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共和的本质要求

“共和国”(‘Republic’)源自拉丁语的res publica，即公共的东西、事物、事务或财产，含义是说，一个共和国与下面这样一种国家或社会是不同的，在那种国家或社会中，统治者将所有的事物，包括居住于其中的人民，都看作是他们的财产。在一个共和国中，国家或社会的政府是一种公器，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公共性(publicity)是一种开放的、公共的而非私下的或个人的状况。公共性与自我治理因此可以说是共和主义的基本要素^[2]。但是，什么才是公共性和自我治理所必需的呢?什么是“公众”(the public)，其成员又如何自己治理自己呢?对这些问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共和主义回答。正是对公共性和自我治理的信奉，才导致了这种以及其他种种属于共和主义者内部的争论。对于共和主义者而言，问题不在于公共性与自我治理是不是好东西，而在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它们^[3]。

公共性和自我治理可能是共和主义的基本要素，却并不是共和主义所独有的。但必须指出，就它们都强调公共性和自我治理的重要性而言，乃是因为各种现代政治理论都继承了古典共和主义的遗产^[4]。就公共性而言，其含义有两重。首先是，政治作为公共事务必须公开地当众进行。其次是，“公众”不仅仅是指一群人，而且还是一个有其自身的要求和所要考虑的事情的生活方面或领域。尽管公共领域往往与私人的方面或领域不太容易区分，但公共生活将人们拉出其私人世界，并将人们牵引到一起。它激发出人们的天资和才干，进而将他们聚合进入到共同体中——进入到与公众中的其他成员的联系和团结甚至是冲突中。诚如阿伦特所言:“‘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它更多地与人造物品以及人类双手的创造相连，与共同生活在这个人造世界中的人类的事务相连。共同生活在本质上意味着一个物质世界处于共同拥有它的人群之中，就像一张桌子放在那些坐在它周围的人群之中一样。这一世界就像一件中间物品一样，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割开来。”^[5]阿伦特把公共性看作是世界本身，而人类生活世界本身是按照公共性机制衍生和发展的^[6]。

从公共性出发，共和主义者继而强调法治以及公民美德。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公共事务之所以必须当众进行，不仅仅是出于方便的考虑——即可以集中起来当场解决——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腐败。作为公众的成员，人们必须随时准备克服他们个人的偏好，将他们私人的利益放在一边，而从最有利于公众整体的立场出发去行动。如果公民以这样的方式行动，就表明他们具有公共精神，就展示了其公共的或公民的美德。而如果他们要显示出这种美德，则公众必须受到法治的约束^[7]。自我治理和法治之间的联系同样紧密和直接。假如公民要实现自我治理，他们就不能受制于绝对的或专横的统治。因此，如果一个公民要实现自我治理，他或她必须免于来自他人的绝对或专横统治。而要避免这种专横，公民在基本的行为准则方面就必须服从法治——即服从法律的管理而不是人的管理。不过，同时也必须指出，自我治理也要求自我的治理。一个共和主义的公民不是一个任意妄为地、冲动地或鲁莽地行动的人，而是一个按照他或她也参与制定的法律行事的人，这显然又表明了对于法治的需要^[8]。

共和主义对于自我治理的承诺一旦与公共性联系在一起，便又导向了一系列共和主义的独特主题，如共和主义的自由概念以及上述的公民美德概念。无疑，自我治理是自由的一种形式。但对于共和主义者而言，这是最重要的形式，因为其他的个人自由形式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在法律之下，才能得到保障。自由需要依赖于法律，以便公民能够独立于他人的专横意志。因此，在法治之下维护自由不仅需要对公共事务积极的、具有公共精神的参与，而且还需要适当的政府形式。如果说，混合型的政府体制是共和国的独特形式，那么，公民美德就是它所向往的实质。如果没有愿意为捍卫共和国而抵御外来威胁、愿意积极参与共和国治理的公民，那么，即使是混合型的体制也会失灵。因此，共和国必须致力于桑德尔所说的那种“在公民中间培育自我治理所需要的品行的培养”^[9]。为了抵制贪婪、野心、奢侈、怠惰等各种形式的腐败，体制上的预防措施无疑是必需的，但是如果缺乏相当程度的公民美德的话，还不足以维护法治之下的自由。因此，通过教育和其他手段保证始终具有必要的公民美德，是一个有远虑的共和国的首要关切之一。总之，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不仅具有法律的维度，而且还具有伦理的维度: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公民除了拥有法律权利和义务之外，还要求对共同善的信奉和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也就是说要求公民美德;此外，它还具有整合和教育的维度。这是它不同于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地方。

按照现代学者的考证，“virtue”(美德，或译德性、德行)这一概念来自于希腊文aerte(亦可译为excellence，卓越)，指具有某方面能力、特长;在拉丁文中，virtus与vir(男子气概的、刚勇)同源。可见，这个概念并不一定对应于汉语中具有强烈伦理内涵的美德、善行。同时，这个概念往往与事物的目的和功能联系在一起;因此，人只有适当地展现、完成其功能，才能表现出其德性。既然“virtue”是与某种角色的表现或某种技能的展示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公民美德就可以理解为与公民这一角色以及共同善这一目标联系的德性^[10]。

