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来闽西方人的中医观

第二节　晚清来闽西方人的中医观^[30]

晚清以来，大批西方人进入福建。他们在福建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传教活动的同时，对福建社会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思考。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西方人，对古老的中医也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本节拟探讨来闽西方人的中医观。

一、来闽西方人的中医观

中医历经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已经形成一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医学理论和治疗体系。来闽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医充其量只能说是一门技术，而不是科学。西方哲学家黑格尔指出:“医药也为中国人所研究，但是仅仅是纯粹经验，而且对于治病用药，有极大的迷信。”^[31]一般而言，来闽西方人，尤其是许多曾经受惠于中医的西方人对中医的疗效还是比较认可的。“尽管中国人的医学理论谬误重重，但他们的治疗方法是有效的，一些药物确实对治愈特殊的疾病有用处。他们是在实践中逐渐学会了使用一些特别的方法以对付某些疾症。因此，中国医学实际上靠的是经验主义方式。”^[32]许多来华欧洲人的普遍感受是，19世纪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在中国，知识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尊重，但却没有对医学作过科学研究。如果对中国珍藏丰富的医学文献的全部领域作一浏览，人们就会发现其中的无知和欺骗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最好的医学理论是建立在空想、臆测基础上的。

来福建的著名传教士麦嘉湖认为，中医的弊病之一就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中国人不相信在医学上有独创性的发展，他们认为，今人的身体构造与古人没有什么不同，既然足智多谋、才华横溢的古人已经研究过人类的疾病并为后人留下了他们发现的结果，那么，现在的人只要确定无疑、充满信心、平平静静、舒舒服服地接受那些书中记载的处方就行了。”^[33]对于中医诊断的重要步骤切脉，麦嘉湖认为是不科学的，从其描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的觉察到他总体上感觉通过脉象诊察疾病没有道理。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他特地请了一个中医为其患病的佣人诊断病情。“他让病人坐在自己的面前，用前三个手指给其左手诊脉。他诊脉的样子看来很好笑，因为他不停地移动手指，就仿佛是按动钢琴的琴键一样，三分钟后，他又将手指换到病人的右手上，继续重复上面的检查。我问他为什么双手的脉搏都要测。‘难道它们的跳动不是完全一样吗?’我问道。‘对。’他回答道，‘它们绝对不一样。我给他的双手诊脉就是要找出他的病根之所在。整个身体’，他继续说，‘分成十二个腔室。六个归左边的脉，六个归右边的脉。因此，我检查两边的脉来看看是哪个腔室受到了感染’”。对于腔室理论，麦嘉湖评价道“中国人在这点上，非常迷信”^[34]。

中医理论的落后在西方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中国解剖学的落后所致。福州美部会的柯为良医生认为中国医学书籍对骨骼、经络、脏腑的记载错误百出，不胜枚举，他荟萃西医有关论著，编译了《全体阐微》(1881年福州圣教医院，附有插图260幅)。柯医生强调了解剖学的重要性，他认为解剖学“实部位之大成，为医学之根本，俾学医者由此入门，明部位而究病源”。对于中国人关于解剖学的观点，英国人德贞特别指出:中国人都认为解剖学很残忍，但实际上中国刑法中的剖心之戮、凌迟之罚、分尸之刑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也认为，中国医学的不发达主要是缘于中医缺乏解剖学的知识，“泰西医学，在医局死者，国家任医生剖之，以教授生徒，另有全身人骨图形，及铜板、钢板之人图像，甚为清楚细致，互相较阅，故能得其实，此皆华医之所无”^[35]。

英国人合信在《西医略论》中系统阐述了他的中医观。他认为，中医之所以落后，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中国医生缺乏严格的考试制度，“西国医士，必须屡经考试，取列有名，方准行世。其贵如中国举人、进士之名，其法略如中国考取文士之例，所以习之者精益求精。中国医士人自为之，不经官考，不加显荣”。第二，中医不重视解剖学。“人身脏腑百体，如钟表轮机，若不开拆看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致坏之由，是以西国准割验死者……许医局剖割以教生徒……故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华人习医无此一事，虽数十年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第三，中国医政不完备，导致无统一的规则可循。“中国唯京师设太医院衙门，其各省府厅州县虽有医学名目，多系具文。”第四，中国的医学病症命名不科学。“有名实不符者，如睛珠变质，误称缘水灌瞳神之类”;“有虽有其名，实无其病者，如淋症则妄称气淋，眼症则妄称五轮八廓之类”;“有误以症状为病名者，如热有炎症之热、有热症之热，中土概称为热，则混淆无别。”

