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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时间:2022-03-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 选自《回眸苍南》龙港建镇起因于1981年平阳和苍南分县。政策突破,龙港崛起在陈定模眼中,“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在荒滩上的崛起是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的结果。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_龙港_沧海桑田 共铸辉煌——苍南建县30年纪实

第四节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

苍南之初,龙港之始

龙港镇,人称“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地处温州之南,苍南之北,位于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的鳌江下游入海口南岸,与鳌江镇隔江相望,东濒东海,西接104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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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 选自《回眸苍南》

龙港建镇起因于1981年平阳和苍南分县。新设的苍南县出于县域经济发展考虑,需要有港口物资进出和经济活动的集中区域。经过反复考察,最后把地点选择在鳌江南岸的方岩下。但当时方岩下这个地方仅仅是处在鳌江南岸渡口位置的一个小渔村。1984年建镇时,这里还是一个沟壑纵横、一片荒凉的港湾和五个“灯不明、水不清、路不平”的小渔村。当时人口只有6039人,农渔业产值不足400万元。这里被一片荒凉的滩涂包裹着,几栋破旧瓦房夹杂在连片的滩涂中间,只是因为这里是“江南”三区北上鳌江、温州的渡口,才有一条狭窄的小道穿村而过。民谚说:“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流过,不见人住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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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龙港方岩老渡口 选自《回眸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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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龙港码头 选自《回眸苍南》

中共苍南县委为了促进港区发展,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申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龙港镇。1983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龙港镇,中共苍南县委、县人民政府赋予相当于县一级的管理权限,并于1984年3月召开现场办公会议,要求龙港周边的金乡、钱库、宜山等区为龙港建设献计献策。

在龙港镇设立之前,为了发挥鳌江港的作用,苍南县于1982年设立了龙江港区指挥部,具体负责港区工作。由于按计划经济,完全依靠国家投资搞建设的思路,导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至1984年5月止,仅修泥石施工道路3条共1200多米,竣工两个饭店,还有十几个商业公司大楼和两个码头正在动工兴建。以此速度,很难形成规模。作为一个新建的县,要把这么一个地方建设成为具有县域经济中心的地位的港口城镇,并非易事。尽管在港区建设初期,他们仍然按照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投资的思路,对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作了一定的投资,但是港区建设很快就陷入资金难以为继的困境。

如果继续依靠计划经济的政府投资来搞建设,那么龙港也就不会是今日的龙港。

镇上来了个陈定模

陈定模,1939年2月出生于钱库镇陈家堡村一个农民家庭,1980年任钱库区委书记兼区长,1984年6月到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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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定模照片

陈定模说,他的思想解放源自改革开放初期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在县委宣传部时,乡下一些穷亲戚常来问他这个当干部的,哪一年才能吃饱饭?少年时的苦难使他对农民的疾苦有着深切的体会,他因此深感困惑:解放几十年了人民生活为何还这么穷?我们党的先进性表现在哪里?联系实际越讨论越感到“左”的路线害死人,越讨论越觉得计划经济旧体制非改不可。

在这样的背景与思想下,陈定模做出了许多在那个年代让人惊叹的事情。1978年他带工作队到腾蛟抓冬种,明确地提出“谁种归谁收”,结果没几天就完成了冬种任务。1980年3月他任钱库区长,当时钱库每年要吃国家返销粮300多万公斤。他包产到户分了种,才一周时间就分好了所有耕地,也使农民群众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还史无前例地卖给国家469万公斤粮食。

1984年3月,县委、县政府要求龙港周边的金乡、钱库、宜山三个区为加快龙港发展献计献策。时任钱库区长的陈定模提出由每个区在龙港镇建一条街,发动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投资落户。这个点子得到了县委、县政府支持,陈定模回去后即召开全区专业户、个体户大会,有900余“两户”报名到龙港投资落户,但因户籍就业、教育等相关配套政策未能落实,这900余户无法到龙港落户。

陈定模觉得万不可失信于民,决心借龙港建镇之机申请到龙港任职,但在5月30日他获知县委已决定调他到县城乡建设指挥部任主任,并将在次日上午10点宣布。闻此消息,他陷于左右为难之中,这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思考再三,最后他拿定主意还是要去龙港一搏。次日清晨5点多天才蒙蒙亮,他就敲开了县长刘晓骅的家门,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不要钱,但要给我权……这样,原定10点的会议延迟到11点钟,县委在5月31日上午召开了临时常委会改变了部分干部的任免决定,陈定模被任命为龙港镇委书记。

6月3日他从钱库坐船来到龙港,镇里的文书问这位陌生人:同志你找谁?陈说,我是来镇里工作的……[3]

