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亲行大祀礼仪中亲王亚献和终献的做法

三、祭祀人员

在祭祀仪式中，人神之间通过祭祀物品来沟通，因此，在执行吉礼仪式的人员中，负责献酒的献官最重要。在亲祭的场合，皇帝还要担任初献。下面，我们将探讨唐至北宋献官的身份是如何体现祭祀重要程度的。

开元二十六年（738）颁布的《唐六典》规定：

凡国有大祭祀之礼，皇帝亲祭，则太尉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若有司摄事，则太尉为初献，太常卿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孔宣父庙，则国子祭酒为初献，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齐太公庙，则太常卿为初献，少卿为亚献，丞为终献。诸小祀唯官一献。^[56]

史料前半部分规定了大祀献官的身份，实际上一部分中祀的情况与此相同。根据《开元礼》，中祀日月、社稷、先农同样是皇帝亲祭的对象，太尉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在有司摄事时，太尉为初献，太常卿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57]除此之外，开元后期的中祀还有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先蚕、孔宣父、齐太公和诸太子庙。上引史料已经规定了孔宣父和齐太公常祀的献官。岳镇海渎常祀由所在地的行政长官主持。先蚕祭祀由皇后主持，或有司代行。先代帝王和诸太子庙不是皇帝的亲祀对象，献官的身份也没有明确规定。可见，大祀的献官人选是统一规定的，中祀的献官却各有不同，日月、社稷和先农与大祀的情况相同，小祀的献官也不明确。献官人选的安排，不全是从祭祀的等级来考虑的。

到了五代，在献官的安排上，统治者已经充分考虑到了祭祀的等级问题。后唐天成四年（929），太常寺上奏：“伏见大祠则差宰臣行事，中祠则差诸寺卿监行事，小祠则委太祝、奉礼。今后凡小祠，请差五品官行事。”这一奏请被批准。^[58]这一史料说明，此前大、中、小祀的献官人选就能体现出祭祀等级了，后唐政权只是在这一前提下做局部修正。

在唐朝中后期的皇帝亲祀中，亲王开始充当亚献和终献，并且逐渐形成了惯例。^[59]后唐同光二年（924），“有司上言：‘南郊朝享太庙，旧例亲王充亚献、终献行事。’乃以皇子继岌为亚献，皇弟存纪为终献”。^[60]所谓“旧例”即形成于唐代。后周广顺三年（953），礼仪使奏：“皇帝郊庙行事，请以晋王荣为亚献，通摄终献行事。”^[61]可见，皇帝亲祀礼仪中亲王亚献和终献的做法，在五代得到了延续，这也是为了体现皇帝亲祭非同寻常的意义。

北宋继承了这一做法，《宋史·礼志》：“凡亲行大祀，则皇子弟为亚献、终献。”^[62]《礼院仪注》的记载更为明确：“乾德六年南郊，并以亲王充献官，至今循用乾德故事。”^[63]可见，从太祖时期开始，皇帝亲行大祀时，亚献和终献由亲王来执行。北宋后期，其他宗室也开始参与有司摄行的太庙常祀：

〔熙宁五年正月〕己亥，诏自今奉祠太庙，命宗室使相已上摄事。先是，侍御史知杂事邓绾言：“伏见著令，郊庙大祀，常以宰臣摄太尉受誓致斋，动经累日，中书政事多所废滞。祭祀之礼，于古则专以宗伯治神。于唐则宰相之外，兼用尚书、嗣王、郡王，下至三品以上职事官通摄。而本朝车驾行大礼，亚献、终献亦有以亲王及宗室近亲摄事者。方陛下讲修百度，政府大臣翊赞万机，而又使之奉郊庙四时献享之礼，实恐淹废事务。欲乞明诏有司，凡四时郊庙大祀专使宗室近亲兼使相者摄上公行事。”故有是诏。^[64]

因为政务繁忙，宰臣对祭仪的参与逐渐减少。淳化三年（992），中书门下上奏：“昊天四祭、太庙五飨，望依旧以宰臣摄太尉行事。自余大祀并差给舍已上摄，中小祠诸司四品以下摄。”^[65]太宗同意了这一奏请。除了郊庙常祀外，其他大祀中的太尉之职由给事中和中书舍人以上的官员摄任。即便这样，仍然无法保证宰相参与郊庙祭祀。景祐二年（1035），仁宗下诏：“每岁大祠，故事以宰臣摄事者，自今以参知政事、尚书丞郎、学士奉祠。”^[66]参知政事、尚书丞郎、学士等官取代了宰相，在郊庙常祀中摄行太尉之职。熙宁五年（1072）的举措是上面一系列变化的继续，旨在减少国家祭祀对政务的干扰。另一方面，这一变化与太庙祭祀中私家因素的凸显有关，这一点在第四章将有详述。

