1910年，塔塔家族又建立了第一家电力公司。此后一些大型的水泥厂、采煤厂陆续建立并开工，印度的工业化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

以后，印度的工业化进程在英国殖民占领时期又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一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0年中，印度工业得到较大发展;其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印度的工业发展又一次提供了机会，战争使印度工业设备得到充分利用，产量有很大提高。战后，印度又出现了办企业高潮，其特征是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创办趋势得到推进，而且以印度资本为主，例如汽车制造、机械工业和机车、飞机制造、电气、建筑设备等。

到印度独立时，印度的工业已初步形成为一个体系，轻重工业的许多部门都已建立。铁路达40524英里，公路115000英里，电报线已把全国主要政治中心和商业重镇联结起来。印度的钢铁、电力、纺织品等主要工业平均的产量以及交通设施的发展程度在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居于首位。但是，这种工业体系仍是残缺不全，有很大缺陷，特别是机械制造业薄弱，本来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10%，重工业比例就更少。这就使独立前的印度粗略形成的体系成为一个虽有躯体但心脏不全、自身没有充分供血能力的残缺体系。

殖民统治时印度议会民主制的奠定。在英国征服印度前，印度是封建君主的专制体制。莫卧尔帝国虽然已经瓦解，但分裂的诸小国都是一个个封建君主专制的王国，王公集立法、政治、司法权力于一身。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印度的封建王朝虽然分分合合，但王朝专制体制很难有所改变。1947年8月独立时，印度建立的却是类似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民主制政体。毫无疑问，印度议会民主制的建立来源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正是英国的殖民统治打断了印度极其缓慢的发展节奏，启动了印度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这可以说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留给印度的另外一份重要的遗产。

在印度这样的传统东方大国建立西方的政治制度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比如印度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结构的变化，简言之，就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壮大，以及代表本民族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外，还需要培育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等等。随着殖民统治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传播到印度以及西方教育在印度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主张按照西方模式改造印度政治生活，其中罗姆·摩罕·罗易第一个提出了希望在殖民者帮助下在印度最终建立宪政体制的要求。到19世纪50年代，印度人开始要求殖民当局按三权分立模式改造英印政权。19世纪下半期，随着印度早期工业化的进行，印度的民族资本、民族工业逐渐壮大，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终于登上历史舞台。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把建立代议制作为其斗争目标。此后，英国殖民当局就在以国大党为首的印度民族运动的推动下继续了漫长的宪政改革，最终为印度议会民主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不得不采用现代政体形式。早在国大党成立前，英国的宪政改革就开始了，但当时主要是为平衡殖民者内部矛盾以及笼络印度上层社会。国大党成立后，就立法会议的组成与选举提出自己的主张，殖民当局被迫一次次进行宪政改革。1892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参事会法》，其结果是使印度的民族活动家特别是国大党领袖进入立法会议，他们可以在立法会议批评政府政策、反对政府有损印度的法案。议会民主制的某些因素已被引入印度。进入20世纪，随着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09年英国议会又通过《印度会议法》，1918年，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共同推动下，殖民当局发表《蒙太古—蔡姆斯福德报告》，1919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政府法》，保持了宪政的方向。1928年，以国大党为首提出《尼赫鲁报告》被拒绝，印度要求独立的呼声高涨。1935年，英国议会被迫通过新的《印度政府法》。根据该法，印度率先实现了各省自治。到1945年英国工党政府被迫允许印度独立，此时印度人已经组成了自己的临时中央政府。

通过多年的斗争与实践，殖民统治期间的印度已经打下了实行议会民主制的重要基础。事实上，从1919年起，殖民当局就建立了越来越接近议会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政府机关的运作规则、立法会议程序、选举在每次宪政改革中都有更为详细的规定;还有就是殖民统治时期的宪政实践对印度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实行议会民主体制的培养和训练，它还促使印度的民族运动领袖对未来印度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体进行思考。正如印度民族主义领袖所说的，在独立前一百年里，印度从英国政治体制中吸收了不少东西;在独立前30—40年里，印度基本上建立了责任政府制度的基础。在民族斗争的推动下，宪政改革就像多级火箭把印度一步一步地推向议会民主制的轨道。

