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引起注意的课题

（一）应该引起注意的课题

古今中外流浪者的歌声颇不少见，它往往能以苍凉悲慨、茫然若失的情绪打动人们，因为人的本质是要求有稳定生活和正常居处的。

《诗经》中的《黍离》①、《黄鸟》大约是中国最早描写流浪者心态的作品：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王风·黍离》第一章）

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诗·小雅·黄鸟》第一章）

《黍离》中的主人公在田间道路上漫无目的地彳亍着，望着密密麻麻的黍稷，心旌摇荡，对前途感到茫然。这种流浪生活是谁造成的呢？他仰望苍天而得不到回答。《黄鸟》的主题比较明确，南宋吕祖谦说：“民有失所者，意他国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则又不若故乡焉，故思而欲归。使民如此，亦异于还定安集之时矣。”（转引自《诗集传》）诗中的主人公在流浪生活中饱尝了人们的白眼和冷遇之后，他又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有自己熟悉的一切和亲人。秦汉以后，几乎每个时代都有描写游子生活和心态的诗文。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游子流民对于安定和稳定生活的向往。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人们成为流浪者或者说游民，不是由人类好动的天性决定的，他们往往是被迫走上流浪道路的。自然界的灾害、社会的动乱、政治上的极度压迫、经济上的残酷剥削，使得人们的基本温饱甚或生命得不到保障时，他们就会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抛向流浪者的队伍。

虽然习惯庇荫于家庭和家族的宗法社会中的成员大多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常常感慨个人力量的弱小和孤独，个别游民的咏叹也往往令人哀悯与同情，但当他们越来越多汇作洪流时，却会形成巨大的、盲目的破坏力量。失根的、脱离了正常社会秩序而又衣食无告的人们汇成的巨流，可以摧毁一切既定的社会规范，打碎国家机器，推翻强大的封建王朝，这在历史上已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波澜壮阔的活剧。

这些曾经使封建统治者胆颤心惊的流民，似乎并未引起史学家的重视，历代所修史书中很少有他们的位置，各代正史虽以记录帝王将相家谱为主，但往往也给名位不显的其他阶层人士以一定的地位。例如未致高官但在学术或写作上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收入“儒林传”或“文苑传”；医星相卜虽为流俗所轻，但其中佼佼者可收入“方伎传”；富商大贾收入“货殖传”；有某种独特之处的妇人被收入“列女传”。其他如少数民族、道学、隐逸……在史书亦各有其一席之地。惟有游民，史家却付阙如②。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摧毁力量又极其巨大，在史家回避不了的时候，便以“群像”的方式在史册上被简略地记上一笔，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

元封四年（前一〇七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指没有户籍的“黑人”）者四十万。（《史记·万石张淑列传》）

（王莽统治末年）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禀之，吏盗其禀，饥死者什七八。（《汉书·食货志上》）

永兴元年（一五三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后汉书·桓帝纪》）

建安初（一九六年前后），关中百姓流寓荆州者十余万家。（《晋书·食货志》）

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晋书·王弥传》）

时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晋书·刘弘传》）

巴蜀流人汝班、蹇硕等数万家，布在荆、湘间。（《晋书·杜弘传》）

汉南流民襁负而至者，日以千数。（《周书·贺兰祥传》）

关西百姓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十余万口。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晋书·李特载记》）

大业末（六一六年前后）许绍任夷陵通守，是时……流户自归者，数十万口。（《旧唐书·许绍传》）

同光三年（九二五年），是时两河大水，户口流亡者十四五。（《旧五代史·庄宗本纪》）

庆历三年（一〇四三年）陕西饥……河中、同、华等饥民相率东徙……发廪赈之，凡活一百五十万人。（《康济录引》）

庆历八年（一〇四八年）河北、京东、西大水，饥……流民……各以远近受粮，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又万余人。（《文献通考》）

（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年】）壬申诏两浙振流民。以绍兴流民多死，罢守臣徐嚞及两县令。（《宋史·孝宗本纪》）

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北来贫民八十六万户。（《康济录引》）

（明）宣宗，宣德四年（一四二九年）……山西饥民流徙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通鉴纲目三编》）

如果从史书中细摘这样的例子，能抄成厚厚的一本书，因为几乎无朝无代无流民。如此重大的社会历史现象近世史家亦很少论及，士农工商皆有专史，而游民、流民问题尚未见有专著，只是在讨论“农民战争”时才被涉及。流民与农民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也有不少是破了产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甚至包括没有能够走上仕途游荡于江湖靠出卖知识为生的知识分子。他们品类繁杂，出自多门，其共同点是“游”。“游”包括有两重含义，一是没有固定的栖止之地；一是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为糊口计，他们奔走四方，见多识广，富于经验阅历。他们的理想、愿望、道德观念以及群体性格，与安土重迁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农民有很大差别，因此，对农民和“农民战争”的研究不能替代对游民、流民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