对于中医诊断最根本的脉诊，合氏认为，“至脉诊，西法计分十种，曰浮沉迟数壮弱大小柔硬，至数验以时表，取其旋运有准。若华人用鼻息呼吸，恐有迟速长短，不如时表之准。中国所分三部九候，实难凭信”。人体血液循环不止，医生在诊断时应综合各种情况全盘考虑，“若专按脉推求，如谓按寸而知病在心肺，按关而知病在肝脾，按尺而知病在肾，决无之理。盖周身脉管，皆由心系总管而出，散布四肢百体，流行贯通，岂两手寸许之管五脏六腑遂遍系于此也。西国每剖两手脉位，见其管如鸡翎之管，循臂而上，渐上渐大，上至颈项，即与颈中脉管通连，直达至心而止，并不与他脏相属。何以知各脏之脉，必现于此也?且直通一管，何以知三指分部必不紊也?故谓一脉可验周身之病则可，谓某部之脉独决某经之病则不可也”^[36]。合信对于中医药的见解，表明他曾对中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众所周知，以1543年维萨里《人体的构造》和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为标志，西方医学开始走出神学的领域。在西方，17世纪时，尽管解剖学在医学上已经证明了它的重要性和科学性，但并不为一般的普通民众所接受。人们普遍认为解剖令人作呕。“从历史上看，教堂与政府一样多地参与了赋予开业医师合法性的活动，地方牧师常常被授权不仅医治人的灵魂同时也医治人的肉体。另外，巫婆、草药医生、行善者、接生婆、巡回卖药的小贩、女庄园主、江湖郎中、冒牌医生等要都会提供意见并建议用什么药。”^[37]西欧17世纪的社会习俗，还不允许对病人做详细的身体检查，医生主要是根据病人的主诉和外部特征进行判断，基本与中医无异。因此，近代来华西方人对中医的上述看法，其实是忽视了他们先前的历史，而以其所接受的近代西方医学为参照物来考虑中国的传统医学。

二、来闽西方人对中药的理解

在西方人眼中，除了人参和少数一些草本植物外，中药几乎是不可思议。他们看到中国人把喝蝎子汤作为一种治疗感冒的方法、在舌头上针灸治疗痢疾、用老鼠肉治疗秃头、把蜥蜴看做是治疗所谓肾虚疲惫的补药、铁屑当成止血剂等等，真的感到匪夷所思。并将之作为中国落后和愚昧的标志。即使是对中医颇有研究的合信医生对中草药也多有批评，认为中医所用的某些药物，实际上没有什么作用。“其中有大用者，如人参大黄之类是也;有无用者，如龙虎骨之类是也。诸家注解大概以色味配五行，分属脏腑。岂知药物必先入胃，有色化为无色，有味化为无味，无因色味不同分入各脏腑之理也。有谓食猪腰则补内肾，食脑则补头昏，食脚则补足力，尤属臆断。盖食物必先入胃消化，由胃至小肠，与胆汁甜肉汁会合，榨出精液，众小管吸之，运至会管，达于心而为血，如果所食之物有益，则周身皆与其功，无独益一处之理。”^[38]合氏此议可谓有理有据。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他置大量疗效明显的普通中药材所不顾，而是专门列举了一些特殊的案例，这些案例即便在中医的眼中，其作用也存在很大的争议。

由于对中药存在偏见，即使是对于一般的常用药物，他们在论述时也多采取讥讽的态度。麦嘉湖认识到，在中国食品被分成热性和凉性两类。当一个人病倒了，他的血液循环变慢，浑身乏力，丧失了生命的活力，那一定是由引起体内燥火的食物及药物所致;相反，如果他在发烧，脉搏过速，就要使用凉性的药物。对于一个需要服用凉性药物的病人来说，麦嘉湖感觉中国的做法有点不可思议，“若你建议给病人喝些更可口更有营养的牛奶，就会有人提醒你，牛奶属热性喝了它会助长病人身体中的火气。由于中国人非常相信那些能够给身体带来健康的食物，在吃了之后会引起致命的后果，因此许多人慢慢地饥饿致死了”^[39]。在西方人看来，中药都“来自植物王国，绝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效验的草药”。另外还有许多“奇怪而可憎的东西，比如说，蛇皮、化石骨头、犀牛或公鹿的角屑、蚕和人的分泌物、石棉、蛾、牡蛎壳，等等”^[40]。由“奇怪而可憎”我们便不难看出西方人对中药的态度。

