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转型的视野来审视，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集中式涌现，具有明显的发展阶段性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转型特有的社会解组、社会失序现象的综合反映。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是走向现代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工业化、城市化所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的急剧而深刻的变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转型期的社会秩序出现相当程度的混乱，诱发出一系列严重影响社会共同体存续及经济正常发展的社会问题。在此，一方面是传统共同体秩序趋于解体，另一方面却是新的社会秩序尚处于艰难的生成过程之中；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以先辈难以想象的规模涌现出来，另一方面却是社会问题丛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一方面是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机会，另一方面却是人们越来越普遍和强烈地感受到生存的孤独感、虚无感甚至绝望感。就此而言，社会冲突的普遍化及社会矛盾的激化，乃是转型社会的共同现象，是发达国家都曾或多或少经受过的社会阵痛。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狂飙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师狄更斯（1812-1870）在《双城记》中的感叹，成为转型社会人们复杂的现实生活感受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明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任的纪元，这是怀疑的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上天堂，我们都将直下地狱。”
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无论就工业化、城市化和国民收入水平，还是社会秩序面临的严峻挑战而言，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同20世纪初的美国都极为相似。困扰当下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从社会分配不公、利益结构失衡、腐败盛行、道德退化，到社会抗议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到经济转型升级遭遇市场瓶颈，到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严重制约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都曾经历过，并基本上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达到历史的峰值状态。[2]借鉴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应对社会转型众多社会问题的挑战，顺利渡过社会转型的阶段性之坎的历史经验，对于认清社会管理命题蕴含的“真问题”，廓清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是大有裨益的。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缩短和减免分娩的痛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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