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色农场的童话

6.京星：一个红色农场的童话

作者：唐荣尧

五十年前，在贺兰县通义乡东临黄河岸边的一片盐碱滩上，当地农民敲锣打鼓地迎来了一群说着纯正北京话的移民。五十年风雨兼程，他们经历了经济上、文化融合上的各种困难，经过三代移民不懈的努力，不仅开垦出大片的农田，而且在全县经济最后的位置徘徊了几十年后一跃成为当地最富的一族人，不仅创造了宁夏乃至全国独有的北京移民文化，而且创造并保存了我国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中独有的社会主义农场体制，率先在我国实现了“农村人”全部实行了低保，创造着这片土地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北京的星星落在了宁夏川

历史铭刻着这个时间：1955年5月9日。这一天，2025名北京人经过上千公里的长途跋涉，分8批来到黄河岸边的荒滩上。

20世纪50年代，全国掀起了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热潮。当时，甘肃省3000多万亩的可垦荒地中，大多集中在银川（当时属于甘肃管辖）和张掖专区，仅银川专区的贺兰县就有30多万亩可垦荒地待开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大力号召北京市市民踊跃报名奔赴祖国大西北从事开发建设工作，几千名北京人怀着一颗建设祖国大西北的红心，前往遥远而陌生的银川。

今年63岁的侯朝栋是当年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京星人”，他向我们回忆道：13岁时，父母响应政府号召，变卖了家中一些简单的家具后，和众多准备投入开发西部的移民一起，从老北京火车站乘坐火车前往银川专区，经过一天一夜到达内蒙古包头东站，然后转乘六七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经过4天的颠簸，终于到达移民安置点——贺兰县通义乡黄河滩。

就在北京方面有条不紊地做这些工作时，1955年的新年日历刚刚翻开，银川专署和贺兰县人民政府已经制定了安置北京移民的计划，对安置移民各项经费概算、安置地点、房屋修建等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的安排。1955年5月24日下午3时许，第一批55户230名北京移民到达了移民安置点，移民安顿后，当地干部立即逐户慰问，并帮助解决问题。时任贺兰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郝廷藻回忆说：“这里为什么叫‘京星农场’，指的是北京一颗明亮的星星在宁夏大地上闪闪发光，象征着首都人民和宁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国家，‘京星农场’这个名字由此而诞生。”

那时，迎接他们的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今年62岁的苏进生，是随父母作为第七批移民来到这里的。虽然有前几批人的努力，但仍然“到处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房子全是土坯房，门前都是一个大炕，只留了一条小道走人。全是三口人一间房，当天晚上去领了些用具，锅、碗、盆、刀、油瓶、笤帚、煤油灯等日用品以及粮、油、盐、蔬菜等，除5斤白米外，剩下的都是黄米，还配给每户铁锹、锄头、镰刀等一套劳动工具。

在领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后不久，生活很快暴露出了它真实而残酷的一面。荒滩上，除了癞蛤蟆的聒叫声外，几乎没什么声音了，除了湖连湖，草接草，再也看不到别的。走一两里路都见不着人，从住的地方到最近的立岗乡要走20多里地，因为到处都是水，走路的姿势可以说是两条腿跳着走，下雨天，就更出不了门了。

张贤亮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贫穷岁月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卑微，或许还有精神与自尊上的诸多禁忌。我们从当地人自己编的《京星农场场志》中看到这样的记载：“（1956年）是年秋，甘肃省委第二文化干校，从京星移民中招聘张贤亮、刘小钧、尚毅、宋多儒等12名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做文化教员。”

当我们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作品中观览中国北方农村在那个特殊年代中的历史面孔时，或许，张先生笔下的那些场景，是“京星人”记忆里最不能承受之痛。

