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交替，千疮百孔如何治

四　政权交替，千疮百孔如何治？——1949年，市民生活的新生

昔日的上海是中国接受西方事物最重要的口岸，是中外交流的交际花城市，是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10]。

1949年，上海再次经历了政权交替和改朝换代，这一新的时代的到来，对上海城市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共产党希望上海不再只是富人的天堂，而应该是一个奋发向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上海，为全国人民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从此，上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变革：市民生活得到整治，上海不再是穷人的地狱；资产阶级或去或留却都不再是上海的主人，上海也不再是富人的天堂。黑帮被肃清、舞女被改化，曾经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渐渐消散。以灯红酒绿为背景、歌舞升平为主题的海派文化至此断裂，上海被植入新的城市基因。

1949年刚至，上海在寒流袭击中开了年，国民党期盼的好运并没有随着新年来到。天冷得那么绝情，仿佛是向国民党宣告即将来临的失败局面已经不可逆转。成千上万的难民在国民党的最后挣扎中冻死街头，侥幸躲过寒流活了下来的却被飞涨的物价整得民不聊生。

1949年一开年，寒流袭上海，五千余人冻死。《华商报》对上海灾情报道如下：难民如洪流沿粤汉南下，上海在严冬中冻死的人昨日又增一百五十人。据收尸队今日报告，昨日收尸一百三十七具，而自从十二月份第一次寒流袭击以来，冻死者的总数已达五千七百九十二人。在昨日所收的一百三十七具尸身中，有一百廿八个是儿童，九个是成人。从战区逃离来上海的难民估计有五十万人，在严寒中，这些难民最为痛苦^[11]

1949年伴随着寒流和飞涨的物价一起袭击上海的，还有南迁狂潮。在上海居住多年的外国人和大资产阶级看到了国民党垮台只在朝夕，很多人舍家弃业撤离上海；大批北方国民党政府的公职人员原本撤到上海满心期盼着“划江而治”，然而眼看着上海沦为作战区，加上受到国民党歪曲宣传害怕共产党，不得不连同上海的大批公职人员一起再次南迁；普通的老百姓厌倦了上海这个苦难的深渊，他们并不关心国共双方谁输谁赢，但是他们恐惧交战区的炮弹不长眼睛，也不惜重金逃难离开上海。上海的火车站、飞机场、轮船码头，到处都是等待撤离的人。

1949年一开年，蒋介石政府增发百元大钞导致上海百物飞涨，金价涨达一万二千^[12]

1949年4月，上海北站，通往杭州的火车坐满了逃难的市民^[13]

1949年5月，逃难者挤在一艘将驶向宁波的美国海军货船上^[14]

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后，1949年5月，外国人登上美国军舰USS President Wilson号撤离上海^[15]

长江那边，共产党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不久，“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又响彻了大江南北，5月12号，第三野战军吹响了上海战役的号角。上海战役，对共产党而言如同“瓷器店里抓老鼠”，面对蒋介石亲自督阵的20万守军、遍布市区内外的3 000个美式碉堡，4 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1万多野战卫星工事，2万多颗地雷^[16]，既要解放上海，又要保存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建筑、工厂、电力、交通等设施，难度可想而知。

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为了避免惊扰市民，战士们进入上海，不入民房，露宿人行道上

解放军受到上海市民的拥戴，上海姑娘把彩花挂到了解放军的枪上

历时15天的上海战役歼敌15万3千人，共产党把这座大城市基本上完好无损地打了下来，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为了避免惊扰市民，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爱戴。

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解放时上海工业产值和贸易金额约占全国一半。但是国民党在上海撂下了是个烂摊子，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加上大量人员、财富的撤离和转移，使得这座城市元气大伤，国内外敌对势力都在等待共产党“治天下”的失败。毛泽东在1949年12月针对“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的说法回答道“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办法”^[17]。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第二天，《解放日报》创刊号刊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任市长的消息^[18]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28日《解放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任市长的消息，面对着一场浩劫后千疮百孔的上海，共产党的整治工作从此拉开序幕。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就开始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经济秩序。1949年6月10日，包围打击了投机倒把的商人，从而牢牢稳固了人民币的地位；在此之后的7月至12月，又经历了“两白一黑”激烈的经济斗争^[19]，趁机挫败了兴风作浪的投机势力，取得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决定性胜利。

经济得以稳定之后，共产党开始从解决失业和重整薪资入手，改善上海市民生活。

1949年7月4日，上海街头庆解放游行，踩高跷

上海素有“十里洋场”之称，达官贵人和外国人曾是这里的消费主力，随着共产党入主上海，这一消费阶层逐渐消失，厉行节约抑制腐朽生活方式的思想开始流行，不仅服务性行业一下没了生意，生活日用商号、大商场、出租车行和书画界也都门庭清闲：

