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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陷阱

时间:2022-03-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生育力过于旺盛,使得近代中国坠入人口负担过重、资源紧张的“马尔萨斯陷阱”。支持“马尔萨斯陷阱”论的学者很多,比如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李银河。上海交大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既是“马尔萨斯陷阱论”的坚定支持者,也是为数不多的力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当代对“马尔萨斯陷阱”的种种批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应该是李中清、王丰的习俗控制论。
马尔萨斯陷阱_独生子女神话

三、马尔萨斯陷阱

从上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出,乡土社会的结构特点是“多子多福”生育习俗形成和维续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习俗也是传统生育文化的主要表现。然而,在马尔萨斯主义者看来,中国人普遍早婚和多育,却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生育力过于旺盛,使得近代中国坠入人口负担过重、资源紧张的“马尔萨斯陷阱”。多数人的生活处于勉强维生水平,引起劳动力供给过剩,又阻碍了能够节约劳动的技术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农业衰退和人均生产率下降,最后造成贫困和死亡率上升。按照这种思路演绎,马尔萨斯成功地将生育失控及其结果上升到社会问题的层面,认为必须从控制生育入手才能带动社会发展。

支持“马尔萨斯陷阱”论的学者很多,比如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李银河。她提出的“生育冲动”(13)说,认为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的爆炸,都和生育冲动文化有关,农民的生存环境——村落,对原始的生育冲动起到鼓励作用:一是因“人多”可以“势众”,从而鼓励了大家庭多子女模式;二是因“竞争”的规则,使村落中人全力以赴,投入生育的竞赛;三是因“趋同”的规则以及村落中人对公平的强烈要求,形成一股相互制约的力量。李银河的观点和笔者在上一节对乡土社会的结构功能分析有类同之处,但她更侧重于从村落文化的角度来看生育问题,强调社区层面的群际关系。

然而,中国的多子多福文化并不完全是由群际关系所决定的,也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人或家庭的私欲。中国人不会仅仅把生育视为个人或者与同村人之间的竞争比较,相反,更多地把生育和宗族、国家命运结合起来进行考虑。生育行为除了受横向的网格化联系的影响外,更多地和国家、社区等宏观、中观层面存在垂直的对应联系。这一点可以从很多儒家的伦理教条中得到反映。比如《论语·为政第二》记载孔子的话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没有子嗣,祖宗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为人子者要做到孝,就必须生育儿子以延续宗嗣。再如《孝经》言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个人的发展和对家国的尽孝尽忠是相一致的。《孟子·离娄》提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绝育无后是所有不孝行为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对宗族不利,因此舜即便不告诉父亲就娶妻,也是一种大孝的行为,因为其本意是为了避免无后,这是在更高层次上尽了孝。由此可以看出,“多子多福”生育观能够代代相传,始终和“家国同构”的整体社会格局有关。

上海交大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既是“马尔萨斯陷阱论”的坚定支持者,也是为数不多的力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他认为中国从1900年清代中后期就开始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当代人不过是在还上几代人欠下的人口债而已,如果继续忽视或者无视人口压力,将遭遇更多的发展困境。

著名汉学家黄宗智也同意曹树基的观点,支持“陷阱论”——即人口问题制约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但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观点又有所不同。他的创新在于,把清以来的人口问题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认为晚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失败在于,传统社会结构未曾改变,人口压力却突然剧增,这种由人口困境所带来的“内卷化”发展,是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生根的本质性原因,同时也进一步滋生了贫困、光棍、溺婴等社会现象。黄宗智和马尔萨斯的关键差异在于,并没有把人口变量作为决定变量或者自变量,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中介变量,认为近代中国贫穷落后根本性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失衡。这一观点在黄宗智后期的很多研究中也得到体现,比如对当代中国离婚案例的研究中,他提出内地正在消失的传统伦理约束和西方现代法治体系的缺位,造成了离婚案例中有效调解机制的缺乏。一方面传统性面临消逝,另一方面现代性还在水土不服,伦理和价值的选择呈现多元化局面,直接导致了混乱和无序。

