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三大宗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

世界三大宗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_云南民族文化旅游

第二节　世界三大宗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

一、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为释迦牟尼。印度佛教传入我国，经南北两条线路。北传佛教，经中亚一带传入我国中原地区，时间在中国东汉时期。汉永平十年(67年)，孝明帝遣使臣蔡愔等往西域取回佛经，同来者还有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僧人。永平十一年(68年)，建白马寺于洛阳，供奉经卷。随后又有大批经书被译成汉文在全国传播。隋唐时期，佛教还与儒道教结合，我国佛教进入繁盛时期。北传佛教，在初期既有大乘也有小乘，但后来由于大乘佛教更能适应当时中国内地封建政治制度的需要，得到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支持，因而得到广泛的发展，北传的小乘佛教日趋衰落。此后，大乘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分为法相、天台、华严、净土及禅宗、律宗、密宗等诸宗派，并相继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各国。

与北线传入同时，印度本土的小乘佛教也积极向南方传播。先传至锡兰(今斯里兰卡)，继而至中南半岛并经缅甸先后传到我国西南部边疆的傣、布朗、崩龙(德昂)等民族地区。所以，这部分佛教又称南传佛教或南传上座部。

小乘佛教何时传入云南，据大量研究分析，印度阿育王时期(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下，由上座部著名的目键连(亦简称目连)主持，举行了佛教第三次集结。同时，派许多僧侣到印度各地及印度外周围国家传教。由阿育王的儿子摩西陀率使节前往锡兰，此后阿育王又派公主桑伽密多罗至锡兰传教。

小乘佛教在锡兰经过一段时期传播之后，再传入缅甸。对此，学术界认为传入缅甸至少在公元2世纪。其依据是在位于缅甸西部的阿恰布岛上，曾发现有属于公元2世纪的佛龛和佛像。除缅甸外，佛教也逐步传入东南亚其他地区。如，据扶南国(柬埔寨)史料记载，公元4世纪中期，扶南佛教已大盛。越南(当时称林邑)从史料看，4世纪晚期小乘佛教已相当发展。老挝的下寞占巴寨有一著名的佛教古寺——瓦普寺，是属于公元6世纪的遗物，说明在这之前，佛教已传入老挝。泰国6世纪末，贵族已信佛教，7世纪时，泰北清迈地区已普遍信奉小乘佛教。

从小乘佛教传入东南亚国家看，小乘佛教盛于缅甸等地。我国唐代文献。如《新唐书·骠国传》对其地信奉佛教的盛况颇多记载。这充分说明，至公元7世纪，小乘佛教已盛行于东南亚地区。

与东南亚紧密毗邻的云南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由于自古以来与东南亚地区和印度的民族文化交流，小乘佛教的传入也是十分久远的。

云南西双版纳一带傣族祖辈都流传着佛祖曾到过版纳传教，认为景洪、勐养、勐海等地名是佛祖取的，甚至一些山川河流也是佛祖取名流传下来的，如南混河、南腊河。除了地名外，还有许多关于佛祖遗址的传说。曼飞龙白塔佛龛前一块原生岩石上，有一酷似人脚印的痕迹，传说这是释迦牟尼留下的脚印。佛祖是否亲临过版纳一带，尚无确凿依据，但小乘佛教从缅甸传入云南是毫无疑问的，传入时间学者们普遍认为大致在7世纪的隋唐时期，兴盛发展于12世纪以后，关于这一点，已从逐渐整理发掘出的傣族文献和寺院考古资料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小乘佛教由缅甸传入西双版纳地区后，13世纪逐渐扩大到今云南德宏，15世纪传入临沧地区和思茅地区，形成今天云南西南部以傣族为主信奉小乘佛教的格局。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均源于印度佛教。释迦牟尼逝世后一百年左右，众弟子由于对释迦牟尼所传的教理、戒律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了分歧，教团组织遂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随后这两部又进一步分裂，其中的上座部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大众部也陆续分出若干部，并出现了佛教大乘派。大乘派教，旨在于“普度众生”;而主张“自渡”(即自我解脱)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则称作小乘。

