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的外国文学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五节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包括翻译、评介外国文学作品、撰写文学史、探讨外国文学现象及其原因、特色的工作。在甘肃主要是结合高校教学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外国文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长足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共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参编或独立完成著作9部，完成教材4部，参编教材4部，出版各类译著14部，发表各类译文60余篇，为各类辞书撰写词条及发表其他有关外国文学的文章20余篇。其中不少论著、译著、论文获国际学术奖、国家奖、省级学术奖、各级刊物和各高校科研教学奖。

一、老一辈学者广博精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甘肃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较为落后，这方面的专门人材寥寥无几。但正是这些屈指可数的研究者，以他们渊博的学识和勤勉的耕耘，为甘肃外国文学研究铺下了基石，培养了一大批后学者。他们是甘肃外国文学研究事业的拓荒者。

“文化大革命”前，甘肃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主要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尤炳圻是全国著名的日本文学专家。他先后翻译出版了日本文学名著《我是猫》、《梦十夜》、《破戒》、《火柱》等。尤炳圻的译文神形兼备，语言形象、准确，文学性强，是国内外国文学翻译的上乘之作。

水天同注重文学翻译必须“信、雅、达”的见解。他的译著《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后于1951年、1958年、1982年、1988年多次再版，并被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他翻译的英国作家约翰逊的长篇小说《王子出游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参加翻译的《拿破仑一世》（上册10—12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等，也都受到读者的好评。

秭佩于1957年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盖达尔的《少年鼓手的命运》（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踏上了翻译家之路。一直从事英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是国内著名的翻译家。

二、中青年学者硕果累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肃的外国文学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大批青年学者迅速成长起来，有了专门从事某国、某区域文学研究的专门人材，翻译出版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写出了一批新颖独到、具有科学性的研究论文，出版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编写了外国文学和语言教材。

（一）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评介

1．欧美文学的翻译评介。欧美文学的翻译评介，是甘肃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拥有国家级的优秀翻译家和译作。

秭佩独立翻译英国文学作品3部，约140余万字；与人合译英国文学著作3部，约120余万字；校译译作两部，约40万字。他因成就显著被收入《中国翻译系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他的译作选篇层次较高，译文准确优美，艺术性强，富有韵味，很好地传达了原著的风格。他翻译的20世纪世界文学名著、英国作家毛姆的长篇小说《刀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英国19世纪女小说家奥斯汀的重要长篇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是英国文学译著中“译笔传神”的优秀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秭佩与冯建文、袁洪庚等人合译的英国19世纪杰出作家泰罗洛普的著名长篇小说《首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获甘肃省1990年度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他与冯珍合译的英国19世纪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的长篇小说《西尔维亚的两恋人》（上海译文出版社），介绍了这位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称赞的现实主义作家内蕴深沉的另一种风格的作品，获1992年甘肃省教委二等奖。

李登科（笔名蒲隆）在翻译介绍美国文学作品方面，成就显著。他翻译的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索尔·贝娄的长篇名著《洪堡的礼物》（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国内翻译出版的当代外国文学名著中最早的译本之一。获得1991年中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1980—1990年间全国首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李登科译作选题灵活多样，风格多变。他翻译的美国19世纪作家霍桑的《霍桑神话故事集》（甘肃少儿出版社，1988年）、英国19世纪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吉卜林的儿童文学名著《狼孩毛葛利故事集》（中国文联出版社），文笔活泼细腻，较好地传达了原著儿童文学的特点。他与赵一征、任晓晋合译的美国当代重要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论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8年）笔锋犀利，富于雄辩色彩；而译作《美国的历史文献》（赵一征编，三联书店，1989年）则严谨、明确，一丝不苟。李登科的翻译，在国内有一定影响。

80年代以来，一支由青年教师组成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迅速成长起来，兰州大学袁洪庚仅1988年以来，就独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两部，约47万字；与人合译外国文学作品三部，承担约35万字。翻译文章和短篇作品13篇，发表中、英文论文10篇，中、英文文章6篇。袁洪庚的外国文学翻译、评介、研究，从选题到论点，都带有当代青年学者选题面宽的特点，他翻译的当代英国作家查尔斯·罗伯逊的长篇小说《欧米茄大骗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和美国作家玛丽恩·达拉姆的长篇小说《西部情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是两部集历史事实和通俗文学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长处为一体的当代文学作品。