在人口学界,马尔萨斯理论俨然已经成为主导性理论,中国人口决策者在历经20世纪60年代人口爆炸大跃进文革等政治事件后,深感资源有限和人口众多之间的矛盾,在历经波折和多次讨论后,把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回过头去看,应该说,这一举措还是有其政治经济社会意义的,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因此得到保障。但进入新历史时期以后,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矛盾,如城乡二元结构、老龄化、养老问题、政策碎片化等逐一浮出水面时,“马尔萨斯陷阱”再次引起了人们的争论。

在当代不少学者看来,这些矛盾的产生,和马尔萨斯主义者对传统中国人口问题和生育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准确有关。因为中国的生育习俗,并非是一种缺乏控制的传统,相反,数千年以来,中国家庭生育率和人口数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清以后人口数量的变化,并不是源于生育失控,而是国家层面相关税赋政策的变化,免除人头税,实行摊丁入亩,才导致了人口基数爆炸式的增长。而且清朝在很多方面都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繁荣,不能把近现代中国的贫穷落后简单归因于人口问题。

表4-2 中国历代人口和家庭规模的变迁(14)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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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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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的数据显示,自西汉以来,中国人口一直相对稳定地维持在5 000万左右的水平,上下略有波动,但清人口百年间从5 000万增至3亿多,家庭户数从1 000万增至7 000万,增长速度惊人。

当代对“马尔萨斯陷阱”的种种批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应该是李中清、王丰的习俗控制论。两位华人学者在马尔萨斯理论成为中国人口学界主流理论之后的第20年,2000年出版了《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一书,对于“马尔萨斯陷阱”、“中国人口过剩”的神话提出了挑战,并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论。他们用一系列指标(包括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粮食消费、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预期寿命、死亡率、营养学和人体测量学方面的指标等)说明了在马尔萨斯时代,中国的生活水准不仅能够与西方相比,而且在最近几百年中呈上升趋势。同时,两位学者结合大量史实分析了中国历史和当代的人口行为,提出中国传统生育习俗实际上发挥了人口控制作用。

在一项对1700—1840年间出生的清朝皇室家族33 000名成员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有1/10的女婴有可能在出生后几天内就被杀死……那些记录了确切死亡日期(年、月和日)的婴儿中(15 249名男婴,而只有5 949名女婴),出生后第一天的死亡率女婴(72‰)是男婴(7.5‰)的10倍……这130年间出生的皇室女孩有1/10死于溺婴。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73页

即使在皇室后代中,婴儿死亡率也远远高于自然规律。李中清、王丰提出,中国人口行为并不是像马尔萨斯认为的那样处于失控状态,只能靠饥荒、战争等积极抑制机制来调节,相反,由文化内生的很多习俗具有预防性抑制的作用。这些习俗力量的存在使得中国人口增长一直沿续一种理性的形式发展。中国人能够通过服丧、避孕、婚内隔离、溺婴、收养等传统方式,根据不同的人口、社会和经济环境,适时调整婚姻类型、控制生育率、调节出生婴儿的存活率,甚至能够克服人类生理的内在局限。所以,中国的习俗控制机制是一种长期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所造就的。

费孝通的“生育制度说”也赞同此观点,他明确指出社会结构和人口数量之间存在决定关系。择偶、婚嫁、抚育和居住模式,按费孝通的观点,其目的首先都是为了确保世代的延续、种族的生存,但这些生育制度所规定的种种生育行为,并不是一种毫无节制的失控式的发展。相反,它们是按一定的逻辑,以特定的方式,将文化对个体的期许,灌输到了个体中去,并成为一种有节制的传统。他反对马尔萨斯仅仅将生育看作自然现象的做法。

费孝通的证据更多来自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田野考察,而不是对二手数据的加工,因此得到的认同也更为广泛。黄宗智所提出的“社会结构失衡—人口压力—社会发展问题”的内卷化理论也正是基于此。事实上,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虽然物种有过度繁殖的原始能力,但资源的有限会使得生存竞争的压力增加,最终实现物种数量的有效控制,“过度繁殖”和“生存竞争”构成了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只强调过度繁殖能力,忽略了生存竞争给文化带来的内在要求,显然过于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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