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溪口斜阳_最是悲情三指意_五千年历史的切面：1949中国城市

三　溪口斜阳——最是悲情三指意

1）反共失败　桂系逼宫

自1948年以来，蒋家父子尽管终日忙碌，但传到他们耳朵里的却尽是军事失利的消息。到这一年年底，势态越发严重，不仅军事上剿灭共产党已成为不可能，而且国民党的政权也岌岌可危。蒋经国的日记真实地记载此时这对“民国第一父子”所面临的处境：

上年十一月末起，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徐蚌会战失败，黄百韬将军……殉国，我军全部撤离徐州。十二月下旬，行政院长及各政务委员，又因币制改革失败而总辞，全国杌陧不安。共军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之攻势。一般丧失斗志的将领及寡廉无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往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或传播共党“和谈”烟幕。一般善良同胞，亦误于共党的宣传，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既已趋于崩溃，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9]。

那么，蒋介石是如何陷于如此境地的呢？这还得从头讲起。

蒋介石因共产党而起因共产党而落

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萌芽于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这两个事件也可以视为蒋介石政治理念形成的标志。而在此之前，因为蒋介石属于革命后进青年，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较低，因此没有形成（也可以理解为尚未标明）自己的政治理念，在政治上，他绝对服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且在许多场合中，都表现出同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10]。

在苏联代表和孙中山的推动下，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而早在此前，孙中山就与苏俄代表有过多次接触。当时的苏联，政权才刚刚稳固，仍处于被各列强制裁孤立的状态，而原先沙俄在中国的利益早被日英美德法等国并吞，为了对抗欧美列强，同时谋取政治利益，苏联急于在中国寻找代言人，他们找到了正陷于困境中的孙中山。于是，政治理念迥异的苏联和孙中山迅速走到了一起，国民党进入了一段整体上“左倾”的时期，直至孙中山逝世。但国民党的主要政治干部大都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欧美的共和民主思想）已久，例如胡汉民、孙科、许崇智、林森、居正、邹鲁、张继、戴季陶、谢持等人，他们在思想上敌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根本怀疑孙中山当时的“三大政策”，只是因为孙中山的个人威望，而不敢发难。一旦孙中山逝世，他们便跳出来大肆指责共产党赤化国民党、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公开反对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亲共派，并在1925年8月，密谋刺杀了廖仲恺。廖案发生后，胡汉民受此牵连被迫出国，胡汉民的亲信许崇智、梁鸿楷等人也一个个被捕或者被驱逐出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重创。而因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逐而独揽国民党大权的汪精卫，这时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一时同邓演达一样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使得国民党右派越发不满。于是，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11]出现了，此时“左倾”的汪精卫便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众矢之的。右派为了倒汪，“左派”为了抑制右派，拥有军队指挥权的蒋介石便越来越炙手可热。因为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蒋介石依靠黄埔军校，挟平定商团叛乱、二次东征胜利之威，已由一个可有可无的军事参谋一跃而起成为国民党内掌握实权的军事统帅。

在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宣传造势之下，再加上客观上，共产党的势力确实发展得很快，一下占据了国民党的许多要职，例如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还有军队、军校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也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12]，最令蒋介石恐慌的是，共产党的势力在被蒋介石视为“禁脔”的黄埔军校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军内部的分裂^[13]。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蒋介石的反共倾向越来越强烈。而汪精卫继续支持苏俄代表和共产党，因此蒋汪矛盾开始突显^[14]，1926年3月，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逼走了汪精卫，紧接着于5月提出“整理党务案”。至此，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党内实力派，一个个或亡或走，于是论实力，在国民党内已没有哪一位元老可以同蒋介石抗衡了，蒋介石在实际上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者。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师北伐，以势如破竹之势，打垮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国共两党仍保持着合作状态，北伐之所以能进展得如此顺利，离不开共产党领导下的蓬勃发展的工农革命势力的支持。但是，共产党在北伐过程中展现的能量，进一步引起了国民党当权派的恐慌，于是乎，反共清党之势暗流涌动。与此同时，在北伐进展过程中，发生了迁都南昌与迁都武汉之争，国民党内部势力再一次分化整合，为了遏制蒋介石实力过分膨胀，党内出现了“迎汪倒蒋”的浪潮，紧接着出现了“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宁汉合流”、蒋介石复职、“二次北伐”、“东北易帜”等一连串重大事件。到1928年底，中国内地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这对饱经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工商业来说，有一个统一的合法政府毕竟是一件好事，而在此过程中，蒋介石创建黄埔军校、领导北伐、建都南京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家经济建设，裁撤军队、节约军费便成了北伐成功后的当务之急。因此，蒋介石于1929年年初在南京召开战后编遣会议，但编遣会议不但未能实现“精兵简政”，反而激化了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于是“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爆发了，蒋介石运用军事、政治手段，采取分化拉拢、各个击破的战略，一一打败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冯玉祥、阎锡山等。特别是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后不久，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至此，中国国民党内再无像样的军事势力可同蒋介石抗衡了。