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在龙港的历史上写下了从无到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政策突破,龙港崛起

在陈定模眼中,“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在荒滩上的崛起是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的结果。

龙港建镇,首当其冲的就是冲破禁区,创造性地提出土地有偿使用和人口梯度转移。土地有偿使用就是土地的商品化。人口梯度转移,就是人口从平原向城镇转移,从山区向平原转移,从山上向山脚转移。这些观点今天听来很浅显,可在当时却是在实践中冲破重重禁区才得以实行的。镇干部就“建设龙港靠什么”进行了一个月的大调查、大讨论。干部白天下去调查、夜晚开会讨论,有时通宵达旦,争得脸红耳赤,最终达成了共识:在人、钱、物三要素中,人是决定的因素。当前龙港主要矛盾是人气不旺,龙港建设需要的,第一是人,第二是人,第三还是人。主要矛盾找到了,可是人从哪里来呢?从外地引进人口,首先碰到的禁区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二元结构,以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1982年起中央连续三年发了三个一号文件,规定农民离土不离乡。有人提出龙港镇“搞移民”违反中央政策。为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陈定模在会上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改革本身是违反常规的行为,是突破一个被实践证明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法规和政策,不然的话,一切从本本出发,还说什么改革。就拿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大政方针来说吧,马列主义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讲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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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第一批进龙港镇落户的农民 选自《回眸苍南》

根据在1984中央一号文件中找到的这样一段话:“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以及1984年6月4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写的“鼓励农民自理口粮到小城镇务工经商。凡在小城镇有固定收入和住所,允许自理户口到所在地落户,作非农业人口统计”,龙港镇看到了曙光说话理直了,气壮了,在县委支持下终于冲破了第一道禁区。

人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当时国家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百废待兴,根本不可能给龙港投资。龙港唯一的财富只有土地。一个很有参照性的做法是1936年,上海市永安公司要从洋人手里买南京东路一块地,每亩地价达130余万大洋。参照他们的做法,龙港的土地就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财富。

于是,龙港镇对现有的政策进行变通,把土地出让改为征收公共设施费,提出“谁建设,谁投资,谁受益”的办法,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阐述的级差地租理论,把龙港建成区所要投资的总额,按不同地段向投资落户者征收设施费。全镇各地段共分为六个等级,每间地基占地42平方米(长12米×宽3.5米),一等的收5000元,二等的收4500元,三等的收3500元,四等的收2700元,五等的收1700元,六等的收200元。

1984年7月14日,《浙南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龙港镇也来个对外开放》的报道,公布龙港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并提出人不分东西南北中,经济不分“成分”,要敞开城市建设,发动农民造城,欢迎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买地建房,开工厂、办商店。一方面动手,完善和扩大城区规划,另一方面组织40余人的“宣传队”,带着龙港镇的规划图和优惠政策,到平阳、苍南两县所有区、镇去宣传发动,把龙港的前景和优势,宣传得家喻户晓,正如群众所讲的“龙港地图上找不到,群众都知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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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1日,“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进港公路通车,龙港人民举行盛大庆典活动。县委书记胡万里、县长刘晓骅等领导同志登上车头,与民同乐。萧云集 摄

披荆斩棘,龙港前行

一股无形的强大的“龙港旋风”席卷平阳、苍南两县,并影响到文成、泰顺、瑞安等县市。人们都以能到龙港落户为荣,能不能进龙港,成为周边地区农民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财富及社会地位的标志。

龙港像过节一样,人流如潮,不少人举家三番两次到龙港实地考察。当时镇政府“二户一体”进城办公室(指专业户、重点户、个体户),每天挤满了人,工作人员像门诊医师一样面对一批又一批疑窦丛生又充满好奇的农民,一次又一次回答相同的问题,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忙得不可开交。镇会议室里悬挂的巨幅“龙港规划图”前,天天人挤人,肩擦肩,粗糙的手指在图上指指戳戳,比较、选择,都想探个究竟,规划图换了一张又一张。沉睡几千年的龙港沸腾了。镇政府规定从1984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为缴地价款时间。开始时有人还在观望,看看动静,到了12月下旬,人们争着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塞,到了12月31日那天,人们排着长龙争着缴款,镇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并决定缴款时间延迟到1985年元月1号凌晨。汇总一算,共收地价款近千万元,人们讲龙港镇一夜之间搬来了一个“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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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港各居民委员会挂牌 选自“苍南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有影响十大事件候选事件展播:那些难以忘怀的事”

