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关系

第一节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关系

一、深刻的医疗制度改革使政府对医院的职能发生了变化

医院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非常敏感。在传统上，中国的医院主要是作为政府部门职责的延伸，是政府直接参与管理的行政性单位。这种状况使医院的产权明晰、职责明确，在一定时期内为我国人民的医疗健康事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相对于我国高速的经济发展态势，我国的法律体系和管理方式都开始出现了滞后，这种政府直接管理医院所导致的低效率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医疗服务管理体制开始尝试推进深刻地制度改革。社会办医格局的逐步形成和中外合资医疗结构的产生，都使我国传统的政府与医院之间的单一行政隶属关系出现弱化，我国政府开始由传统的“办医院”向“管医院”的职能进行了明确而深刻的改变。尤其在卫生部卫生监督司变成卫生监督局之后，这种监管医院的职能将会有更大地发挥。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医疗结构如何转换思路，处理好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长与市场”的关系，将是各个医院所要认真研究并予以回答的问题。

二、政府职能的变化导致了医院经营模式的转变和医院品牌形象概念的产生

在我国传统的政府职能中，医院是政府面向社会服务的重要延伸功能之一，各个医疗结构的设置都是单一的政府投资，为医院带来了明确的产权的同时，也带来了明确的市场定位。这种投资形式对政府来说非常明确，首先是要解决广大群众的基本健康医疗保障，其次是要将医疗作为一种公共福利来分配给社会的每一个单元。但是这种政府给医院市场范围的直接划定，会为医疗事业发展带来很明显的资源配置问题，即：①地域资源配置失衡；②缺乏进步动力，效率低下；③医院规模过分求全；④医院资金来源单一。

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医院都要遵循小而全的建院思路，而无法具有自主的经营权，被服务者也没有选择医院的权利，医院的发展方向只能按照政府的指令进行，发展力度也只能依赖于政府的拨款额度。显然，这种时代环境下的各个医院，难于产生自己独立的机构形象，也更无从考虑形象战略和公共关系建设的问题。

这种情况在医疗改革之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文已经提到，在我国的医疗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之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已经深入到了公共服务领域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医疗体系、医疗资源的配置将由社会发展需要和劳动者的健康成本及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本所决定，政府职能也由传统意义上的“办医院”开始向“管医院”进行转移。对大量的国有医院来说，这种产权和经营权的剥离，再加上民营医院和中外合资医疗结构的准入，迅速导致了相互之间激烈的市场竞争。

医疗服务市场在短时间内对激烈市场竞争的迅速引入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也带来了医院经营模式的根本性的变革。大量的医院管理者开始对医院的“企业职能”产生了新的认识，开始尝试对自身功能的重新定位，并主动去了解市场和适应市场。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医院能否生存和发展似乎第一次成为了真正重要的问题。很多医院管理者开始认识到医院也成了一种市场企业，面向市场寻求出路将成为医院发展的根本。这条出路主要取决于医院能为市场上提供多少有质量、有特色的服务产品。从品牌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企业的产品越有自己的特色，就越容易吸引和形成自己的固定消费群体——这在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的医疗市场中尤为重要。因为在破除了传统的公费医疗体制之后，患者也开始第一次产生了选择医疗机构的自由。这一部分患者在选择医疗结构时，首先要从医院所能接受的医疗服务、技术服务等方面进行认识，并通过具体感受来加深这种认识，进而对医院的品牌产生认可和信赖。由此也形成了医院品牌和形象产生的基础。

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下的消费者导入，消费者对医疗服务不断提出的新需求也为公共医疗市场的经营模式带来了巨大的转变。医疗结构开始面向消费者的需要发展自己的服务功能。如医疗机构开始不仅要解决患者的生理疾病，还要解决患者的心理需要，使患者得到更好的身心康复。这种心理的服务不仅要体现在满足患者对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和技术水平的要求上，还要体现在患者对医院环境、医院文化、医院形象的感受上，这些都为医院的管理水平和品牌形象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服从大局，积极参与——医院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公共关系

政府职能的转变促成了医院在医疗体制改革后的企业属性的产生，但医疗机构由于其对社会提供服务的特殊性导致了其仍然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政府虽然弱化了对医疗市场的直接参与，但仍然要以对人民生活质量负责的态度，维护好医疗市场正常运作的游戏规则。这就导致了市场运行中的医疗机构仍然不能离开政府的视线。

随着政府职能和医疗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法律和经济杠杆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参与对医院经营活动的引导，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公立医院仍然要注意协调好与政府的关系，尤其是要协调、处理好与卫生、物价、税收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关系。

医院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除了要在大的框架下做好被动的接受监管、监督之外，还要有意识地争取政府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并借机树立其在社会中的品牌形象。从总的方向来说，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总是要代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来对各个社会组织进行指导和调节的控制，以此来达到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的目的。而医院被纳入了市场经济之后，因为存在了效益问题，便难以摆脱对自身局部利益的追求，有可能产生与整个社会发展相矛盾的短期行为，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思考和企业利益产生一定的分歧。从这一点来说，市场化的医院与政府的关系，往往集中体现为局部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当国家利益具体体现在每一个需要接受医院服务的患者身上时，很难想象一个固执己见、对政府阳奉阴违的医院可以在社会上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2003年，“非典”疫情在中国的大规模暴发，我国的广大医疗机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临危受命，作为上海市4家“非典”定点医院之一，积极参与到上海市政府组织的“非典”救治防控的战斗中来。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影响，广大患儿家长对“非典”讳莫如深，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非典’定点医院”的牌子打出之后，儿科医院除了要为上海“非典”防控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之外，自身的日常门诊量也在大幅度下降。据统计，在“非典”期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仅仅是日常门诊上的损失，就达到600万元以上。但在儿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下，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政府交办的任务，并在上海市总结“非典”经验时受到市政府的高度评价。在“非典”防疫工作结束之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知名度大幅提高，也得到了塑造良好社会形象的绝佳机会。

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实例中可以发现，当代表了社会大多数公众利益的政府行使社会职能时，医院作为社会公众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者，如果偏离了政府和社会的轨道而单纯追求自身的小集体利益，不但会错失自己树立良好形象的机会，也必然会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抛弃。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的原则，是协调医院和政府关系最根本和最有效的原则。只有服从政府的指导和管理，才能与政府协调一致，从而在关键时刻赢得政府的信赖，进而得到自身的形象树立和发展的机会。严守这一原则，也将是医院与政府进行一切公共关系建设的出发点。

除了在公众健康与生命攸关的时刻积极配合政府之外，医院在自身发展中更多要重视的是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日常的公关建设。由于医院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特殊性，医院也应当作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医院在面对影响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市场问题时，也必须更加注意自己面向社会公众服务的一面，积极组织员工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并有效地开展活动，激发员工参与政治的热情，而在政治上的冷淡与无动于衷显然是无法使医院与政府贴近。要协调好与政府的关系，就一定要积极参与政府的政治活动，并尽可能地扩大政治交往。这种政治交往，无疑将为医院增加对政治环境的了解机会，也为医院树立自身形象、争取自身利益和发展的主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这种积极、主动的参与，是医院在市场性之外的社会服务性所决定的，也是医院与政府之间关系协调的不可或缺的方面，往往会使医院与政府的关系获得更大的成效，也为自己形象的树立和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机遇，并成为医院品牌建设的关键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