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儒家人生哲学的模式

第二节儒家人生哲学的模式

儒家学说在其发展历程中，通过与其他学说的相斥相吸，不断丰富了自己的内容；经过社会的选择，进而完善了自己的形象。最后，终于成为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分，对我们民族的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心理等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

所谓理想人格，是指能表现一定学说、团体以至社会系统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的理想的、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典范的行为倾向和模式。从理论上讲，它可以为每个社会成员所共有。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从结构上看，圣与贤是合一的，能圣就必然贤，贤则可以通圣。从层次上看，二者又有实践主体的区别。对统治者而言，是以圣王为追求目标和行为典范，其楷模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有崇高的德行，能克己复礼，博施济众，安邦兴国，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对一般士大夫和庶民百姓来说，是以贤为追求的目标和行为规范。

从本质上和终极目的看，儒家追求的圣贤理想人格，重点在贤而不在圣。因为，在力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心目中，只有圣人才能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任，拯万民于水火，而君子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而无论圣还是贤，都是以主体的道德修养为重心，以修齐治平为修行方法的。^[2]实际上，所谓贤人作风，在儒家经典中，是用“君子”一词来表述的。君子是有德之人，根据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推导，君子人格是人人可以具备的。

一、大同世界与三纲八目

儒家的理想是丰富的。就社会理想而言，儒家追求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礼运篇》对大同社会的设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乎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世界，是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模式化。它具有小生产基础上的质朴特点，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诚实无欺，换取他人同样的回报；人人相爱，各有所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虽然是幻想，但毕竟表达了人们的善良愿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大同理想的提出，表现了古代人民追求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它是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否定。因此，在后来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它成为鼓舞人们反对黑暗现实，争取社会进步的光辉旗帜。

要实现大同理想，要讲信修睦，力出于身，每个人就必须从自己做起。在儒家看来，就是从修养自己做起，其具体要求，便是三纲八目的实行。

三纲八目，是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境界而倡导的修养论。所谓“三纲”，即列为“四书”之首的儒家经典《大学》一开头就提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按照朱熹的注释，大学即“大人之学”。明，是指明白、把握之意。明德，实质上指天理，即封建伦理纲常。明明德，即领会、把握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之类的天理。亲民，程朱将“亲”解为“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于至善的“至善”，朱熹说是“事理当然之极”。而“事理当然之极”的“至善”，是指“天理”，因为朱熹自己就讲过，天地之性的仁义礼智“至善至纯”。所以，“止于至善”，也就是要修身养性，达到把握仁义礼智等纲常名教的境界，执著不放，“至于是而不迁”。总起来看，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归结点都是为了“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明德是根本，新民是手段，知止是界限。朱熹讲：“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由三纲所导向，决定了人们必须而且应该趋善求“理”。明德与新民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关系。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自己做起。即先正己，后正人；先治身，后治国。于是，自然引导出了“八目”。

“八目”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致知，即接触事物，获得知识。通过格物致知，来使自己心正意诚，进而沿着修齐治平的路径来实现个人的价值。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由小到大、由个体到群体的修养方法，它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伦理政治哲学的体系。

三纲八目中，明明德是讲认识问题，可见传统中国的认识重心是道德而非自然。明明德才能亲民，才能止于至善，而“至善”既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政治上的最终理想。“诚意、正心、修身”是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通过道德修养来实现政治抱负，道德与政治水乳交融，正是儒家思想以至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正反映了儒家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特征。

二、内圣与外王

早就有人指出：“中国哲学之重心问题为内圣外王，其特点在为人生文化提供种种价值理想，和实现此等价值理想的修行与方法。”^[3]这种概括，是一种传统的、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不过，严格说来，内圣外王之学，主要是儒家的主张，而与道、法、佛诸家无关。

内圣外王的概念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内圣，指主体的内在修养，对善的领悟，对仁义道德的把握。用孟子的话说，是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用理学家的话说，是对天地之性的保持，对气质之性的扬弃，质言之，是存天理，灭人欲。外王，指把主体内在的修养所得，推广于社会，使天下道一风同。用儒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修身来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可以说，三纲八目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正是内圣外王的具体化。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虽以伦理为本位，陶醉于道德的自我完善，但这种伦理情趣并不只停留于主体本身，内圣之后，还要外王，使整个社会都置于封建道德控制之下。这反映了儒家具有社会责任感，注意发挥能动作用的主体意识。

内圣外王之学的倡导和实践，一方面熏陶出了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充实了儒家人生哲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它又把人们紧紧束缚于儒家所设下的伦理之网中，用个体的修养和对社会的改造取代了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

三、正己正人与成己成物

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是儒家的思想传统。所谓正己正人，是指端正自己的思想品德，才能端正别人的思想品德。所谓成己成物，是指自己获得成功，也使他人获得成功；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这种“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是从主体与外界关系着眼考虑问题的，注重主体的能动性，以身作则，带动他人推及整个社会。“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4]

孔子“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观点，表明他对修身行事的主动性有高度的认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这种忠恕之道的心理趋向，是“推己及人”。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要“修己”，就能“安人”、“安百姓”，就可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孟子更是深得“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之精髓，主张“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使“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其身正”的外在表现，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收到“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的效果。

理学家朱熹进一步发展了“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他说：“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八）又说：“孔子所以有克己复礼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也。”（《戊申封事》，《文集》卷十一）把正心看成治天下之本。朱熹还把正己正人、成己成物与三纲八目联系起来，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方法。他说：“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可见，三纲八目的修养论与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是同一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产物。

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就其内容和方法而言，是把人锁在道德修养领域之内，用经验直观的简单外推，来实现匡时济世的大志，有其偏颇之处。不过，如抛开其封建内容，单就其先端正自己再端正别人、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思维形式和方法而言，也有可取之处。

四、穷独与达兼

孟子认为，士君子对个人进退的态度应是：“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是儒家关于个人与社会、出仕与蜗居态度的经典概括，反映了儒家“从容进退”的文化心态。

孔子的学生曾参曾讲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主张士君子要刚强有力，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生们的历史责任感。怀着这种历史责任感，孔子以及后来的儒生们，都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图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普及天下。在孔子那里，具体表现为“敬事而行，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为了实现自己的仁德理想，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如果世道黑暗，个人命运不顺，其“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孔子自己讲过：“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便是典型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实际上，孔子所倡扬的一整套仁、礼、德的政治主张，既是他理想社会的蓝图，也是他一旦得志，用以匡时济世的施政纲领。而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便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心态反映。

儒家人生哲学要素之一的穷独达兼，在唐宋以后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模式化，成为一种普遍的人格心理和文化心态。宋代范仲淹在其《岳阳楼记》中将这种“古仁人之心”描绘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官朝廷，就想着百姓；贬官江湖，则感念君王。既不因宠幸加身而忘乎所以，只顾自己；也不因失意潦倒而心怀不满，有负君恩。进退皆忧，宠辱不计，始终以天下国家为重，满怀忧患心理，这实际上是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强烈参与意识的反映。到后来，它便演绎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普遍社会心理。

穷独达兼的人生哲学，深刻影响了封建社会中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逐渐转化为知识分子的普遍人格。这种人格的形成，是与儒家既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又要洁身自好，保持人格独立和心理平衡的价值观紧密联系的。如果剔除其封建内容，仅从情操陶冶和人生境界的独立来看，自有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