此后，朝廷在献官问题上又进行了调整。元丰四年（1081），详定礼文所上奏：

古者神民不杂，礼刑异制，故治礼之官常得以事神。如左氏所谓使名姓之后率旧典者为之宗，故神降之嘉祥，民以物享。《周礼》王与后不行祭事，则宗伯摄，得其任矣。自汉以来，治礼事神之官不得其职，始杂以他，故《后汉志》太尉掌郊祀亚献，光禄掌三献。夫太尉，秦、汉用以掌兵，今为三公，坐而论道者也。光禄本掌宫殿门户，皆非祠官之任。伏请诸祠祭应摄太尉并以礼部尚书充，如正官阙则南北郊以中书臣僚摄，太庙以宗室摄，其余及亚献太常卿并以太常寺、太常礼院主、判官摄；其光禄卿并罢终献，仍以太常卿行礼。^[67]

详定礼文所对帝制时代以太尉、光禄卿为亚献、三献的做法深表不满。在他们看来，在上古时代，事神之官与治民之官各司其职，秦汉以降，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治民之官时常介入祭祀礼仪。他们主张，三献官应以礼部、太常寺、太常礼院的礼官为主。对此，神宗下诏：

南、北郊，差执政官为初献，礼部尚书、侍郎为亚献，太常少卿为终献；诸祭，礼部尚书、侍郎、太常卿为初献，太常少卿、礼部、祠部郎中、员外郎为亚献，太常博士为终献；宗庙，亲王、宗室、使相、节度使为初献，正任已上为亚献。已上如阙，即递差以次官充。^[68]

根据神宗的这一诏文，除了郊祀常祀由参知政事初献、太庙常祀的献官由皇室担任外，其他祭祀的献官基本上由礼部和太常寺的官员充任。

唐代以来献官问题的复杂变化，在《政和五礼新仪》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对大祀而言，在皇帝亲祀时，“亲王为亚献、终献”；有司举行常祀时，“礼部尚书、侍郎为初献，太常卿少、礼部祠部郎官为亚献，太常博士为终献”。中祀和小祀的献官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中祀三献，“以太常卿少、礼部祠部郎官为初献，礼部祠部郎官为亚献，太常博士为终献”，小祀一献，“以礼部祠部郎官、太常博士充”。《政和五礼新仪》还对个别祭祀的献官作了特殊规定，例如，大祀太庙、别庙祭祀以“亲王、宗室使相、节度使并郡王及观察使以上为初献，宗室正仕（按：当为正任）以上为亚献、终献”；作为中祀，太学的文宣王释奠、武学的武成王释奠，以“大司成、祭酒、司业为初献，祭酒、司业、丞为亚献，丞、博士为终献”，宗学的文宣王释奠以“宗正卿、少为初献，少卿、丞为亚献，丞、博士为终献”；大祀太一宫和阳德观祭祀以中书舍人为献官；小祀诸马祭以太仆卿、少为献官。^[69]大、中、小祀的献官安排并不完全整齐划一，这主要是照顾到一些祭祀的特殊性。祭祀的等级性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制礼者的着眼点，还是在于统一同级祭祀的献官人选，体现不同级祭祀的差别。

我们从斋戒、祭祀器物和献官的角度，探讨了唐至北宋时期的祭祀等级制问题。按照重要性的不同，隋代将诸多常祀分为大、中、小祀，用来表现祭祀等级的外在形式却很少。到了唐代，祭祀等级制在祭祀程式上逐步落实，这一进程在北宋走向深入。《政和五礼新仪》汇集了唐、五代和北宋发生的各种变化，此时的祭祀等级制与隋代相比，已经显出其优势了。

即使到了宋代，也不是祭祀的每个环节都能体现出等级性。根据《政和五礼新仪》，在牲牢种类和数量方面，同为大祀，昊天上帝、上帝、感生帝、神州地祇、皇地祇、高禖、太社、太稷、太庙各不相同。^[70]某些祭器的数量也不是按照祭祀等级来安排的，如豋、铏和盘。^[71]

更重要的是，三祀制无法完全准确反映祭祀的重要程度。例如，大祀中各种常祀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南郊祭天和太庙祭祖最重要，但是这在三祀制中无法得到完全的体现。下面再来看两个例子。会昌二年（842），检校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和广文博士卢就上奏：“今据《江都集礼》及《开元礼》：蜡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称臣。若以为非泰坛配祀之时，得主日报天之义。卑缘厌屈，尊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类常祀。此则中祠用大祠之义也。”^[72]大明、夜明即日月。朝日、夕月是中祀，但是因为与天神关系紧密，故在祝版上使用大祀之礼，皇帝自称“天子臣某”。蜡祭参照常祀的做法，在祭祀大明、夜明的祝版上，用“天子臣某”的自称。王起、卢就又提到：“又据太社、太稷，开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宝三载二月十四日敕，改为大祠，自后因循，复用前礼。长庆三年正月，礼官献议，始准前敕，称为大祠。唯御署祝文，称天子谨遣某官某昭告。文义以为殖物粒人，则宜增秩，致祝称祷，有异方丘，不以伸为大祠，遂屈尊称。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礼也。”^[73]社稷常祀由中祀升为大祀，在祝版上皇帝的自称却没有升为“天子臣某”，对皇帝来说，社稷的重要性尚不能与其他大祀平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三祀制层次过少，无法精确地表现祭祀重要性的差别。

因为各种原因，在操作层面上，大、中、小祀之间没有形成整齐一致的落差，但是从唐代到北宋，三祀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落实，作为祭祀等级制度，其自身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