佛教按教义不同分大乘与小乘两大支系;按传播线路的不同，在中国又分为汉传(也称北传，属大乘系统)、藏传(属大乘系统)与南传(属小乘系统)。全国佛教以云南佛教最为复杂，具有“两系三传”，而别的地区尚无如此齐全的品系。云南西北民族地区，既有大乘佛教的汉传也有藏传;而南部地区民族中，则为小乘佛教的南传。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名僧辈出，宗派迭起。唐代时，汉传佛教密宗进入云南，细奴罗(649～774年)建大蒙国，“劝民每家供佛像一堂，诵念经典，手拈素珠，口念佛号”。南诏建立后，大乘佛教各派也相继进入云南，而以印度所传密宗影响最大，深得南诏君臣的信奉。

佛教密宗也称秘密教、密教、真言宗。起源于公元7世纪，起源地是印度德干高原，是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经典意义为毗卢遮那(大日)佛(法身佛)直接所传秘奥大法，以承传、真言、秘咒为其特征。公元8世纪传入中原称为“华密”，同期天竺高僧将印度密教传入西藏，成为“藏密”。

云南大乘佛教中密教既非中原传入，也非西藏传入，由印度高僧赞陀崛多直接到云南传播，并由此在南诏产生了“滇密”教派阿吒力教，其传教士称“阿吒力”(轨范师)，犹如藏密之喇嘛。

学者考证认为，赞陀崛多入滇传教时间为公元839年，为南诏国劝丰祐时期，并被南诏王劝丰祐尊为国师，娶国王之妹为妻，定居云南，成为“滇密”始祖。“滇密”最主要的神祇是阿嵯耶观音和大黑天神。

阿嵯耶观音为云南特有，鲜见于佛教典籍，现已发现有自唐代传下来的阿嵯耶观音铜鎏金像十余尊，大多流于海外，美国各大博物馆、艺术馆就收藏6尊之多，云南省博物馆藏3尊，伦敦等地分别有收藏。据考证，观音铜鎏金像均出自云南唐宋南诏大理时期，铸造金属含量相近。

据海伦·B.查平《云南的观音像》考察说:“观音像是颀长纤细、宽肩细腰、身着印度菩萨式衣服的男性。”云南考古学家林超民认为这是云南民族风格(或白族风格)和云南佛教特色的观音像。

大黑天神，是梵语摩诃迦罗的意译，即“战斗神”。根据云南诸多方志中的记载，自南诏大理国时期一直绵延至清代，大黑天神作为“滇密”的主要神祇，一直具有崇高地位，受滇人顶礼膜拜，并颇具地方民族特色。

宋代著名的大理《张胜温画卷》和《南诏图传》对“滇密”佛教的反映颇多，从画中可以看出，阿嵯耶观音是南诏国也是大理的保护神，被奉为至尊。南诏统治时期，佛教成为国教，云南境内建大寺800座，小寺3000座，遍布全省，国民皆须以“敬神为首务”。图画中还反映了“滇密”佛教同民族原始宗教——巫教的斗争及佛教取巫教而代之的画面，有着浓郁的云南民族文化特色。

宋以后，随着元朝在云南统治的确立，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也大量进入云南，及至明代，汉传佛教逐渐取代云南地方特色的“滇密”，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净土宗成为云南主要教派。

藏传佛教传入云南在公元11世纪，随着吐蕃势力的不断扩张，喇嘛教从西康渗入，云南滇西北、迪庆、丽江地区信奉之。由于地处中南半岛与中国内地的交会地带及民族文化交流因素，云南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由此而形成云南特有的佛教“两系三传”，即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南传小乘、北传汉密和西传“藏密”及由印度直接传入并与地方宗教文化相融的“滇密”，形成一种多元佛教宗教文化。