刚刚荡平各系军阀的蒋介石立即投入江西“剿共前线”，此时的他志得意满，妄图一举肃清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尽管1930年年底前后爆发了“约法之争”，紧接着又出现了“宁粤对峙”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仍然拥有绝对优势之实力，平定“粤逆”当不在话下。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突发，打乱了他的部署，至少短期内将他的视野从剿共前线与宁粤纷争上转移到更为复杂棘手的对日军事和国际外交上。事变发生时，少帅张学良正在北京欣赏梅兰芳的《宇宙锋》，此时的他虽名义上是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但他仍然是东北实际上的统治者，东北仍被视作他的地盘，南京中央政府的军队根本不可能进入东北。由此可见，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侵略东北时，蒋介石的一纸命令并不能左右东北军队，抵抗还是不抵抗，仍在于张学良。一些史料证明，下达“不抵抗命令”的正是张学良本人：

事实上，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曾坦承：“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15]

然而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在国民党内和全国民众眼中，自然难辞其咎。于是，在党内外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下，蒋介石不得不与其政敌和解以“共纾国难”，而和解的条件，就是他的“下野”。于是，1931年12月22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返乡。这时，曾在不同时期被他打倒、驱逐的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都纷纷卷土重来，表面上看起来国民党团结一致了，实际上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有甚于前。由各派势力杂糅而成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内部纷争尚不能平息，何谈驱逐日寇呢。虽然1932年“淞沪抗战”之后，蒋介石在各方束手无策之下乘势复职，但是南京政府依然派系林立、山头众多，在各路政敌的监视之下，蒋介石欲行“独裁”谈何容易，欲搞建设亦属难事。然而，日寇的胃口越来越大，在完全侵吞东北之后，1935年又制造“华北事变”，加紧了灭亡全中国的计划。与此相伴随的是，国内各种军事势力出于种种目的，在“抗日”、“救亡”的旗号下，一次次向蒋介石发难，例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最终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而中国共产党一方，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指引之下，其人民武装力量，从濒临绝境时的3万～5万人发展至1945年的近百万人。在中共军事力量迅猛发展的同时，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各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变得十分活跃，吸引了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成为中共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盟友。另外，中共利用一切机会向国际社会宣传介绍自己的处境和政策主张，在外交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国际关注度明显提高，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影响了美国对国民党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美国国内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从而削弱了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力度，美国方面甚至制定了更换中国领导人的计划^[16]。更为重要的是，原先在国共斗争中一直持投机渔利态度的苏联，自日本投降后，为了抗衡美国，渐渐加大了对中共的支持，苏联在东北交接问题上的做法即是明显的例子。

因此，当蒋介石调动军队向解放区挺进时，其实力较之中共除空军、海军外并无多少优势，加之美国政府因调停失败而对国民党政权极为冷淡，即使令无数美国人为之倾倒的宋美龄二度出马，也带不回来美援。最致命的是国民党内部腐朽堕落、互相倾轧之势愈演愈烈，经常发生贻误战机、指挥混乱的事，更糟糕的是，由于自身腐败而无法获得老百姓的拥护。相反，中共这一边却得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在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鼓舞了在人口上占绝对多数的农民。于是，中共军队步步推进，国民党军队则节节败退，沈阳、北平到南京、西安、上海，再到福州、兰州、广州、重庆、成都等大城市一一失守，国民党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就丢掉了整个大陆。

了解了事情的整个经过之后，让我们再回到1949年年初的时候。当国民党面对无可挽回的失败，政权即将不保之时，党内大佬们却不在谋求励精图治，而是掀起了新一轮的夺权风波。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中被蒋介石击败的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一直心有未甘，在与蒋介石的分分合合中，争权夺利始终是核心主题，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取蒋氏而代之。所以当国共内战进行到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全面溃败，而桂系主力犹存时，李宗仁、白崇禧等认为夺权的时机到了，他们纷纷公开要求与中共谋和，借此逼迫蒋介石下野。1948年12月24日、12月30日，手握30余万军队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接连向蒋介石发出亥敬、亥全两电，明确提出与中共和谈的主张，与此同时，桂系1号人物李宗仁亦公开提出五项主张，第一项就是“蒋总统下野”^[17]。面对如此内外交迫的形势，蒋介石该如何应对呢？

2）元旦求和　三次下野

其实，蒋介石对此种局势的发展早有所料，因此当桂系一发难，他便按部就班地展开了一系列的部署：一面发布元旦文告与电复白崇禧等，表示和谈态度并同意下野；一面调整人事，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全力经营台湾成为最后之反共基地。