肖锦龙，专长比较文学。他将着眼点放在对各国、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背景和文化心态与文学的关系的考察上，翻译出版了研究美国文化现象的著作《再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是甘肃这方面较早的译作。

除翻译介绍大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外，甘肃学者还翻译介绍了大量短篇文学作品、诗歌和作家评传，发表在全国近20家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如刘剑峰翻译的《两首英国情诗》（《文化译丛》1985年第1期）和袁洪庚翻译的短篇小说《雨孩》、《装满葫芦的荣耀》（《外国文艺》1992年第4期）。

甘肃学者对西欧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除英语文学外，在法、德等国文学方面力量较为集中。70年代以来，甘肃学者着重于评介外国文学的“新、迅、深”，注意及时向国内读者介绍国外有代表性的流派、作家，和学术价值较高、教学应用性较强的著作和论文。兰州大学吕永桢翻译的法国19世纪唯美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戈蒂耶的重要文学论文《（莫班小姐）序》（《法国浪漫派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约3万余字，介绍了一直被我国学术界忽视而对19世纪及20世纪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唯美主义理论。他翻译的奥地利当代文艺理论家埃内斯特·贡布里希的文学论文《从历史角度看马尔罗的历史哲学》（《马尔罗研究》，漓江出版社，1984年），和法国19世纪自然主义作家左拉阐述自然主义创作理论的《实验小说论》（《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是国内较早涉及这方面的译作。吕永桢同志还独立翻译了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妇女研究》（《双重家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参与翻译法国当代著名传记作家英洛亚的《雨果传》（《英洛亚研究》，漓江出版社，1988年），法国当代作字蒙泰朗的长篇小说《少女们》（漓江出版社，1989年）、此外，鲍维娜与人合译的小说《套向月亮的绳索》（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水天同编译的《黑美人》（英汉对照读物，中华书局），杜林翻译、编著的《世界神话故事》（甘肃少儿出版社）等；也都拥有较广泛的读者。

2．俄苏文学的翻译评介。由于独特的历史原因，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俄苏文学工作者，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曾被派往苏联留学，精通俄语，成为俄苏文学专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声誉。甘肃也和全国一样，在俄苏文学翻译、研究方面，有着较雄厚的力量。

刘雄翔翻译的苏联作家埃·卡扎凯维奇的短篇小说《白昼之光》（《苏联文艺》1986年第6期），是苏联文学中战争题材作品的杰作之一，收入“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大系”（重庆出版社，1991年）。他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公民们，读点托尔斯泰吧》，被收入《70年代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他还翻译了回忆录《我的朋友布哈林》（《当代苏联文学》1989年第1期）等作品。

家荣是留学苏联归国的文学硕士。80年代以来，他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评论、资料，就有12篇，约十万字。影响面较宽。

李健在俄苏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苏联现代诗人别德内依的长诗《大街》和当代诗人库古里季诺夫的诗歌《忧虑》（《俄苏文学》1984年第4期，第6期），是他的重要译作。

（二）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研究

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研究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主体，其中的内容是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进行分析考察，介绍、评论、研究自古希腊以来的欧美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发展规律，和自古印度、希伯莱以来的亚非文学的各种现象，及外国文学教学理论方法等。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拓，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甘肃学者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杜林在1988—1990年间，结合教学中的问题，对学生的审美心理、审美方式等进行了书面调查，分析了当前外国文学史教材陈旧、思维方式僵化和外国文学研究、学习中的矛盾现象，撰写了论文《外国文学教学中部分学生审美心态调查》（《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2期）。肖锦龙在对我国目前通用的外国文学史观点、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必须打破现有的思维定势，建立新的文学史体系的观点，撰写了论文《外国文学史思维定势批判》（《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在全国外国文学界引起反响。肖锦龙的《〈伊利亚特〉两个基本冲突纵横谈》（《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指出，传统的对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研究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来考察它的史料价值，而对人物采取孤立的考察方法，这是缺乏科学性的。文章提出应该运用“完型审美”的方式考察其主题和艺术成就。角度新、观点新、视野较为开阔。