西服行业：1948年一般可在表面上盈余，1949年上半年已较上季度逊色，下半年至1950年8月，一般均有巨额亏损数字，能保本者百分二三而已。因此各家紧缩生产，资金雄厚者尚可兼营别业^[20]。

呢帽行业：解放后，人民崇尚节约喜穿人民装，呢帽和腊线草帽不合时代需要，我业门售店向来以销售呢草帽为主，因此无法发展^[21]。

旧的经济体系被打破了，新的经济体系却不是朝夕间就能建立起来的，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一时之间很多工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失业问题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上升成为政治问题，成为对共产党能否治理好大上海的重要考验。

面对庞大的失业群体，共产党没有遮盖这一问题的存在，而是积极地带领群众去解决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机关精简下来的人员“不可踢开不管”，有一技之长又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公教人员，尽可能留用^[22]。对于有一技之长的人，共产党想尽办法予以调剂以实现人尽其才；对于老弱病残，无专长只能消费的人，送回原籍从事生产或转业。共产党在整治失业的各项举措没有引起社会的恐慌，并获得了人民的谅解和支持。

在解放初期，上海除了大量失业问题亟须解决，有工作的职员也问题多多。当时上海职工觉悟程度不高，要进一步安定他们的情绪，必先从其切身问题着手，工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长期的悬而不决，势必影响到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上海，薪资制度千疮百孔混乱到极点，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各类补贴明细复杂混乱，彼此间苦乐不均悬殊不公，造成市民收入贫富差距巨大的局面。

1948年3月，银行员工给上海电话公司工人发工资

那时候，各单位有各种不同的补贴、实物配给以及实物供应等，这种补贴共有十多项，补贴并不是每一个单位都有，有钱有势的单位项目多数量亦多，无钱无势不能生产的单位就少发或不发，彼此厚薄不一。除了苦乐不均悬殊不公之外，许多单位上下薪级间的平均主义也成为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后，因对各单位原来工资情况不够了解，社会秩序亦未安定，而数十万员工生活却亟须解决，不容拖延，面对这种情况，为了配合反银元斗争，各单位都采取以米计薪办法。上海市财经接管委员会于5月、6月两次公布薪资预借标准，“为保障员工利益及稳定金融物价预借之薪资约一半折为人民币，一半则折为大米”^[23]。

因解放前物价上涨非常剧烈，因此以指数公布日的粮价与实际发薪日的粮价计算实得有很大的差别，又因为企业生产恢复情况不同，各单位标准很不一致。1949年6月下旬开始由于敌人封锁上海，粮源不畅，同时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再加上银元投机都转向粮食投机，单一以米计算显出非常不合理，许多企业都负担不起，同时这种计薪办法实际上对工人也是不利的，于是1949年7月取消以米折发工资，初步纠正了高低悬殊、苦乐不均的现象。

折米计薪这样一种工资办法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它一方面扫除了职工们对解放后的某些顾虑，暂时地安定了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争取了时间，一般员工对于这样的处理，反映尚好。在初步的掌握了工资材料，了解具体情况后，经过阶段性调整后，上海薪资待遇一般已较解放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弊端，并且成为生产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原因是由于薪资“暂时因袭原底薪不同的折扣加上补贴及其不同的生活指数与不同的发放办法（如三个月）平均计算而来”，而“某些单位对于国民党逃跑前的高工资政策以及对职工高低的分化政策，企图嫁祸于我的阴谋，未能分辨清楚，亦未慎重考虑，草率从事，自行决定的无纪律无政府的倾向所造成”^[24]。

为了改正这种现象，在1949年8月底成立了市委工资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和处理工资问题的专门机构，在综合考虑上海整个情况后，市委特发出指示，指出“目前处理职工薪资必须在市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分别调整，其基本原则是：

第一，适当照顾低薪级的大量职工，并保证其最低的生活水准。

第二，照顾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及各业的历史特点，并适当照顾技术人员专家。克服平均主义的待遇以提高技术刺激生产。

第三，照顾目前人民政府财力的困难，实行三人饭五人均吃，以利支援战争，渡过困难，为共同原则。因此，在底薪三百元以上至各薪级所得，过高者，应确立在一定的薪资水准比例范围之内，不得过分提高。”^[25]

根据市委指示，纠正了各单位不照顾四面八方，不请示，各自为政，无政府状态的倾向。上海市委统一掌握了工资政策，有了一个共同遵守的标准，并且参照这个标准调整了某些突出的单位，使上海工资进一步地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