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慈善家郑观应

晚清慈善家郑观应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著名学者，洋务运动时期买办实业家的典型代表，对晚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郑观应还是那个时代重要的慈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的慈善思想以善恶论为理论前提，以兴办实业为经济基础，以慈善机构为其运作平台，因而可以说他是推动晚清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代表人物。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各界都大力倡行慈心善举，以农业为基本经济形态的传统社会，旱涝虫病等自然灾害频仍，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城乡社会时常经受惨重打击。那些鳏寡孤独残疾者更是需要人们的救助与照顾。因而历代社会的赈灾与慈善长兴不衰而非间歇行为，政府、寺庙和民间自发的赈济与救助等慈善活动从未中断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以后。郑观应的家乡在广东香山县，这里的慈济与救助活动有悠久传统。其父郑文瑞在当地筹置义田，兴立善堂。大行地方公举事业，包括修建水利设施和桥梁，设立义仓，接济贫困人家，对于慈善事业或创新或继承，无不尽力捐献，殚精竭虑。这种传统慈善思想和慈善活动以及其父的慈行善举，都对郑观应产生了很大影响。

郑观应认为，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济，救济之功可以赞化育，救济之事可以参天地。他把慈善事业提到如此之高的程度上加以认识，认定其为人世间最重要和最高尚的事业。《救时揭要》一书共收录他撰写的24篇文章，其中涉及赈灾、恤贫、济困及劝人行善的文章有12篇，正好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那么，在剧烈转型的近代中国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面向世界的近代化是时代的主要课题，需要思想家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数不胜数，这也是郑观应必须直面的最为紧迫的重大问题。但是，作为一位著名慈善家，慈善显然也成为郑观应必须思考和倡行的重要问题。由此可见，慈善在郑观应思想上占据重要地位，这种情况在近代思想史上虽不是仅见的，却也是比较突出的。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都不是宗教国家，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其他宗教都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的国教。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古代社会，慈善事业往往与宗教联系在一起，除与宗教没有关涉的儒家也极力提倡慈善文化之外，几乎所有宗教门派和那些与宗教相关联的学派如道家、墨家等也都大力提倡慈善文化。在历史上通常可以见到的情形是，世俗各界与宗教界都积极从事并推进慈善救助事业。因而无须讳言，宗教的“善恶福祸报应论”已经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而且在古代慈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此，郑观应有深刻认识。他说，自古以来，普天之下未有善而不福，恶而不祸者，惟报应之迟速不等耳。在郑观应的头脑里，善恶福祸报应是客观存在的，普天之下从来就不存在善而不福恶而不祸的现象，只是报应到来的早晚罢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本就是天地之间的规律。郑观应在《救时揭要》书中多次提到过善恶报应的情形，列举了一些民间慈善家在大灾年间为百姓施衣舍药，收葬饥民尸骸，以至于倾家荡产，如近世大家:吴门之潘氏、昆山之徐氏、常熟之蒋、常州之赵、钱塘之许、溧阳之任、南昌之熊、桐城之张，皆其先世积德累功所致。然而善有善报，他们的子弟都能够科举及第，出人头地。其中有慈善家当年大行义举其子弟次年赴试，果登甲榜，官至尚书。此类事情不胜枚举，可知救济之功，报应之速。这些都是行善获福的事例。

同样也有人在世行凶作恶而遭报应的情形。他在《救时揭要·劝戒溺女》中说有一个绅士，因为在世时溺女太多，结果罹患重病，七孔流血而死，临死前劝诫他人千万不可溺女。郑观应坚信:善则千万人蒙福，恶则千万人罹祸，“我命当败，积德以造之，积善以造之，命必完固有成亦”。这是说，积德行善可以免去邪恶和罪孽给人带来的灾难，挽回即将衰败的命运，并从此走上幸运之途。

郑观应认为，孝悌之道，通乎神明，这是积德于至亲的善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积德于人世的善行;持其志，无暴其气这是积德于自身的善行;无不敬，俨若思，这是积德于内心的善行。对世间万众而言，行善积德体现在亲人、陌生人和自身的外在层面，更体现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有财力的人要用钱财接济贫困之人，没有财力的人要用自己的劳动接济贫困的人，人们行善其实是看内心是不是诚实。这是说，人们参与慈善事业，关键在于人心的良善。

这里，郑观应还认识到慈善事业对社会安定和人心向善的重要作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无食则易生盗心，盗心生则胆愈大，胆愈大则放辟邪侈无所不为。所以，先圣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流离失所，建议耗费百万之资，并令各省富绅捐助不足部分，每省设一栖流局。拣举能员立为总办，广置田产，大屋千门，收无赖丐人，或使之耕，或教以织。这种认识是深刻的，郑观应把慈善、民本学说与社会安定联系起来，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系统学说。郑观应认为，在慈善事业上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各界人们要极尽所能从事慈善事业，他号召人们集资创义仓、开义学、设育婴堂、收埋路尸、舍药施医、利民利物，作方便阴功，使省梨园神会之资，改作济世救民之事，如果人们真能移此巨资，广行善举，或开义塾，或立善堂，或抚恤孤残，那么肯定能造无疆之德业。这也是一件善事。

1876年到1879年，华北地区发生特大旱灾，殃及近十个省区，造成灾民人口数1．62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此即所谓“丁戊奇荒”。为赈济灾民，自1877年起，郑观应就与当时名士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办筹赈公。翌年，又与盛宣怀等人创办义赈公所，为灾区筹集了大批的救济物资。由于担心那些游手好闲饥寒者行凶抢劫，给社会酿成巨患，他提出办义院以收容无赖丐人，使自食其力的建议，认为这样能使贫有所归，病有所托。“不致乞食市尘，频受鞭笞之苦”，同时这样还能使人民化莠为良。对灾民里那些少年强壮之夫，可以官为资给，督令垦荒，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国家可增赋税，而他们也能自食其力，所谓一举而数善备者。

郑观应建议政府解决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各省普遍设立栖流所，收留流浪人员;开办工艺局，教人以谋生的手段，注重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专门人才，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例如，在发展教育问题上，他提出由富者出资，贫者就学的主张。有了学校教育，就能够培养更多人才，国家也才能够富裕和强大人才济济，国势以强。所以，人才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异，而农政、商务亦日增新法，日为推广。社会获得发展，才能使市无游民，廛皆食力，如此则士得教而民有养。甚至疲癃残疾、贫老孤婴皆有院以周恤之。无一夫不得其所。这就把慈善救助与教育事业紧密联系起来。

郑观应反复提出要广设工艺局，要授人以渔，对社会上的那些饥民或需要特殊救助者，教其各成一艺，俾糊口有资，自不至流为盗贼。发展职业教育，也是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职业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去谋生，从而减少社会上的失业人口，缓解社会压力，这样就比简单化地给贫困人口提供衣食之物有了很大改进，需要救助的人在接受了职业教育之后掌握了一技之长，他们可以从事某个职业，自食其力，甚至可以养家糊口。这就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总之，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剧烈变化与动荡之中，慈善事业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郑观应继承传统慈善思想，提出符合近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慈善理念，如慈善职业教育的主张，都充分说明他是近代慈善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为开创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主要参考文献: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夏东元著《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