在古典共和思想上，倚重美德还是倚重制度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孟德斯鸠称美德是共和政体的原则。在古代，共和政府的首要特征是美德。美德的重要性来自公共性。早期的共和主义常靠弘扬美德来鼓吹共和，靠号召民众献身祖国来维持共和。在孟德斯鸠看来，“品德，在共和国里，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爱共和国。它是一种感情;而不是知识的产物”^[11]。按照孟德斯鸠以降的定义，公民美德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涉及公民义务、公民责任，美德就是主动承担公共义务的意愿和行动;另外一个涉及共同善、公共利益，美德就是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意愿和行动。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公民美德的对立面是“腐化”，后者反映了人类的一种自然倾向:一旦共同体的要求与我们自己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往往取后者而弃前者。“腐化”包括懈怠和损害两种形式，并且既适用于统治者、官员，也适用于普通公民^[12]。从共和主义的立场看，公民身份既有一个法律的维度，也有一个道德的维度。在共和主义看来，公民身份是一种精神气质(ethos)——一种生活的方式。换句话说，公民身份可能关系到一种法律地位，这种法律地位授予公民各种特权和豁免权，但是，公民身份必定不止于此。“真正的”或“正确的”公民身份要求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承诺和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也就是说，它要求公民美德^[13]。

简言之，公民身份有一个道德的维度，是因为在公民身份的概念中存在着一些衡量评判的标准——共和主义的标准，它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怎样才算好公民的理念，强调的是公民身份的公共性质。这种公共性质从两个方面显示出来。首先，按照这种评判标准，好公民是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他将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他会认识到，公民身份既是一种权利，同样也是一种责任，一个好的公民在受到吁请时会承担起这些责任——从遵守交通法规、尊重他人权利这些日常的要求，一直到纳税、服兵役这些更为繁重的义务。其次，显示出对于公共利益之责任承诺的第二个方面是公民参与。好公民在受到吁请时固然会承担公共责任，如在受邀担任陪审员时，但是他们不会总是被动地等待别人发出吁请。相反，他们会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政治是公共事务，而好公民，按照共和主义的观点，将在这一事务中扮演一个见识广博明达、富有公共精神的角色^[14]。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既是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也是通向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一条途径。

公民身份在现代早期依然存续，只不过它已逐渐沉寂。在中世纪时期，城市是一个公民身份非常繁荣昌盛的场所。在成文法典和公共伦理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和掌握政府权力的人总是一小部分人，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男性和拥有财产的人。由成文法典和公共伦理授予他们职权，规范他们的权力。然而，这种自治政府通常存在于一种更大的政治文化背景中，而且这种政治文化通常皆为君主制和等级制。在其中，教会和国家权威横行无忌，并且与宗教相结合，世俗的权力由宗教的价值而进一步膨胀。因此，即使在共和主义主导下的自治政府中，律师和其他政治思想家却常常把公民与臣民混同在一起。随着巨型领土国家的扩张，从最初的意大利开始遍及其他越来越多的地方之后，君主制与共和主义自治政府的结合变得愈来愈常见、越来越容易，也更加合法化。

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公民身份实际上被中央集权的国家及与相关的政治结构所压制，乃至几乎消失殆尽。在这些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公民都变为臣民。至于“公民”已经退却到律师和历史学家们的图书馆中去了，在那里静静地保存着，直到最终复兴。不过，这种漫长的沉寂并不等于完全消失。在这些年代里，公民身份仍然存续。随着欧洲人的生活本身发生了变化，并变得更加丰富，公民身份最终也丰富了其含义和内容。

在古代和中世纪里，公民身份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又是一种现实。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观念分别在雅典和佛罗伦萨付诸实践。然而，直到民主革命时期，公民身份才再一次成为西方世界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一种制度。在这个时候，公民身份的普及反映了发生在大西洋世界的巨大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其中之一就是幅员辽阔的领土国家的增长。当政治理论家们思考公民身份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在公民与这种君主政体的关系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第二种变化则与第一种变化相关，它表现为一种世界经济逐渐地形成。诸如在英格兰、法兰西以及荷兰等地，商业财富急剧增加。当然，在这些变化出现之前，肇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已经促动了沉寂已久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在15世纪早期，意大利产生了“公民人文主义”，马基雅维利赋予其最初的力量，而在一百年之后，它开始初显轮廓和锋芒毕露。在历史中行进的与其说是学者那种不愠不火的理想图式，毋宁说是对一种事实的愤怒呐喊。正如马基雅维利界定了一种包括纪律、灵魂、坚韧以及军事力量的公民身份，但这恰恰是遭到中世纪拒绝和抛弃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