中国古代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以其毕生精力，在广收博采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编著的《本草纲目》，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物学成就之大成，共收录了中药1892种。李时珍根据古籍的记载和自己的亲身实践，对各种药物的名称、产地、气味、形态、栽培、采集、炮制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严密的考证，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本草纲目》从17世纪起即被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认可，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对于这样一部闻名于世的巨著，来华西方人也作了吹毛求疵式的评述。“《本草》的药物学部分和中国人的治疗方法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由于它只是一种新奇的东西，至少就他们的医疗观点允许我们估计其文化状态的情况而言。我们的药物学从《本草》中学不到更多的东西……总的看来，《本草》对植物的描述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41]尽管来华传教士卫三畏对《本草纲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描述，并对李时珍本人及其巨著作了较高的评价:“事实上，这部书比以前所有的著作大大前进了，以至于阻碍了这一学科的后来作者，李至今可能是用自己母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严谨的纯自然科学家。”但基于其特定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方式，卫三畏依然将书中许多疗效显著的疗法视为无稽之谈，“整部巨著充斥着这样的奇谈怪论”^[42]。

三、来闽西方人对中国医生的理解

对于中国医生的形象，西方长期流行着一个笑话。据说，中国的医生们总是在夜间为他医死的病人的灵魂在门外悬挂灯笼。“有一天，一个人去看医生，发现医院门前只挂了一盏灯笼，心里挺高兴。但紧接着，他就害怕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医生才开业一天!这个故事一般都会惹得人们哄堂大笑。它是许多欧洲人熟知的、关于中国的故事之一。”^[43]这个笑话本身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人对中国医生的感性认识。

在他们眼中，所谓的中国医生其实就是迂腐尖酸的书呆子、冒充内行的江湖郎中、看相算命的占卜者组成的一个混合体。中国的医生被他们看成是对化学、生理学、解剖学一无所知的骗子。在厦门，随处可见一些看起来令人尊敬的长者摆放着既算命又治病的流动铺位，“他往往身兼医生和占星家双职，在一小张红纸上既开药方也写占卜，然后郑重其事地交给轻信的顾客”^[44]。在俄国一外交官眼中，中国“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医生职业。这里既没有为从事医疗事业的人制定的级别、标准，也没有从事医疗治病的医院、解剖室，更没有任何行医规范。只要穿上象征医生职业的长衫，看病时作出阴沉的，但略显懂行的神态，再说出一些中草药的名称，那么他就可以看病当医生了”^[45]。正因为如此，在来福建的外国人眼中，所谓中国医生其实就是一群不学无术的骗子。一位满脸脏兮兮、油乎乎，衣服上积满了污垢，浑身脏得人们都不愿用一副钳子碰一碰的中国人，很可能就是一名非常有名望的医生。对于典型的中医医生形象，麦嘉湖描述道:

通常，人们只要看他一眼，就能从他那副落魄的饱经风霜的模样上了解到他的经历。很显然，他生活坎坷，没有取得过任何什么大成就。他在衣着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来维护自己的体面。他所穿的衣裤虽然破旧、褴褛，但却作过最精心的修补，因为它们要是更破些，就无法满足他所从事的职业的需求了。他的鞋子很难看，仿佛随时准备甩掉这个穷鬼而自行消失。由于这个国家的人们大都赤脚行走，或仅在旅行时穿上草鞋，因此，对这个人的打扮，他们也就见惯不惊了。

……

对于那些尚未入门的人而言，似乎可供其施展医术的存药并不多。几束干树根和失去汁液的青草，黑色难看的蛇肉，还有在中国医学上享有盛名的草药，这些都毫无吸引力地摊开着。还有一些已经腐烂的毫不卫生的牙。这些牙曾是别人的口中之物，现在又准备为那些不幸掉了牙的人服务。不过这个人并没有把发财的希望寄托在汤药和成药上，而是在自己的智慧上。……这类江湖郎中的人品尽人皆知，可总有许多人中他们的圈套。一个生病的中国人，随时准备服任何药，听取任何人提供的意见。^[46]

来闽西方人认为，中国医生整体不学无术的形象，源于中国缺乏完善的医学考试和教育制度。对于中国医学教育问题观察较为细致、认识较为深刻的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他说:“这里没有教授医学的公立学校，每个想要学医的人都由一个精通此道的人来传授。在两京(南京和北京)都可以通过考试取得医学学位(指通过太医院考试)。然而，这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什么好处。有学位的人行医并不比没有学位的人更有权威或更受人尊重，因为任何人都允许给病人治病，不管他是否精于此道。”^[47]在中国的从业者也不需任何证书和证明，而那些无知平庸的江湖郎中却能为人们容忍。任何一个人只要他选择行医，他就能去做医生。从业者往往给病人号脉，它能为医生提供一些疾病的线索，医生通过这种方式假装确诊疾病的性质，以掩盖他的无知。“在中国，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人人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公开地行医。而在英国，对行医是有严格限制的，只有学医的人才能从事这一职业。中国没有大学考试，没有医院，没有对医药学和解剖学的研究，行医也不需要烦人的执照。只要那个人有一件长衫，一副有学识的面孔——就像在英国常见到的那种人一样，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疗令西方一流的内科医生头疼的疑难杂症。”^[48]