印度是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宗教全面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印度教是影响印度社会最深刻的宗教。中世纪时期进入印度次大陆的伊斯兰教是印度的第二大宗教。其他宗教，如佛教、耆那教、锡克教、基督教等，也活跃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伊斯兰教传入前，不同宗教多为和平竞争，宗教压迫的情况较少。伊斯兰教传入后被定为国教，印度教丧失了国教地位，出现了宗教压迫与冲突。就印度教而言，其前身为婆罗门教，几乎与国家、法律同时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左右。公元4世纪前后，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及其他民间信仰进行改革，以后改称印度教。印度教法是印度教义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印度教徒在宗教、世俗生活中一切行为规范的总称。它以印度教“梵我如一”、“业力轮回”等基本教义为哲学基础，以种姓制度为基本内容，以村社制为社会经济基础，以宗教、伦理、法律规范的综合体为表现形式。它虽然在历史上没有对其他宗教搞宗教压迫，但内部的歧视、压迫却十分严重，贱民和低种姓受到压迫，妇女地位也十分低下，受到种种歧视。印度教的巨大社会影响和印度教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特点，使得印度的世俗化进程异常艰难。

印度的世俗化进程起始于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殖民统治者在印度大部分地区直接建立世俗政权，取代原来的印度教统治者或穆斯林统治者。以后逐渐在政府管理、招募军队、文官选拔等方面都不以传统社会的种姓身份、家庭出身、血缘关系、世袭职业和宗教信仰为标准，为印度行政和政治职业自由化开辟了道路。殖民者虽然蔑视印度的宗教，但明确宣布宗教自由，殖民者对宗教集会场所实行行政管理，使宗教活动逐渐从属于世俗政权。殖民统治者还在印度大力推广西方教育，培养殖民统治所需的人力资源。其目的虽然是为了在更深的心理文化层次上征服印度人，为殖民统治服务，但客观上，随着西方教育的发展，英语的普遍应用，资产阶级思想与科学精神广泛传播，印度传统的宗教文化体系受到了猛烈地冲击，为印度政治世俗化进程提供了良好的意识形态环境。殖民统治者逐步建立起世俗的法律法规体系，使传统的印度宗教法典与宗教法学彻底边缘化。印度能够实现行政和司法都独立于宗教之外，这是其世俗化进程的巨大成就。印度世俗化还表现在减轻对贱民和低种姓的压迫、促进妇女解放等方面。印度教法的许多规定如种姓歧视、萨蒂制、童婚制、多妻制等，早已为印度一些有识之士所不齿。包括罗易在内的许多宗教社会改革家都曾猛烈抨击过这些野蛮而落后的规定，并为废除和限制这些规定向殖民当局请愿。1813年和1833年的特许状法规定，在印度出生的英国臣民和印度人，不能因宗教、出身、肤色等原因而被剥夺担任高级官员的可能性。在宗教社会改革家的努力下，殖民当局于1829年颁布法令，禁止举行萨蒂，凡怂恿或强迫寡妇殉夫者皆以杀人罪论处。1850年，政府颁布了《排除种姓无能力法》，宣布种姓权利必须服从于政府法令，不得因宗教信仰和种姓原因剥夺某些印度居民的财产及其继承权。1856年，又颁布《印度教寡妇再嫁法》，禁止种姓会议对寡妇再嫁进行干涉。1872年颁布的《特别婚姻法》明确禁止童婚和多妻制，并承认那些逾越种姓鸿沟的婚姻为合法婚姻。这些法令的颁布虽未最终消灭种姓歧视、萨蒂制、童婚制、多妻制等，但毕竟是对印度传统法律的重大革命，使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此外，在教育方面，殖民统治当局也采取一系列政策使其有利于贱民、低种姓和妇女。