和那个时代一样，在前行的路上总是付出着沉重的代价。这些从未从事过生产劳动的北京移民们在投入建设之初，县里专门请一些有“经验”的老农指导他们种地。在经验代替科技的时代里，土地本身的贫瘠与粗放式种植模式，“成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年又一年的贫穷。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使他们在婚姻上也出现了可怕的“断链”现象。京星农场的姑娘嫁给了本地人，本地姑娘不愿嫁到农场，农场很多人三十多岁也娶不着媳妇，场领导只好动员农场的青年到更为偏远贫穷的宁夏南部山区去找媳妇，只要能带回个媳妇，往返费用都由队里负担，就这样，农场很多媳妇多是“山里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京星178户家庭中，有69名男子娶的是山区媳妇，尚有单身男子8人，他们均已到了50岁以上年龄。

一个文化孤岛的历史缩影

和周围那些说着本地方言、沿袭着本地千百年风俗习惯的本地人所秉持的文化“汪洋”比起来，“京星”像一座孤兀在这片汪洋中的孤岛，这个孤岛上最醒目的是它的文化教育和科技意识。

侯朝栋老人说，北京人一直都很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刚安置下来时条件很差，一至五年级都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坐的是土墩子，一条3米多长的木板就是课桌，一排坐五六个人。

1955年9月15日，京星小学建成，师资力量以及教学设备配置，在当时都是全县一流水平，也是当地最早的一所完全小学，很多当地的孩子读完三、四年级都到那里继续读书。当时，这里的教学质量在全县名列前茅。据《贺兰县志》记载，贺兰一中1964年7月第二届高中40名毕业生，考入大专院校18名，其中有4名考入重点大学，其中3名为北京移民子女。

京星农场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中有作家、画家、翻译、医生、工程师、复转军人、学生、商人、工匠，也有玩把戏的、说书卖艺的，演员、导演、舞台美术师、乐师，行行不缺。冬闲时间，文艺爱好者组织了业余剧团，排演了评剧《刘巧儿》《小二黑结婚》等剧目，为群众义务演出，活跃了文化生活，并应邀到周围地区巡回演出，均获得好评。

语言一直是这里“标志性”的符号，经历了50年变迁后，京星人至今仍旧保留了一口地道的“北京腔”。无论是从本地还是山区娶来的媳妇，她们很快就融入到这里的生活习俗和语言中，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和良好的生活习俗飘荡在这里生活的每个细节和季节里。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京星人保留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很多习俗，就是现在，婚丧嫁娶也很少大操大办，都是由生产队长主持，一直保持着婚简丧朴，婚娶程序比当地简单了很多，清规戒律和讲究也很少。在婴儿喜筵的置办上，京星人不像当地人那样操办满月和百天，只是在生完小孩以后，亲朋好友以及邻居给产妇送些营养品或给小孩送些布或衣物等，以表祝贺。在丧葬方面，京星人保留了移民前的丧葬习俗，一切从简，不念经、不吹打、不大操大办，举家哀悼后直接送坟地下葬或送火葬厂火化。

社会主义农场的鲜活标本

在全国，作为行政级别，都是省（自治区）、市、县、乡（镇），而在贺兰县，京星是作为和乡镇一样的行政级别出现在整个宁夏的行政版图中的，它保留的不仅是一个“红色年代”里留下的名称或空壳，更重要的是它以自己半个世纪的实践，成了一个在名称和内容上一直都保持着社会主义农场本色的一面旗帜，一直飘扬在贺兰县以及京星人的记忆里。

京星人总是习惯性地把自己的农场历史分为前后25年，现任农场副场长于裕龄说，京星的前25年，是听着当地老农的经验来种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靠科学种田，大力发展农机具，不仅京星农场自己富裕了起来，也改变了当地人的种地观念。在短短的几年之内，手扶拖拉机、四轮拖拉机进入了京星农场大多数家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个别农户已开始购进大、中型拖拉机。随着京星人收入的不断提高，争相购置农业机械已成为京星人的一种时尚。户均近1.3台，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为全区之首。1996年，京星农场的人均纯收入就实现了小康目标。

26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社会。现在，京星人虽然过着春耕秋收的农村生活，但在2003年底，他们就已全部享受城市生活最低保障金待遇，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

“天下黄河富宁夏”，这句古训的后面掩隐了千百年来无数次的移民，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来到宁夏进行着不同形式的开发。而20世纪中叶，这2025名北京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发边疆的一个历史缩影，记录和浓缩着一个时代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