四、福建人中医观的变迁

鸦片战争后，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福建地方的中医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中以林则徐与严复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林则徐对清代福建名医陈修园素为敬仰，道光十年(1830)，陈修园的儿子陈元犀将其父《金匮要略浅注》整理付梓，请林则徐作序。林氏欣然命笔，作《金匮要略浅注·叙言》:余奉讳里居，每婴疾，偶捡方书茫无津矣。因叹前贤如坡公沈存中辈，皆明于医理用少济世利物，其不效者特格物未至耳。吴航陈修园先生精岐黄术，以名孝廉宰畿辅，晚归里中。与先大夫结真率会，余尝撰杖侍坐聆其谈医，洞然有见垣一方之眼。窃谓近世业医者，无能出其右也。今先生摆脱捐馆数年矣，令嗣灵石传其出世，咸推重焉。先生生前所刻医书若干种，已传海内。今复读其《金匮要略浅注》一十卷，明显通达，如胝诸掌，虽王叔和之阐《内经》不是过也。灵石又遵庭训，为《金匮歌括》六卷取韵语之，便于记诵，附以行世，犹先生志也。昔范文正公有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先生在官在乡用其术，活人岁以千百计，况着书以阐前人之旨，为业医者之，其功岂浅鲜哉?灵石以序见委，余固不知医，然窃愿为医者讲明其理，庶有以济世利物，而勿误人于生死之交也。是为序。^[49]从林则徐的这篇序言看，他与陈修园有所交往。尽管序言往往系锦上添花之语，但至少说明林氏本人对中医并无特殊的反感。鸦片战争前夕，他还会同中医制造了专门戒鸦片烟瘾的药丸。

严复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作为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其祖父严秉符，是个“精诣仁心”的医师，父亲继承祖业，在福州台江苍霞开设医馆，人称“严半仙”。严复早年曾被清政府公派英国留学，接受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他极为推崇西方科学，认为它“公例即立之余，随地随时可以实验。如水至热表四度而结冰，空气于平面每方寸有十斤之压力，此人人可以亲试者也”^[50]。而对于中国原有之学术，尤其是中医的五行说严复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其认为“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配，吾九星吉凶之各所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51]。也就是说，中医不可信，是因为它没有西医那样的“实测”，因此是不科学的。他举金木为例，在五行中，金克木，但严复风趣地说，“金胜木耶?以巨木撞击一粒锡，孰胜之邪”^[52]。因此，他在家书中一再告诫亲属:“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53]

这种以西方科学来对照中国科技、以西医来比较中医的方法在当时留洋派中几乎是一种公式，有的甚至将此作为判断一种学术“正当与合法”的黄金标准。如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毛子水即认为，“根据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及分析化学等而谈治病的，就是医学的正轨。虽然现今欧洲的医术不能说已达到究竟，但是设使医术果有一个究竟的地方，必定是从这个正轨走去的。倘若一定要迷信五藏属五行的原理，靠着寸、关、尺脉息的分别，恐怕一万年也达不到医术的究竟”^[54]。

在近代福建西医医院中，中医面对某些疑难病症所表现出的束手无策更给反对者提供了口实。如1915年涵江兴仁医院直接批评中医为庸医，“患病者屡有求神而不求医之风，又有庸医自诩青囊，每以西药有碍华人之体格为说，致不敢用西药者处处皆然”^[55]。1921年的一个个例表明中医在疾病面前无能为力，且贪婪无度，“医馆分局亦可救人疾病之苦。况界外一带少精明之医生。凡遇疾病，为庸医所误者多，本年堂之邻佑一少妇难产，为接生婆勒银二十四元，方肯为之收生。然卤莽从事，终至不治。我教会体救主爱人之致意，倘设分医局于斯。凡遇疾苦之家，必得救药，同登仁寿之域者矣”^[56]。

近代来华西方人对中医由于种种因素存在偏见和误读，这种偏见和误读又直接导致了接受西方文化的国人对中医持普遍批判的态度，使中医在与西医的竞争中节节败退。同时，西医对中医的冲击，迫使中医自身发生变化，近代中国医学界中西医汇通思想和中医科学化的理论都与此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