19世纪中期以来，对印度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大潮感受最深的，是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和实业家。一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先进，他们痛切地发现自己国家的贫弱落后，另一方面，当他们要求英国政权对发展印度工业给予起码的支持时，他们看到的却是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极度的失望使他们变得聪明起来。他们不再仰赖英国人，而是积极投身这一潮流中，工商业者下决心自己办实业，民族运动领导人则把争取独立，追赶世界先进，建立富强繁荣的新印度作为运动的远大目标。印度实业家和英国人同时办工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国大党领导的民族运动的鼎力支持下，他们战胜了殖民当局的压制和打击，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不仅保住最早创立的基业，而且得到较大发展。要讲殖民统治时期的工业化成绩，他们至少可以与英国人平分秋色。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民族主义力量作出的贡献更大。是他们揭露了殖民统治的剥削本质，坚决反对当局实行损害印度经济发展的政策;是他们坚决地捍卫印度民族工商业的利益，领导开展群众性的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运动，为孱弱的民族实业筑起一道强固的政治堤防。民族主义力量的更重要的贡献，是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了民族独立，为印度全面推进现代化真正打开了大门。而且，还在独立斗争处在艰难时刻，他们就已放眼未来，自觉地担负起探索印度未来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对印度现代化道路的探索19世纪下半期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随着认识的深入而不断深化，不断提高的过程，到独立前已就重大原则问题在国大党内基本上达成共识。在这个类似接力赛的长期的探索过程中，不少思想家、政治领导人和学者参与，贡献了各自的心血和智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贡献最突出的是瑙罗吉、伦纳德、提拉克和尼赫鲁等，他们的认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集中反映了各个时期印度认知的最高水平。这些人物的思想有连续的一面，也有变更的一面，后者正是认识深化的结果。