二、伊斯兰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

早在唐朝时期，伊斯兰教就已传入中国并传入云南，云南伊斯兰教已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唐宋至元明清时期，云南作为中国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610年，虽然在世界三大宗教中较年轻，但传播之快、影响之大是十分显著的。伊斯兰教创立后，伴随着阿拉伯的统一和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在公元7世纪中叶，已遍及亚、非及欧洲部分地区。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传入中国。它最初是由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传入的。这些人在唐宋时期被称为“蕃客”，他们从海路进入中国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从事海外贸易，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清真寺。

另一条传入线路是陆路，即从波斯和今阿富汗进入中国。这条古丝绸路，在唐代除商贸外还有外交和军事上的往来。公元8世纪中叶，唐肃宗曾借大食兵平定安史之乱，之后不少大食兵就落籍中国。当时大食帝国也经常派遣使者来中国，伊斯兰教因上述原因随之传入。公元13世纪初，蒙古军西征直到元代建立后，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民也不断被蒙古征发并迁徙到中国，他们被称为“回回人”，信仰的伊斯兰教也称回回教，随着他们的迁移和定居，伊斯兰教在元代已遍布我国广大地区。

“云南的回教，素有唐时传入之一说。”^[28]昆明南城清真寺过去存有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重修清真寺碑》:“有唐太宗之六载，建清真寺于会城内道之西，至元咸阳王而重修之。”永宁清真寺的两块碑也说南城寺建自唐初。此外，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清真寺永宁合同碑记》载:“会城南门内清真寺建自唐初，城外贵丰街礼拜寺自元代□(该字目前已无法辨明，故以‘□’代替)上下院也。”

唐代回族及伊斯兰教进入云南，史料记载甚少，滇西一带回族中曾有“三千换八百”之说，即唐借回纥兵三千随李宓南征南诏国失败后，被驱散的回纥兵与当地八百妇女婚配，子孙繁衍为大理回族先民，此系传说，不足为信，但《新唐书》所载，唐贞元十七年(801年)，唐与南诏联军大破吐蕃于嶲州(今西昌)，“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道”^[29]。夏光南先生撰《元代云南史地丛考》说大食兵失败后被掳于滇，是回回入滇之始，故而认为“则是役回回移植云南之数，亦可观矣”。

不论史料记载多么匮乏，已说明唐时伊斯兰教传入云南已具备了相当条件，这就是云南所处之地理位置及西南陆上古道交通的作用。自西汉以来，传统通达域外的西南丝绸之路穿境而过，因此汉晋以来就有“永昌珍物，出自西域”、“海外胡商，远道来集”的大量记载。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早在7世纪中叶就足迹深入到南诏洱海地区进行贸易。《史记·大宛列传》载其“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他们将欧洲及沿途的特产贩至中国，成为联系欧洲、中亚及东南亚和中国的文化使者。《后汉书·西域传》就有:“(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即波斯)欲以汉缯采之交市，胡遮阂不得自达。”裴松之注引《魏书·西戎传》说:“(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其欲能胡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胡数与安息国交市于海中。”^[30]说明大秦欲得中国的丝绸，一般先是向安息诸国购买。

两汉时期，中国与西亚及罗马的交通，西南丝绸之路也是其中通道之一。东汉设永昌郡后，滇西永昌等地逐渐成为外贸商埠，自西泛海东来的香料多在该地汇集。《魏书·西戎传》说:大秦与安息人交易之物，除闻名遐迩的大秦特产“海西布”外，另有“薰草木十二种香”。因“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评说:“《魏书》记大秦水道通益州永昌郡，盖由缅甸海岸登陆达永昌也。此皆中国史书记西方人来中国者也。”^[31]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出“罽旄”，为毛织物，出自西域。《荀子·王制》有:“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杨倞注云:“文旄，谓染之为文也。”《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知染采文，罽旄白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云南哀牢地区有罽旄，应系由西域胡商贩入。