尽管国民党内部对于蒋介石下野一事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仍有相当一部分高级官员如张道藩、谷正纲等绝对拥护蒋介石，认为当此危机存亡关头，领袖下野将更加动摇军心、民心。然而，国民党的溃败之势越发严重，党内大多数人都感到继续同中共进行军事周旋是没有前途的，唯有进行和平谈判，才能保住政权，桂系更是做好了同中共划长江而治的打算。然而和谈就证明了过去剿共政策的错误，这样就必须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于是蒋介石的下野便在所难免了。而且，蒋介石本人也赞同自己适时下野，他认为下野有三个好处：

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

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

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18]。

这里提到的“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实际上指的就是退守台湾，这在蒋介石、蒋经国的日记中有多次提及。这表明蒋介石早在国民党丢掉北平、南京、上海等关键性大城市之前就已经有了放弃大陆、退保台湾的考虑了，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内的悲观绝望情绪有多么严重。

然而，共产党这边对国民党的求和呼声的反应十分冷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何等英明，他们一眼就看穿了国民党和谈的真正目的，在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的第三天，毛泽东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战犯求和”一文，直接指出这只是蒋介石“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19]的诡计。紧接着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列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20]，被国民党称作“毛八条”：

（一）惩办战犯；

（二）废除宪法；

（三）废除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政府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惩办战犯”，而中共早前发表的战犯名单中，国民党的现任高官大部分都包括在内。至于废除宪法、法统，接收南京政府一切权力等条，更是国民党无法接受的，因此“毛八条”对于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来说不啻五雷轰顶，等于是否定了和谈的可能性。然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仍妄图玩弄中共中央的智慧，认为只要迫使蒋介石下台，和谈便有可能，他们就有机会主政中国。历史证明，这纯粹只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妄想，1949年4月3日，周恩来对准备回南京请示和谈问题的黄启汉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21]他们显然低估了中共推翻国民党政权，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决心与力量。

一切形势的发展都在逼迫着蒋介石，已经到了他非下野不可的地步了。于是，他加紧了下野之前的布置，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下令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以汤恩伯为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另外，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国库所存黄金、外汇运往台湾，我们现在已无法真正估量这批黄金、外汇在经济、军事、政治上对国民党退守后的台湾所发挥的作用，但毫无疑问是非常巨大的，至少对1949年6月台湾币值改革的成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那么，台湾何以能成为蒋介石战略中的最后“反共复兴基地”呢？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面积3.6万平方公里左右，是中国最大的岛屿，气候宜人、物产矿藏丰富。在被日本侵占的50年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先进的工业、交通基础，而且由于日本殖民当局防共极为严密，台湾尚未形成中共地下党组织网络。国民政府收回台湾后，蒋介石又极为重视台湾的政治建设，曾亲临巡视，指出“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如我何乎！”^[22]更为重要的是，大陆与台湾之间横亘着一道100多公里的海峡，海空军力量极为薄弱的解放军，短期内无法向台湾进军。为了确保台湾、经营台湾，1949年1月1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其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蒋经国未到职，后令陈诚兼任），同月18日，又令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这样集黄埔系、同乡、干女婿三重亲信身份的陈诚独揽了台湾省的党政军大权，他在台湾实行戒严、“三七五”减租、币制改革等各项政治和经济措施，使台湾实现了金融稳定与社会安定，为日后国民党在此建立“小朝廷”奠定了基础。

一切布置妥当之后，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权。自蒋介石当政以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下野了，他第一次下野是在1927年底，在武汉国民政府一派和桂系的内外夹逼之下辞职返乡，在这次下野中，蒋介石完成了一件举世瞩目且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的大事——与完全美国化的宋美龄结婚，这使他成为孙中山、孔祥熙的连襟，宋子文的妹夫，单其政治意义已无可估量。第二次下野即是上文提及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各路反蒋势力的合围之下，再次面对内外交困的境地，为了谋求党内团结、一致对日，蒋介石“毅然”下野。然而，相比于前两次下野，这次蒋介石所面临的局势显然严峻得多。更为重要的是，当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再次复职时，他的统治范围已经从中国大部缩小为仅仅一个台湾省了，这是他在下野前所不曾料及的。虽然早在1948年，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国民党的失败，只是没想到会丢掉整个大陆，他原以为国民党至少可以割据两广或者西南以待时机，如同当年孙中山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或如自己在抗战时退保西南一样，然而蒋介石想要的时机一直没有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更是没有爆发。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不是北洋军阀之流，也非遭国人痛恨的外来侵略者，而且中共的一系列战略如统一战线、土地改革、群众路线不仅助中共赢得了广大底层老百姓的心，还激荡起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爱国热情和对未来人民民主中国的憧憬。与之相对照的是，国民党派系纷争不断，官僚主义盛行，军队吃空额、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比比皆是。所以说，国民党的溃败是从内部开始的，所谓祸起萧墙。蒋介石对这一切并非一无所知，实际上早在广东时期，他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这也是促使他格外重视黄埔军校毕业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之所以只对亲自训练、教导出来的学生才放心重用，正是因为他觉得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在政治上是无药可救的。然而，令他愤恨不已的是，他的嫡系也同样沾染了那些恶习，大权在握的他们争权夺利、腐朽堕落之势也是愈演愈烈。蒋介石一直力图扭转这种趋势，在南昌“剿共”时，他发起了旨在整顿官风、民风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孤独的道学家与勤奋的独裁者