禁区的冲破只是成功的一半,龙港的前进道路充满荆棘和坎坷。城镇建设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旧房拆迁,龙港的建设也无法回避。拆迁消息一传出,那些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反响强烈:“拆?没那么容易,得先给我造新房!”——年轻的暴跳如雷:“不拆,抓去坐牢也不拆!”——年老的号啕大哭。陈定模抓住当地农民对“龙港规划图”流露出既兴奋而又疑惑的心理,向全镇人民发表演说,并召开各种宣传发动会,大讲龙港的规划和美好前景,动员他们为美好明天作贡献,为子孙幸福作牺牲。通过登门拜访,做思想工作,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矛盾。没有花一分钱,没有拔一户钉子户,没有抓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顺利地拆迁1100余间旧房,并用每亩地5000元劳力安置费,解决了全镇需安置的1万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使城镇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1987龙港新颜

在陈定模请缨龙港之时,曾对当时苍南县县长刘晓骅说过:“我可以立下军令状,三年内建不成,撤我的职,开除我的党籍!”当时的县里领导对此话将信将疑,然而三年后的龙港,真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年后的龙港镇,占地4.26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万。

在三年的时间里,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并开办了330个集体和个体企业。镇里的1000多万元户,1986年的总集资是2.9亿元。龙港镇繁忙的渡口,每天来往行人达14000人。

这个镇子与三年前相比,烂泥地不见了,纵横交错的水泥马路把城区分割成整齐有序的“豆腐块”;草房和砖木结构的瓦房不见了,拔地而起的幢幢楼房群都是近年新建的;商店里卖的不只是日用百货,还有名烟、名酒、电冰箱、电视机以及洁白的陶瓷卫生设备;不仅有新颖大方的电影院、宾馆、饭店,还有新建的公共厕所;还有那行色匆匆的市民,五彩缤纷的服饰……在这里,已看不到多少传统农业社会的景象,一种现代城市文明的气氛在感染着它。

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三年里,轻纺、五金、电器、仪表、机械皮革、食品、印刷、装潢、造船、轧钢等数百家国营、集体、个体和联户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在龙港镇上生根发芽壮大。龙港的第三产业也在腾飞,集镇的多种功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全镇的百货、烟杂、食品、家电、饮食、旅馆、缝纫、理发等商业服务网点已发展到一千多家。平均每家商铺拥有营业员一百多人,其密度之高,居然超过了以第三产业而闻名的温州市。

龙港美多了,闹多了,旺多了。20条总长23公里的街路宽阔如江,街市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商铺、馆、店鳞次栉比。农贸、水产品、建材等五大专业市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日成交额几十万元。当夜幕降临在这座滨江之城的时候,星月与灯火齐辉,新兴的龙港成了一座不夜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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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港不夜城 选自《回眸苍南》

今日龙港

近几年来,龙港坚持实施“城市化与产业化良性互动”发展战略,不断壮大镇域经济,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龙港利用海涂资源丰富的优势,突出区域经济特色,科学谋划产业布局,推进产业错位发展、差异发展。通过实施技术改造、品牌培育工程,做优做强包装印刷、文具礼品、塑编等优势传统产业,大力培育不锈钢、微晶玻璃、超细纤维等新兴产业,初步实现产业结构从单一的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并存结构转变,先后获得了“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中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和“中国台挂历集散中心”等四张“国”字号金名片。

在城市化建设方面,龙港按照温州大都市副中心的规划布局,根据“区镇统分”管理体制,委托中国城市设计院深圳分院高起点、高水平、高标准完善龙港城市规划。在镇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龙港集中财力优先开展了世纪大道、电力调度中心、污水处理厂、城区燃气管道工程、白沙河整治等事关发展大局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快临港产业区建设步伐,依托良好的舥艚一级渔港,建设一座集商贸、物流、临港工业、渔业于一体的现代化商贸港。此外,龙港镇还积极打造城市品牌、城市形象、城市竞争力等无形资产,运用物质资本结合的多维度经营方式,以此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龙港以“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为契机,深化强镇扩权改革,进一步突破了镇级体制束缚,激活了城市发展活力。2009年7月,温州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进温州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龙港镇被列入第一批5个强镇扩权试点镇;2010年12月,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部署,龙港镇成为全省首批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乡镇之一;2011年6月,在温州市统筹城乡发展的“1650”大都市圈最新的发展格局调整中,省政府批复原舥艚镇、芦浦镇、云岩乡的行政区域并入龙港镇。调整后的龙港,远眺东海、深拥港口,新版图增加近96平方公里;2011年7月龙港新区获温州市政府批复设立,明确定位为建设鳌江流域城市核心区、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主平台、浙南先进制造业基地。

龙港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以“滨海新区、舥艚港区、产业园区”为主战场,着力推进龙港的经济转型、城镇转型和社会转型发展,努力将龙港建设成为宜商宜居宜创业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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