南诏时，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生产的进一步分工使商业贸易也十分繁荣。南诏不仅与内地的商业贸易往来很多，且与境外贸易往来更频繁。西域胡商在云南的活动更显见于史册。当时胡商至中国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是交州、广西、云南线;另一条是海上由广州、泉州入内地。

从交州、广西进入云南看，陆贽《许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称:“岭南节度经略使奏，近日船舶交往安南市易。进奉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又称:“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今急舍近而趋远，弃中而就偏，若非侵刻过深，则必诏坏失所。”^[32]可见胡商东来之多。

云南邻近交趾，广州，波斯、大食商人于安南登陆市易，再沿交州道入滇或转接内地。《唐会要》卷九十九“南诏”条及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通道外夷”条，均对邕州(广西南宁)至大理的途程记载甚详，此即历史上胡商等频繁往来于此道的佐证。

唐代广州海上贸易盛况空前，《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至宋朝亦如此，加之中央政府对外商贸易的奖励政策，外贸更盛，胡商泛海东来开市常见诸于史料。《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条云:“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外诸蕃商。”为了不使蕃商因市舶官吏的过度掠刮而裹足不前，宋朝政府还三令五申，以保持蕃商的利益。

云南在南诏、大理时期，与内地中央王朝一样，也同样鼓励这种海外贸易，西域商人在云南的活动也显见于史籍。《蛮书》卷六云:银生城“南有婆罗门(印度)、波斯(爪哇)、勃泥(加里曼丹)、昆仑(缅甸南部)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学者多认为，此“外道交易之处”，当在今西双版纳南部缅、泰沿海的港口。再从《蛮书》卷十“骠国”条所言:“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氈及琉璃、罂为贸易。”看来，其贸易活动已深入南诏境内，而交易场所多沿交通便利之川河要津而设。

至宋代，信奉伊斯兰教的胡商至大理更络绎不绝。如阮元声《南诏野史·后理国》载: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缅人、昆仑、波斯三夷同进白象香物”。两宋时，波斯商人常假借朝贡之名而实求优厚的“回值”商贸活动^[33]。当时形成了一条有名的“贡象道”。据万历《云南通志·羁縻志》载:“贡象道”其途分上下两程，自域外入境，分经云南景东和永昌再至腹地。此两条道亦为宋时信伊斯兰教的商人入滇及伊斯兰教传入云南的主要通道。

当时，波斯、大食商人的各类贡物，除本国特产外，实多为沿途行商活动时购得，大象便是其中之一。唐宋时，西域胡商在云南频繁的活动，当被视为伊斯兰教传入云南之始。从伊斯兰教的传播看，自公元712年以后，大食国穆斯林军队东入印度，伊斯兰教亦同时传入，此外伴随着其商人的活动也逐渐向邻地传播。8世纪中期以来的东、西方贸易，更加速了伊斯兰教的传入，其传播线路分陆路和海路两条。

海路:从阿拉伯途经巴基斯坦卡拉奇、印度孟买、斯里兰卡科伦坡、孟加拉吉大港，经缅甸毛淡棉及越南南部港口，进入中国广州和云南。

陆路:从阿拉伯、波斯经由印度孟买，从陆路进入缅甸后，分路从景东和腾冲、保山入滇;另一路则从交州或广州登陆，经岭南入滇。

随商贸而来的文化交流，使伊斯兰教在云南的交通沿线逐步传播开来，逐渐构成了今保山、巍山、昆明、开远、文山及滇东北和滇东南回民集居和清真寺的分布格局。

大批穆斯林入滇，始于元代。忽必烈率10万蒙古军灭大理国，军中大批回回士卒也留居云南，在之后与其他民族通婚进一步发展了回回人口。明清时期，又有大批回回群众及商人入滇，伊斯兰教在云南发展壮大，正如白寿彝先生说:“一个宗教存在，并非因其教义之存在而存在，实因其拥有若干信徒而存在。”^[34]