“新生活运动”发端于1934年的南昌，当时的南昌是蒋介石“剿共”的总部，宋美龄随夫居此。宋美龄早前常年留学美国，其思想观念与生活习惯早已美国化，回国后一直对中国城市的杂乱污秽与百姓的诸多愚昧迷信、陈规陋习深感不满，曾多次向蒋介石提议改造社会风气，蒋介石因军务紧急，无暇顾及。宋美龄到南昌后又见南昌一片脏乱，遂屡屡催促蒋介石着手进行社会风气的改造。当时正值蒋介石的国民党军第四次进攻苏区得利之际，而且不久前还成功镇压了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另外蒋介石第二次复出以来在打击国民党内非蒋派以及地方实力派上接连取得胜利。因此，1934年初正是蒋介石在政治、军事上春风得意之时，此时开始进行社会风气、社会生活的改造，不仅是巩固军事胜利成果的需要，也是训政时期国家建设的题中之意。于是，在娇妻宋美龄的屡屡催促下，蒋介石终于下定了决心。1934年2月19日，南昌召开万人大会，蒋介石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正式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蒋介石认为“新生活运动”的精义，是在礼义廉耻的统率下，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此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由最高行政长官主持，并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在地方上则有行政长官的夫人担任地方委员会的指导长。蒋介石因为公务繁忙，新生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是宋美龄。宋美龄赞同蒋介石把礼义廉耻这个中国传统道德纲领作为新生活运动的统率，并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一礼，最浅显地解释，礼就是仪节。然仪节定要自衷心流露，而不是虚伪的形式。二义，义可以略释为对人对己的尽责和服务。三廉，廉就是能辨别权利界限，不侵犯别人，换言之，就是一种公私及人己权利的辨别。四耻，耻就是觉悟与自尊。”^[23]

蒋介石夫妇考察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他一以基督徒自省，二以宋明理学自修，在生活上极为俭朴，特别是饮食十分简单，不抽烟，极少喝酒，可以说完全戒除了青年时代的顽劣。他和宋美龄发起新生活运动，反对奢侈、抽烟、喝酒、跳舞、烫发、赌博等，每到一地，必热情演讲倡导，然而国民党内对这一“整风运动”普遍抱着做做表面文章的态度，可以这样说，国民党内真正在实行“新生活”的只有他一人而已，他实在说是一个孤独的道学家。

蒋介石又是一位勤奋的“独裁者”，喜欢亲自过问许多事务，常常向手下下达各式命令，据其侍从室统计，从1936年到1948年，12年间其手令多达130多公文箱，且不包括没有收回的。滥发手令、越级指挥在许多时候导致指挥系统混乱，蒋介石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说，蒋介石有将兵之才，而无驭将之才，这也是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连连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于是，不管蒋介石多么努力，他终究无法挽回国民党的颓势，对于这一点他是清醒的。所以早在下野之前，他就做了一系列的部署，除了上文提到的人事安排和抢运黄金储备外，他还令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到其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镇布置警卫、架设电台等。因为他知道下野后的自己无外乎两种出路，一是出国，二是退隐家乡。前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在他看来，这简直等同于放弃革命职责，领袖是可做可不做的，但革命职责是时刻不能放弃的。而且客观上，为了防止局面失控，他仍必须留在国内加以协助。他所担心的“失控”主要有两种：一是他下台后李宗仁政府在与中共和谈时让步过多甚至投降中共；二是国共和谈失败，中共军队继续向南挺进，打过长江，攻占沪宁，华东是国民党的财经命脉所在，沪宁一失，国民党就更没有转胜的机会了。因此，为了防备局面走向这两种方向，回到家乡，继续遥控国民党成为他下野后的唯一选择。

局势终于到了他不得不下野的时候，1949年1月21日，天空布满了阴霾，南京的气温又降到了零度以下，寒风阴冷无比，而蒋介石照例一大早就起了床，这一天他即将卸下身上的重担，但他仍显得格外忙碌。首先，亲书致傅作义函，并派徐次辰乘飞机携至北平，他仍抱着拉住傅作义的幻想。然后，赴基督凯歌堂默祷告辞。祷告之后除召见亲信之外，正午又约宴中枢五院院长……然而，今天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拜谒中山陵，辞别总理，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去拜谒总理陵寝了。在祭堂内，面对着孙中山先生的坐像时，蒋介石浮想联翩、感慨万千，21年前，蒋介石以北伐总司令之尊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事巨头到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柩前告慰总理亡灵，当时那种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如果总理在天有灵，那一刻应是总理对他这位学生最为满意的时候。想到这里，蒋介石下意识地露出了一丝微笑，这是一年多来所难得一见的。然而，蒋介石嘴角抿出的这一丝微笑是那么短暂，因为他又马上意识到，回忆过去的快感并不能解除现实的痛苦。接着，他想到了1929年6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的情景，国民党为此筹备了整整4年，那一天的仪式多么庄严肃穆啊。蒋介石又想起了孙中山生前的种种，永丰舰蒙难时、黄埔军校训话^[24]……蒋介石正沉浸在绵绵不断的回忆之中时，身边的人提醒他应该走了，他这才从回忆中警醒过来，他意识到今天是过于感伤了。下午4时，蒋介石踏上离开南京的飞机赴杭州，在飞机升空后，他又令机长在南京城的上空盘旋了一周才飞向杭州，蒋介石终于走了，走得那么悲凉、那么落寞。

