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族群共同的家园

九、多族群共同的家园

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探讨滇国族群的形成，不能不考虑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其一，云南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开远小龙潭出土1400万年前古猿牙齿化石，禄丰石灰坝发现800万年前腊玛古猿数十枚古猿牙齿，元谋县发现170万年前猿人牙齿化石，都雄辩地证明云南高原及其附近地区是人类起源的地区之一。滇池地区是早期人类生息活动的区域，滇池岸边呈贡龙潭山出土的古人类颅骨化石，证明远在3万年前，滇池周围就有了晚期智人活动的踪迹，考古学界把他们命名为“昆明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通过劳动不断改进生产、生活工具，发展生产，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新石器时期，滇池周围依山靠湖而居的人们在采集植物果实根茎、捕捞水产动物、猎捕野生动物的同时，也开始了早期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

其二，云南是高原地区，属青藏高原南延部分，地势险峻而复杂多变。巍峨雄伟的乌蒙山、横断山、哀牢山、无量山纵横罗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元江和南盘江奔腾不息，切割出悠长深邃的峡谷。整个地势呈阶梯递降面貌。其西北部最高，南部、东南和西南部最低，海拔相差很大。这种地形地貌虽然不宜于人们的交往与经济发展，但也因此让居于此者远离中原地区的战乱，相对和平安定。由于云南高原纬度较低，总体上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光照条件好，适宜多种生物生长，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按照现在云南省的面积计算，山地占总面积的84%，高原台地、丘陵约占10%，坝子（盆地、河谷）占6%。其中10%高原台地和丘陵可以耕种外，在6%的平坝中，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小坝子共有1442个，坝子里常有淡水湖泊镶嵌和河流蜿蜒其中，显得格外瑰丽晶莹，是人类居住理想之地。

因此，到了先秦时期，云南高原成为众多部族的迁徙之地。

云南虽然山岭纵横，但也江河众多，大小600多条河流，分别属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长江）、元江（红河）、南盘江（珠江）和伊洛瓦底江（独龙江）六大水系。这些江河从地理上把云南与祖国其他地区及东南亚连为一体。沿着这些河流，形成了许多河谷。在古代交通手段落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些河谷成为部族迁徙的通道，而且迁徙规模与声势之大令人难以想象。

因此，在中原和西北、东南等地竞争中失败或的或自古游牧的部族，纷纷从不同的方向，向远离残酷争斗的云南高原迁徙。对他们来说，云南就是香格里拉，就是世外桃源，就是伊甸园，就是自由的乐土。

关于先秦时期的古代族类，大致说来，夏代初年，我国已经形成了四个比较大的族系，即氐羌、百越、三苗和百濮。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氐羌部落群体分布在西北，百越部落群体分布在钱塘江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带，三苗部落群体分布在东边，百濮部落群体主要活动在西南的今湘西、黔东北及四川东南部相连的地区。各个不同的民族群体，虽然各自有一个基本的共同分布区域，但也存在互相交错的现象。

夏、商、周时期，地域上比较接近的氐羌、百越、百濮、三苗中的一部分逐步同化融合，形成了华夏族群，至汉代形成了汉族；其他部分则成为了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按照方位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即所谓四方之夷。从《左传》、《国语》等先秦史籍可见，四夷事实上都包含有大量不同的族系。这也是《史记》所称“西南夷”的由来。

据云南民族史学者研究：大概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上述四大族群，除了三苗部落，分属于氐羌、百越、百濮三个部落群体的部落，都沿着不同的通道从各个方向进入今云南地区。到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境内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杂居的地区。滇中滇池地区，因其适中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多族系部族的交汇之处。

这种现象，在全国来说，极为罕见，可以说是民族迁徙史上的奇观。以至于发展变化到三四千年后的今天，云南仍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认定的25个少数民族，基本上都能从氐羌、百越、百濮三个部落群体找到源头。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围绕滇国的主要民族属性，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明晰统一的结论。不过，上述各种观点，都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古滇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是多民族共同的家园，自然也是民族文化的熔炉。

综合各种不同的观点，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猜测：

远在3万年前，滇池周围就有了晚期智人活动的踪迹。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显著增多，进入早期原始社会时期。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各种原因，少数氐羌、百越部族人口沿着河流形成的峡谷分别从西北、东北和东南进入云南高原，寻找安身之地。

春秋战国时期，氐羌系部族中的僰人大量先后从东北面进入云南高原，形成分布较广的滇僰，他们的文化对滇部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战国时期，百濮开始大规模南迁，从而把楚文化带入滇池地区。濮人的到来，激活了当地原住民们的创造力，滇国青铜文化也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因此，到了战国晚期，滇池地区已经成为越、羌、濮等迁徙部族与原住民的融汇之地，他们在这片世外桃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部落群体“滇族”。滇族组成的部族联盟，即后人所称的滇国。

同时，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古道——蜀身毒道，以及通往交趾的出海通道，建立了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滇文化受到东南亚、中亚的影响显而易见。

这种多族类的组合交融以及同内地、东南亚，西亚的交流，孕育出丰富多彩和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滇青铜文化。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处于滇文化鼎盛时期的石寨山、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以及羊甫头出土的漆器、陶器会呈现出如此显著的“四不像”特点。它们既非楚文化，也非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而是诸多文化相交后的变异，这一特色鲜明的“四不像”，便成为独一无二的灿烂滇青铜文化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