三、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

较伊斯兰教而言，基督教传入云南则晚一些。云南有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历史，虽可上溯到唐、元时期，但影响很小。元朝以后，基督教在滇省的活动就中断了^[35]。直到清朝嘉庆年间才有天主教进入云南。

基督教在我国习惯上泛指基督教新教，又称东正教和耶稣教，最早由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传入中国。1853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来华传教，1862年又携家眷及男女传教士16人再次来中国，并于1865年创立了内地会，深入中国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教。他们分别于1867年和1869年在浙江和安徽开办了教会之后，又于1875年在武昌开办了教会，并请求英国增派传教士18人，分赴晋、陕、甘、湘、川、黔、滇进行传教活动^[36]。

1877年，内地会传教士麦嘉底成为云南第一个传教士后，到1881年该会传教士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夫妇在大理建立了第一座教堂和次年内地会在昆明建立总堂后，基督教新教各派便潮水般地涌入云南，以惊人的速度传播起来。从1881年有第一座教堂始至清末，云南有10个县建立了基督教堂，1917年扩大至17个县^[37]。至1919年，英、美等国在云南有10个教派、128座教堂，教徒及慕道友计2.9万余人，外国传教士75人，遍布全省大部县区^[38]。至20世纪30年代，云南有50多个县市有传教士活动，教徒有四五万人，大小教堂70余座，学校80余所^[39]。至1949年，基督教在云南所建团体达34个，教堂1096座，教徒22万多人，分布于全省67个县市^[40]，外国传教士仅属内地会的就达81人^[41]。在云南的基督教分属于内地会、循道公会、浸信会、五旬节会、安息日会、圣公会及中华国内布道会等英美系统的十多个教会派别组织，并有各自的教区和传教范围，其中内地会的影响最大。

云南的基督教传播，虽较全国有基督教传入的地区晚些，但它传播之快、发展之广却是突出的。基督教在云南得以迅速传播，原因很多，其中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基督教传播线路更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基督教传入云南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狂潮开始的，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侵略的加深，为基督教传入云南提供了条件。云南地处边疆，与缅甸、越南等国接壤，外国基督教会可以直接从边境派遣传教士入滇。

19世纪前半叶，一方面是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日益腐朽，一方面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资本主义列强力图以商品输出来打开中国的门户。1840年，爆发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由此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原料和市场，将经济和军事的触角不断伸向远东地区。云南因地处西南边疆，成为英、法势力向中国渗透的门户和通道之一。

英国在19世纪初侵入缅甸后，即计划开辟印度、缅甸至云南的交通，以便进一步深入我国西南和长江流域。英国人早已留意到从印度、缅甸经云南至中国内地的商业古道，希望对此进行充分的利用。1831年，英国军官斯普莱曾由印度、缅甸至云南及东南亚各地调查后，即向英国政府提出筑通从仰光到云南的铁路，引起了英国政府及大资本家的重视。斯普莱提出的筑路线为从缅甸港口马达班至云南江洪(今景洪)，这便是名噪一时的“斯普莱线”。

1868年，英国殖民分子斯莱登自缅甸八莫经腾冲到大理进行探测。1874年，英国派遣以军官柏郎率领的武装探测队200余人，自缅甸入云南沿途进行情报搜集、测绘地图活动，遭到我国边疆爱国民众的反对，爆发了“马嘉理事件”，英国由此胁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获取了在云南“探路”、“调查”及在滇缅边界通商等特权。

此后，英、法利用《烟台条约》获得的特权，对云南的间谍活动更为频繁。英国远东情报分局长戴维斯，从1894～1900年之间数度出入云南进行调查，写成《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链环》一书。他们认为充分利用滇缅古道，“不仅是鼓励滇缅边境的贸易，而且应达到从印度到思茅、中国西部的目的”。并提出利用这条古道，修筑一条将英属印、缅殖民地同中国云南及四川连接的铁路，“有相当的把握断言，任何这样的铁路，必定经过云南”^[42]。法国殖民者也认为:“由大陆的道路使中国东部诸海岸与伊洛瓦底江或恒河流域相联络，显然较之海道有莫大便益……陆路有可能变得比海道更安全，更迅速，且因而较为经济。”^[43]