3）退居家乡　溪口成都

黄昏时分，蒋介石的专机抵达杭州，浙江省主席陈仪特地在西子湖畔的楼外楼设宴为蒋介石接风，餐桌上满眼都是他平素喜欢吃的浙江菜，但这时的他实在没有心情吃饭，在场的高官们见总裁如此闷闷不乐、食不下咽，纷纷劝进，蒋介石只好拿起筷子，但只稍许尝了尝，便放下了筷子，宴席遂不欢而散。这天晚上，他入宿杭州笕桥机场的航空学校，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赶赴宁波。

蒋介石是宁波人，他幼时常陪伴其母亲王太夫人去宁波的各大寺庙礼佛念经赠粥，如天童寺、阿育王寺、金娥寺等著名寺庙。宁波市内的金紫庙供奉着蒋氏远祖蒋浚明的牌位，也是他们母子俩经常去祭拜的。另外，蒋介石年轻时（1905年）还在宁波的箭金学堂读过书，因此，他对宁波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而宁波人对蒋介石这位同乡当然也不会陌生。在旧中国，人们人际交往时比较看重地缘关系与同乡之情，有了这层关系，对下来说，攀亲附贵、套起近乎来比较方便；对上来说，也更容易加以信任与重用。因此，当时的宁波人为宁波出了蒋介石这么一位中国最高统治者而感到自豪就不难理解了，许多宁波人还将蒋介石视作升官和牟利的重要资源。事实上，蒋介石当政确实给他的家乡宁波带来了很多实惠。首先，宁波帮在中国商界的领袖地位变得更加稳固；其次，蒋介石大批任用自己的亲戚、乡人、故旧为官，许多人甚至得到了高位，如前文提到的陈布雷、蒋梦麟等，国民党时代是宁波历史上为官最盛的时期；再次，蒋介石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与资源，直接支持宁波办了很多教育、慈善、水利等公共事业，或是由他兴办或是资助，例如奉化孤儿院、武岭学校、藏山大桥等，这些都为宁波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当然从蒋介石那获益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宁波人自然无缘于此，这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在宁波无疑是一位极其重要的新闻人物。

因此，蒋介石的到来对宁波人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件大事。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蒋这一次下野所面临的局势与前两次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隐退家乡的任务除了伺机而起之外，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以获新生。他身边的人尤其是蒋经国自是心领神会，于是对他的到来，宁波官方做了保密处理，1月22日，当蒋介石偕陈诚、陈仪、汤恩伯等由杭州笕桥机场飞抵宁波栎社机场时，除极少数的宁波官员外，并无其他人知晓，市民夹道欢迎的场面自然没有出现。蒋介石一行没有作过多停留，随即换乘汽车驰赴溪口。当晚蒋介石入住墓庐慈庵，睡前研讨国民党改造方案，谓“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是否是家乡的清净、秀雅助他找到了国民党失败的根由？

这一天，为了迎接这位尊贵主人的到来，丰镐房忙得不可开交，尽管早就有总统府的大批官员、侍卫入驻溪口进行准备。然而，当这位下野总统真正到来之时，溪口尤其是丰镐房立即进入了高度紧张与戒备的状态，从这一刻起，溪口不再只是剡溪畔的江南小镇，而是一下子成了国民党的指挥中心。因为，虽然蒋介石迫于局势的压力下野，但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各路将领、各主要官员大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或是黄埔军校出身，或是CC系或是政学系，或是亲朋故旧，他们仍然效忠于蒋介石，没有蒋介石点头，李宗仁很难指挥得动他们。自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起，南京的总统府实际上只是桂系的总统府，而真正的总统府在宁波奉化的溪口！

而且事实上，在蒋介石引退的第四天，国民党中执委于1月24日发出《特别紧急宣传通报》，谓“总裁虽暂不行使总统职权，但仍以总裁地位领导本党”，因此，退居家乡的蒋介石仍然握有实权，李宗仁只是台前的木偶，这在当时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们遇事往往赶赴宁波奉化溪口请示，总计蒋介石在溪口待了90余日，期间他会见了无数的国民党重要人物，如陈诚、陈仪、汤恩伯、何应钦、顾祝同、张岳军、陈立夫、郑彦棻、黄少谷、阎锡山、张道藩、古正纲、刘文章、张治中、吴忠信、孙科、万耀煌、袁守谦、俞大维、周至柔、胡宗南、居正、陈启天、李弥、刘安琪、俞鸿钧等等，其中有许多要人多次来溪口。这段时间的溪口镇，可谓车水马龙、电话电报纷驰，俨然有了一股首都的气派。