杜林的系列论文《论莎士比亚悲剧气氛》，运用艺术审美心理学、接受美学和悲剧理论，从作品整体审美效果入手，分析莎士比亚悲剧的内在构成因素的戏剧成份和文学成分，从作家——作品——观众三方的关系上，探讨莎氏悲剧独特的审美效果的成因。此系列论文现已发表三篇：《论莎士比亚悲剧的双重主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论〈哈姆莱特〉的悲剧气氛》（《莎士比亚在我们的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论莎士比亚悲剧的背景气氛》（《域外文学探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2年）。

柳兴华自1983年以来，针对我国文坛上出现的少数人盲目仿效、照搬外国现代派理论、妄自菲薄中国文化传统等现象，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漫话现代派》（《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4年第1期）、《文学的借鉴与自省》（《驼铃》1987年第9期）、《鲁迅与外国文学断想》（《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7年第1期）、《漫议走向世界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4期）等，对文坛上“矫枉过正”的偏向提出了批评。

古希腊罗马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丰富而深奥。甘肃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南炳昌的《不朽的〈俄狄浦斯〉》（《西苑》1985年第2期），较为详尽地探讨了古希腊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的名剧《俄狄浦斯王》的评论，阐明了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肖锦龙的《埃涅阿斯形象新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分析了古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主人公形象的渊源和特色，具有新意。

欧美文学研究内容广泛，作家作品繁多。甘肃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较重要的成果。刘剑峰的《英美意象派诗歌艺术初探》（《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全面、详细地介绍了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兴起与发展、及其纲领和创作原则。分析了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各种表现手法。在分析指出该派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同时，肯定了它在英美诗歌发展中“发明新的形式和节奏的先驱性工作。”该文获得1990年加拿大研究奖。他的《弗吉尼亚·沃尔夫与她的意识流小说》（《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罗瑟琳之恋歌〉赏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增刊）、《〈航空港〉的艺术特色》（《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等，也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

南炳昌《论沃尔夫的戏剧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9期），通过分析法国作家沃尔夫的名剧《马门教授》和《女村长安娜》，探讨作品的人性美与生活矛盾、人的价值与人对社会的贡献等关系问题。获得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1990年优秀论文二等奖和甘肃省外国文学学会1990年“新时期回顾奖”。袁洪庚的《褒贬不一的亨利·米勒》（《中华日报》台湾，1990年10月18日）、《积极“入世”的戏剧家——评伯纳·肖的几部剧作》（《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2期）、《返朴归真——试论〈汤姆·琼斯〉中的同名主人公》（《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摩尔·弗兰德斯——时代的畸形儿》（《域外文学探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等，内容充实，观点新颖，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鲍维娜的《司丹达尔笔下的女性形象》（《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探讨了19世纪法国重要现实主义小说家司丹达尔笔下女性形象的性格特点和审美价值。《欧洲文学中的法国大革命》（《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考察了诸多欧洲文学作品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描写，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鲍维娜与王梅合作的专著《小说：作家心理的“罗曼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在近年来众多评论外国作家、作品的著作中，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色，受到好评。

叶萌对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有较深入的研究。他的系列论文《从雨果看浪漫主义》（《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人道主义与雨果》（《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从雨果的文艺观和创作思想、雨果创作的真实性原则和浪漫主义手法，探讨了雨果及浪漫主义文学的现实内涵和积极的社会功用。认为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是贯穿其创作的一条红线，但是在人道与革命的关系上，雨果陷入了矛盾。王培青《一幅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画卷》（《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探索了雨果晚年名著《九三年》的思想内涵，分析了其中革命与人道的关系。