法国在侵入越南后，也不甘落后于英国，并更加迅速地欲打通将其法属越南殖民地与中国华南连接的通道。从1865年派遣探测队到云南“游历”起，便不断派人深入云南进行间谍探查活动，对云南的地理、民族、政治、经济及路、矿等作了详细调查。其中一个以“汉学家”闻名的伯希和，写了一本《8世纪末叶中国印度两道考》，对云南通广州和交州(越南)的古道作了考察，在刻意歪曲历史的同时，提出了对这条古商道的利用。法国殖民者安邺便率考察队对云南红河水道进行了沿途考察，这些考察均认为通往云南的古道，就是打开中国后门、开辟中国商品市场和掠夺云南资源最便利的通道。

在这期间，也是基督教、天主教大量传入云南的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游历、传教成为合法公开行为，19世纪中期后，外国教会势力便潮水般涌入中国。如前所述，云南特殊的地理为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鸦片战争前的173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便由四川进入云南盐津县活动。基督教英国内地会从19世纪初便不断派遣传教士在中缅边境一带布教，一些传教士沿滇缅贸易古道不断进入云南边境地区游历和传教。他们为之后不断进入的英国谍报人员提供了大量有关风土、民情和道路的资料。如英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就说:“中国广大土地下蕴藏着最丰富的矿藏……矿藏能使西方国家富强。”^[44]

基督教传入云南，其线路主要是从滇缅古道进入并在沿途展开。在马嘉理事件以前，英国传教士在滇缅古道沿线的活动已很频繁，如内地会传教士索尔陶(Soltau)和史蒂文森(Stevenson)两人便由缅甸八莫入滇，后又返回八莫。1877年，内地会传教士麦嘉底(John M’carhy)由上海横穿中国，经云南大理、腾冲步行至八莫。1881年内地会传教士乔治·克拉克夫妇则由八莫至大理，首次开办了教会^[45]。继大理开办教会以后，内地会传教士又在昆明建立了一座教堂^[46]，逐渐向各地扩展，大批的传教士也不断由滇缅古道涌入云南。这当中有:1913年，傅能仁等在保山开办教会，同年又扩展到腾冲、盈江、潞西等地;1917年，傅能仁等又在龙陵县平戛、黄莲河等活动。根据《戴德生传》《内地会五十年》等载，英国基督教内地会作为最早进入云南的最大的教派组织，其以缅甸八莫为据点，沿滇缅古道入滇，遍及以滇西为主的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地区，并于1919年后逐渐进入怒江傈僳族和怒族地区，使那里成为云南基督教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

以下对基督教各派别在云南的传播线路及传教范围再作一归纳:

内地会:是一个跨教派的国际性教会组织，创始人是英国人戴德生，1865年在英国成立，总部设于伦敦。它主张尽快地将基督教传遍中国各地，并以我国腹地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为传教重点。它认为中国迫切需要的是神的启示，而不是物质的进步，因而坚持正统传教，即以直接传教方式，而不得靠从俗务的教育等手段进行传教。它基本上以缅甸八莫为据点，沿滇缅古道即:八莫—腾冲—大理—楚雄—昆明—全省各地。活动范围东越禄劝、武定、昆明，南至元江、新平、耿马，西接缅甸的八莫、膜戎，北至丽江和碧江等广大地区。其活动的中心教堂主要是昆明三一教堂、武定西普山苗族总堂、滔谷傈僳族总堂、禄劝撒志坞黑彝总堂、寻甸新哨白彝总堂及泸水移戛村、碧江里吾底和耿马福音山等。