瑙罗吉和伦纳德都是国大党的创建人，主要的政治活动在19世纪下半期。此时在民族主义者中，虽然对英国统治的赞扬已被不满取代，但对英国的幻想和依赖感并没有消除，只不过认为印度人不能坐等英国帮助，必须以自己的坚忍不拔的努力来创造新局面，争取当局的积极合作。瑙罗吉有较长时期住在英国，正是耳闻目睹使他深刻感受到英国经济发展和印度贫困之间的鲜明反差。作为一个爱国者，他认为印度一定要赶上去，要在印度实行英国那样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印度也能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正是带着这样的美好憧憬，他考察印度贫困的原因，认为印度财富无止境地被英国掠走是问题的关键，从而提出了著名的“财富外流论”。他认为只要促使英国改变政策，实行“英国式统治”，制止外流，用外流的财富在国内发展工业和商业，印度的面貌就能改变。瑙罗吉虽然讲到了要发展工商业，但只是作为一般适用性政策而言，至于实现他的美好憧憬的根本道路是什么，他没能及时提出来。向前跨进一大步的是伦纳德。他第一个指出印度贫困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财富外流，而是英国把印度变成了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即农业附庸。印度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根本道路在于实现工业化。他一面仍然寄很大希望于英国统治者，劝说它要担负起一个政权应担负起的保护和支持印度工业发展的责任，如帮助筹措资金，实行保护关税，发展科技教育，开拓内外市场等，一面大声疾呼，要求印度一切有产者要有远大眼光，勇于创业。他说，印度有足够的原料，足够大的市场，所缺的是资金、技术。只要多想办法，群策群力，一定能战胜困难。伦纳德的理论被称为“工业振兴论”，它抓住了发展的根本，但却没有想到在殖民统治下实现工业化有没有可能。独立自主发展，这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印度是殖民地，恰恰缺乏这个条件。事实上，伦纳德的呼吁，虽在印度人中深得赞同，而英国统治者却毫不理睬。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殖民当局迎合蓝开夏工厂主的要求，取消了对英国棉纺织品征收的进口税，以增强英国产品在印度的竞争能力;后来出于财政原因恢复，却对印度产品加征同等税率的出厂税，以抵消恢复征税对英国产品的不利影响。事实表明，殖民统治是实现工业化的主要绊脚石，没有独立就不可能有印度的工业化。在认识上勇敢跨越这个门槛的是19世纪末国大党内的以提拉克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派别反对国大党在新的形势下仍裹足不前，要求它改变策略，把印度民族运动从改良主义阶段发展到革命阶段。提拉克提出了司瓦拉吉纲领，并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消极抵抗运动，争取民族独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明确提出了政治独立是经济独立和发展的大前提的论断，把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与争取独立的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使争取独立的斗争成了实现工业化的首要步骤。也就是从这时起，民族力量虽然把继续力促殖民当局支持印度工业发展作为斗争策略的一部分，但从根本上已不再对英国抱有幻想。在独立目标确定后，思想家们和领导人的思路也进一步拓宽了。此后他们考虑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独立后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问题，也就是印度整个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是印度的发展前景，对此，除了甘地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外，所有政治力量原则上都是认同的。但各种势力阶级属性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印度现代化的方向道路也就有不同主张(例如右翼政党主张西方式资本主义方向，印共主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有部分社会主义者主张经济分散化方向)，同一政党内在看法上也往往大相径庭。由于国大党在民族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群众基础最为广泛，是印度政坛上最强大的力量，它的主张对印度的未来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国大党内也是政见不一，争论不断，不过总的趋势是党内左翼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逐渐占据上风。尼赫鲁是国大党领导人和党内左翼领袖之一。在领导运动的实践中，他从印度国情出发，逐渐形成了一套印度未来现代化道路的主张。经过党内不断的讨论、争辩后，他的主张被多数人接受，成为国大党的主流思想。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世界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外，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到20世纪上半期，两者都实现了现代化，都是成就斐然。两种制度既根本对立，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也就迥然有别。尼赫鲁的希望是兼采两者所长，走一条中间道路。他是以印度的国情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的。他说，从殖民地痛苦中走出来的印度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畸形，人民极端贫穷的国家。经济发展是紧迫的任务，但如果不能使下层人民得到实惠，则发展既不会持久，也没有意义。国大党要保持自己的群众基础，是不能把下层人民参加民族运动时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置于脑后的。他对两种制度在经济现代化方面的评价是:西方的以私有制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在主要方面应予肯定，不足之处是造成过分的贫富悬殊，使社会弊端丛生，动荡不安。这主要是因为对私人资本的谋利动机不加限制，国家政权只为有产者上层着想，对改善下层人民的处境漠不关心。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着眼于人民大众利益，国家通过计划手段和建立大量国营企业，使广大群众从发展中直接受益，避免了贫富两极分化。但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违反民主本性，不足以效法。在政治方面，他对西方的代议制无限推崇，对苏联的专政做法则极表反感。他认为印度长期受英国思想熏陶，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理应学习西方，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则要吸收两种制度之所长，使之相互补足，也就是说要在两个极端中选择一条适中的道路。

要在两种对立的现代化模式中找出一条中线是不容易的。尼赫鲁经过权衡后主张在政治方面采取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在经济方面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但国家要对关键工业实行控制，要有偿地废除柴明达尔制，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他认为国家政权在实现现代化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国家应通过计划手段对经济发展实行全面调控，应依靠国营企业作为计划调控的经济后盾，应制定适当的政策限制私营企业唯利是图的经营，使其发展符合国家计划的要求。这套主张就是独立后实行的混合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的原初形态，也是后来他概括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甘地支持。

印度思想家、政治家独立前步步深化的探索，以尼赫鲁的主张作了总结。由于认识越来越接近印度实际，也由于国大党达成了基本共识，就为独立后全面推进现代化准备了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