这种情况自然逃不出中共的眼睛，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此洞若观火，因此在与李宗仁会谈时，他们格外重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中华民国政坛这一特殊现象，就连素来注重法理的外国人也摸出了道道。新华社的一则通讯稿^[25]就引用了合众社对此的描述。

蒋贼住幕后积极发号施令，美通讯社也无法施饰

1949年，蒋介石步出蒋家祠堂

［新华社陕北廿一日电］表面上宣告“引退”的第1号战争罪犯蒋介石仍然在幕后发号施令。本社在一开始即加以说明的这个事实，现在连美帝国主义的通讯社也无法加以掩饰了。合众社南京十九日消息说：“蒋介石现在居住的奉化溪口镇已变成了一个临时的总统总部，这个地方有着分裂了中国的（国民党）首都第三部分的大半（南京和广州是其他两部分），来来往往的电报电话很多，它们把报告带进来，把命令送出去。在蒋介石退休的头三个星期电报设备还没有装好的时候，两架专机在溪口、南京、上海、广州间穿梭地来往，担任一部分忙碌的交通。不久前南京把一部强有力的收发报机送来了溪口，专机的往返也就取消了。他开始了以‘党总裁’的资格控制国民党之外，还保持着他的军事权力。他经常以电报、电话和南京的国防部联系，收到军事形势报告，并发布命令指挥重要的军队部署和军事任命，譬如说新训练起来和组织起来的降落伞部队的军长、师长，就是由他遴选的。不久前国防部提名一个将军担任厦门的警备司令，国防部把这个提名送到溪口请蒋批准，但是他拒绝了这个提名，而选择了另外一个将军担任（这两个将军的名字还不能发表），蒋介石对中央银行也保持着兴趣，有几次他用电话命令上海中央银行的行长把黄金和白银运往较安全的地方。”另据三日美联社南京消息说：“自蒋氏‘引退地’抵达南京的消息称：‘委员长’对于政府的控制权未能放手不管。他们说由于他越来越感烦躁，他的活动正在逐渐增加。这些活动包括每日藉电话与要人们——军事、政治与经济官员们（他们在技术上是受李宗仁的指挥，但个人仍忠于‘委员长’）谈话。”合众社和美联社的这些报导，显然反映着一部分积极支持李宗仁的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观点，首先是在南京的司徒雷登的观点。美国人在这里警告蒋介石应该谨守美国为他预定的防线，而不要跑得太远，以免根本破坏了李宗仁与他的分工。

4）泪别祖茔　绝望赴台

在溪口的这段时间里，蒋介石除了忙于公务以外，还多次携子孙游览溪口周边的景点，几乎游遍了宁波的山山水水和各大著名景点，有些景点甚至一游再游。他的游兴出其得高，在三个月时间里，仅据蒋经国日记统计，蒋介石出游的日子多达32天，每隔两天就出游一次^[26]。