循道公会:是基督教卫理斯宗教教会之一，由英国人约翰·卫理斯于18世纪中叶在英国创立，1851年传入中国。1847年，该会由美国来华，首次在福州建教堂。1880年，在四川重庆设立华西教区，7年后由该会英国牧师柏格理、邰慕廉由四川至贵州并入云南昭通传教，至20世纪扩展到禄劝、武定和贵州的威宁，又再扩至昆明、寻甸、东川、嵩明、镇雄和彝良等，并成立了西南教区，办事处设在昭通。

浸信会:是基督教浸礼宗教会之一。云南的浸信会始于1900年左右，由缅甸浸信会景栋教会派遣美国传教士永伟理由缅甸进入云南的双江、沧源、西盟、孟连、耿马、澜沧等沿边拉祜、佤、哈尼族地区。云南浸信会由缅甸总会控制，至1949年，该会以澜沧糯福为中心，在以上几县中建立教堂200多座，发展教徒2万余人。

安息日会:是基督教复临派和安息日派的综合性组织。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美国，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组织。该会于20世纪初由重庆西南联合会派传教士，从贵州毕节至云南昭通传教，建立了昭通支会。之后，1928年美国传教士怀德尔等从四川重庆到昆明传教设立教堂，成立安息日会“西南教区办事处”，后发展至富民、武定、禄劝、大理、江城、墨江等地^[47]。

【注释】

[1]B.M.费根:《地球上的人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由旭:《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2]黄惠熴:《从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3]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日］渡部忠世:《稻米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5]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6]［日］渡部忠世:《稻米之路》，第98页。

[7]李昆声:《云南在亚洲的栽培稻起源中的地位》，《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8]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9]［日］渡部忠世:《稻米之路》，第157页。

[10]B.K.巴鲁阿:《阿萨姻文化史》，转引自G.C.沙尔马·塔库尔:《阿萨姻的泰帕科人》，德里，1982年英文版，第1～2页;［法］P.L.巴德里:《泰族入侵印度支那考》，法国远东学院《通报》卷8，1897年。

[11]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1962年版，第20～21页。

[12]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13]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14]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71页。

[15]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16](唐)张道宗:《记古滇说》。

[17]《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九。

[18]［法］M.H.摩奥:《印度支那中部(暹罗)，柬埔寨和老挝游记，1858、1859和1860年》，1864年英文版第134、112、125页。

[19]［法］F.安邺:《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卷四，译者不详，清光绪十年铅印本，第8～9页。

[20]魏源:《圣武记》卷七。

[2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89页。

[22]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0、115页。

[23]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70页。

[24]［英］斯莱登:《从缅甸经伊洛瓦底江、八莫到中国西南的探险》，载《英国地理学会杂志》，卷41，伦敦，1871年。

[25]蒋文中:《试论大理政权的工商业政策》，云南历史所《研究集刊》1991年合刊本。

[26]麦尔孔:《东南亚游记》，1839年，卷1，第265～266页。

[27]吴乾就:《云南回民的历史和现状》，云南历史所《研究集刊》，1982年1、2期。

[28]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9]《新唐书·南诏传》。

[30]《三国志·魏书》卷三十。

[31]张星烺:《中国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辅仁大学丛书，第6页。

[32]《全唐文》卷四七三。

[33]马兴东:《元代以前有关回族族源的进一步探讨》，《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34]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页。

[35]蒋文中:《论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教案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36]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324页。

[37]《中华基督教年鉴》第三期，《云南宣教地图》、《云南全体信教图》。

[38]《中华归主》，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一年(1923年)4月版。

[39]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中国基督教团体调查录》，1951年。

[40]云南省宗教事务处档案:《云南省宗教情况》。

[41]韩军学:《云南基督教内地会》，《云南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

[42]［英］H.尺·戴维斯著，王丹、孙大江译:《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链环》，《研究集刊》1989年第2期。

[43]［法］安邺:《东京问题》，载《中法战争》(一)，第411页。

[44]戴德生:《在世界传教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888年伦敦)，转引自江文汉《关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

[45]《中华归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83页。

[46]《中华归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83页。

[47]蒋文中:《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云南文史丛刊》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