1月23日　宁波奉化溪口，偕蒋经国上午游藏山公园，下午游白岩，顺道往显灵庙

1月27日　溪口，携儿孙攀登武岭山巅

1月29日（己丑年正月初一）　宁波，往宁波金紫庙祭拜蒋氏远祖蒋浚明，回溪口后复往蒋氏宗祠

1月31日　宁波，携子游览涵斋，登江口塔山寺、小灵峰

2月1日　溪口，携子游雪窦寺、登妙高台、观千丈岩瀑布

2月2日　奉化，携儿孙游曰岭，往奉化县城，经孔庙、救济院、奉化中学（凤麓学堂旧址）

2月3日　溪口，携子到任宋后，再到法昌寺，后至北岭坑下

2月5日　宁波，携儿孙游阿育王寺、天童寺，又至八指头陀之冷香塔苑游览

2月6日　携儿孙游石仓、龙潭

2月7日　溪口，携儿孙游华庵竹山

2月13日　溪口，往桃坑山、横路埂祭扫祖坟

2月20日　溪口，下午游千丈岩、雪窦寺

2月21日　溪口，携儿孙至妙高台、仰止桥、岩下村、溪坑，回至岩下村时，适逢单姓乡人婚礼，赠山羊一只、老酒一担、花烛一对

2月22日　奉化，往葛竹

2月23日　奉化葛竹，展谒外祖母及贤甲舅墓；出游茶溪龙潭、金井亭、晦溪，日落回溪口

2月27日　奉化，携儿孙经石鳝岙、状元岙，至鹁鸪岭脚

2月28日　溪口，携子经上白岩、竹林庵，至名山坑龙潭，上名山坑巅，至龙树庵、中峰村

1949年退隐家乡的蒋介石率子孙祭拜其兄蒋介卿之墓

3月1日　溪口，携子游览西坑庙下瀑布，后至仰止桥观瀑

3月2日　奉化，携儿孙重游徐凫岩

3月7日　奉化，偕吴忠信游徐凫岩

3月9日　宁波，下午，偕吴忠信游岳林寺、下塔院

3月10日　溪口，巡视武山庙与学校

3月12日　宁波，携子乘车到宁波参观天一阁

3月13日　宁波，携子游览青莲寺

3月15日　溪口，携子登乐亭旧址

4月4日　宁波，偕蒋经国游溪南积善庵，回溪口后，又游慈园一周（积善庵为蒋儿时侍母礼佛念经地）

4月8日　宁波，偕张群游宝林寺、金峨寺，夜宿金峨寺内

4月9日　宁波，由金峨寺出游，登白虎山，游引仙桥，归途中拜谒田弄、楼隘之蒋氏祖祠，经金紫庙，瞻仰金紫塑像，后游览沿海风景，眺望象山港、狮子口

4月13日　奉化，由妙高台出游，经徐凫岩、蜘蛛岭、岭岩、北溪、大俞、石窗、仗锡

4月15日　溪口，游天童寺，夜宿寺内

4月16日　宁波，自天童寺出游，登小盘山、谒摩诃祖师塔墓，至阿育王寺午餐，途经宁波南门外，觅得柳亭庵“目讲僧”之墓地与塑像

4月25日　宁波，辞别母墓、拜别祖堂，赴上海

根据以上统计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所到的景点，除天一阁之外，不是自然山水，就是佛教寺庙，而它们正是“宁波景”最具魅力的地方。

蒋介石曾多次去过宁波市区，例如往访宁波金紫庙、阿育王寺、天童寺、天一阁、金峨寺、柳亭庵，虽然蒋介石一行多次途径宁波市区，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市民的多大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一行轻车简行，十分低调，一不通知当地官府，二没有过多人员随行，而且吃住都由自己解决，很多时候饿了，就在野地里架起携带的铁锅炒年糕打尖，如果实在太晚了不得不住下的话，就住在寺庙里。另一方面，当时资讯不太发达，大部分老百姓虽然在街谈巷议中听说过蒋介石，但没有见过，甚至没见过相片，并不知道蒋介石长啥样，所以当蒋介石一行路过时，即便遇上，大多会认为只是一个大户人家在出行罢了。

1949年退隐家乡的蒋介石在乡间穿行

不过，蒋介石出游时，也有被百姓认出来的时候，只是不在宁波市区，而是山野乡村，当然这跟蒋介石的主动现身有关。2月21日，蒋介石携儿孙至妙高台、仰止桥、岩下村、溪坑游玩，回至岩下村时，遇到一家姓单的乡人正在办婚礼，蒋介石为了讨个彩，喝新娘的头杯茶^[27]，就主动登门道喜，主人的亲戚、邻居及周围的村民，一听说蒋总统来了，纷纷赶来，像看西洋镜一样围坐在蒋介石身边，这时，迎接新娘的轿子还没到，可能是新娘娘家比较远，蒋介石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新娘，眼看着天暗下来，蒋介石无奈只好走了。但他向来注重礼俗，走之前赠主人山羊一只、老酒一担、花烛一对作为贺礼。一国元首光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山民家里，赠送结婚贺礼，也算是民国一大奇闻了。

局势的发展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随着国共和谈破裂，中共军队开始大举渡江，南京、上海解放已经指日可待，他开始预感到即便是自己的家乡也非久居之地了，他更加留恋家乡的山山水水了，他仿佛已经预感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寄情家乡山水了。

4月23日南京解放，上海局势骤然紧张，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上海战役胜败的国际影响太大，蒋介石不得不前往上海督战，他心里明白，这一去，可能他再也回不来了。

4月25日，蒋介石要离开家乡了，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已长眠地下的母亲。蒋介石幼年丧父，少年顽劣，是他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养育成人。辛苦操持家计供他读书、供他留学日本的，是他的母亲；革命失败，遭政府通缉，庇护他、支持他的，是他的母亲；帮他组建家庭，照顾妻儿的，也是他的母亲。因此，他们母子俩的感情极为深厚，王太夫人逝世后，蒋介石极为悲伤、感念，除大修墓葬外，还特地在墓旁修建墓庐慈庵，蒋介石每次回家，都喜欢住在这里，他觉得自己未能在母亲生前尽孝，所以希望能尽可能多地陪陪她。现在，他又要走了，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所以，在他离开的最后一刻，他又再一次来到他母亲的墓前，眼中噙着泪水，长揖作别。

1949年退隐家乡的蒋介石率子孙祭拜祖坟

当蒋介石一行离开溪口时，知晓的父老赶来送行，老人们问蒋介石何时回来，蒋介石不忍回答，最后只伸出三个手指，三个月？三年？还是三十年？

蒋介石一行，经过车船转换之后，到达宁波港，当他乘坐的泰康号军舰驰离宁波港时，他望着家乡，心里说不出的滋味。这一片养育他、庇护他的山水，这一方山明水秀、人物丰庶的土地，他是多么热爱、多么眷恋，所以当他不得不离开它的时候，他眼中的老泪诉说着多少凄楚与悲凉，那一刻，他只是一个老人，一个宁波人。

这一走，蒋介石再也没有回来，现在他的遗体仍暂厝台湾慈湖，他生前的遗愿是能葬在家乡宁波溪口陪伴母亲，或是葬在南京中山陵陪伴总理，不知要到哪一代后人才可以帮他实现这个遗愿。

愈是艰难的路，沿途的风景愈美。

——李栋

【注释】

[1]本章作者是李栋，南京大学。

[2]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本邑为通商大埠，习与性成，兼之生计日绌，故高小毕业者，父兄即命之学贾。而肄业中学者，其志亦在通晓英、算为异日得商界优越之位置，往往有毕业中学不逾时即改为商。即大学毕业或自欧美留学而归者，一遇有商业高等地位，亦尽弃其学而为之。

[3]陈祖芬.走进宁波.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

[4]普陀山位于宁波东面的舟山市，舟山在历史上曾多次不间断地隶属宁波管辖，在文化上同属宁波文化。

[5]陈祖芬.走进宁波.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

[6]如果将范围扩大到浙江人，此现象就更为突出，国民党中的浙江籍要人还有：章太炎、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张静江、陈诚、汤恩伯、胡宗南、周至柔、蒋经国、钱永铭、邱清泉、蔡元培、邵力子、陈仪、马寅初、孙越崎、竺可桢、罗家伦、蒋鼎文、朱家骅、蒋百里、戴笠、毛人凤、褚民谊、蒋方震等等。

[7]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7

[8]清政府1906年8月设立于保定，蒋介石前因无清政府保送而无法入读日本军校，遂回国考入该校，1908年由该校保送入日本振武学校。

[9]蒋经国.蒋经国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56

[10]“（1924年6月7日演讲）挑夫就是人民，我们怎可打他、压迫他呢？”——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235
“（1925年6月8日申明军纪令）本军回到省城，第一要保护人民，维持治安，竭尽我们革命军人救国救民救本党的责任，不任长官士兵，如敢动民间一草一木，必照军法从事，并治其直属长官约束不严、违反纪律之罪。”——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236
“（1926年6月23日沙基惨案周年纪念演讲）此后我们的工作，要注意数点，使省港罢工得最后胜利，使香港英夷屈服于我们，取消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要收回香港，打倒英帝国主义。”——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381
“（1926年8月15日讨吴宣言）帝国主义口中之所谓赤化者，实则革命之民众化耳。政府为民众化之政府，军队为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国民革命军，拥护多数被压迫之人类，即使云赤，何嫌何疑。”——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414

[11]1925年11月23日，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伧、张继、戴季陶、谢持、覃政、沈定一、茅祖权、张知本、傅汝霖、石瑛、石青阳等14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共产党“非法”。并且会后，此派人士还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反共，是国民党党内的右派势力。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但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取消了“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恢复邹鲁等人党籍，同时停止与苏联的合作，打击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从此，国民党完全转变为一个右翼政党。

[12]“（1926年4月8日对中央军校官生讲演）还有人问我，现在我们党军是不是国民党的军队，既然是国民党的军队，我们党军的党代表，至少要一个完全的国民党党员才可以的，要是以跨党的党员来做党代表，这就不能算是国民党的党代表了。这些话我就不能答复他……到了现在，这个问题的纠纷更加复杂了”——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355

[13]“（1926年5月27日训话）想到一年以前，军队里和学校里并没有分裂的现象发生，为什么到现在才有呢？一则是因为各方的谣言，一则实在CP的进行太急。”——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375

[14]“1926年3月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商决‘大方针’。蒋称：‘中国国民革命未完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同月30日，又在日记中表示：‘只要大权不旁落外人之手，则其他事皆可迁就也。前此政府事事听命于人，以致陷于被动地位，此非外人攫夺之故，而精卫拱手让之也。’”——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4

[15]http://news.sohu.com/20060915/n245367304.shtml

[16]王舜祁.蒋介石三次下野.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113-116

[17]王舜祁.蒋介石三次下野.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121

[18]蒋经国.蒋经国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57

[19]毛泽东.评战犯求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蒋经国.蒋经国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60

[21]庞松.共和国年轮1949.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2001：126

[22]庞松.共和国年轮1949.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2001：35

[23]李艳.蒋介石与宋美龄画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84

[24]中华民国国歌歌词采用孙中山生前在黄埔军校的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25]新华日报（华中版），1949-02-24

[26]蒋经国.蒋经国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949年日记部分

[27]奉化习俗，喝了新娘的头杯茶，可以带来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