俄苏文学研究与教学是甘肃外国文学工作者、尤其是中老年学者们科研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水天明的系列论文《马卡连柯〈教育诗〉的艺术特色和现实意义》（《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这绝不是“好心的马卡连柯叔叔讲的童话”》（《俄苏文学》1982年第2期），对苏联作家马卡连柯的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及其教育思想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的论文《从〈金星英雄〉到〈歌〉》（《俄苏文学》1983年第3期），论述了苏联作家巴巴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论文《等到胜利的明天》（《俄苏文学》1985年第3期）、评论《行行重行行，行行何所思？》（《俄苏文学》1984年第1期）、《“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俄苏文学》1985年第3期）等，对苏联战争文学、爱情诗作等，进行了分析和评介，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王培青对俄苏文学有较深的造诣，他对果戈理、陀斯妥也夫斯基、高尔基等著名作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写过一些水平较高的论文。他研究苏联当代作家邦达列夫的系列论文《论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热的血〉》（《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试论邦达列夫的小说〈影幕内外〉》（《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论邦达列夫的小说〈选择〉》（《洛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年第2期）、《试论邦达列夫的文学意识》（《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较全面地分析了苏联当代著名作家邦达列夫的创作主题和创作个性。指出，作家从今天的高度反思了历史，融会了卫国战争与当代和平生活的题材，多方面、多层次地描写了人与战争的关系，揭示了潜藏在战争与社会现象深层的生活哲理和人生真谛。这组论文的分析精辟独到，观点新颖雄辩，逻辑严密，语言简洁有力，是俄苏文学研究中较重要的成果。他的另一组系列论文《深沉的忧虑，强烈的警告——试析小说〈鱼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试论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个性》（《域外文学探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较全面地分析了苏联当代著名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倾向和作家的创作个性。这组论文起点高，视野开阔，分析精当独到，在国内同类论文中较为突出。

徐家荣对俄苏文学的研究亦达到了较高层次。他发表了几组系列论文，其中有论述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创作的《普希金理想的俄罗斯贵族妇女形象》（《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甘肃日报》1987年2月19日）；有剖析苏联重要作家肖洛霍夫的《顿河草原的鲜花——评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个人的遭遇〉充满革命人道主义》（《俄苏文学》1988年第2期）、《赫瓦托夫论肖洛霍夫创作一席谈》（《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有研究当代苏联军事文学的《当代苏联军事文学概观》（《西北军事文学》1988年第1期）、《苏联军事文学的尖兵——邦达列夫》（《域外文学探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有评介苏联少数民族鞑靼人民族文学的《苏联鞑靼人及其民族文学》（《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独特而优美的鞑靼族笑话》（《民间文学》1989年第2期）等，这些论文从一个或几个侧面，对某一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其中研究《顿河故事》的论文，是国内全面研究这部作品的首创性论文之一。他的论文《浅论维库洛夫的诗歌创作》，是我国较早的评介维库洛夫诗歌创作的论文。文章运用第一手资料，从诗人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其反映农村生活的诗作；其创作的中心主题——爱情、人与自然；诗人的风格、手法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生动、具体、有说服力。此文获甘肃省外国文学学会“新时期回顾奖”。

此外，王培青的《试论克雷洛夫寓言的人民性》（《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试论法捷耶夫的〈毁灭〉》（《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试论剧本〈仇敌〉——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十周年》（《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等，也都是俄苏文学研究的重要论文。徐家荣的《改革之年的苏联文坛》（《甘肃日报》1989年5月1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和革命精神》（《定西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重论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分期问题》（《定西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了俄苏文学现象，具有一定新意。柳兴华的《瓦西里耶夫姐妹篇中的妇女形象》（《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8年第2期）、李健的《论艺术的典型性》（《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5年第2期）、《揭开心灵深处的奥秘——托尔斯泰和舒克申短篇小说之比较》（《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2期）等论文，也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东方文学研究是甘肃外国文学科研与教学中较薄弱的环节，但也取得了可喜的突破。袁嘉倪对非洲民间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翻译出版了东非民间故事集《魔花》（甘肃少儿出版社，1990年），并发表了有关研究论文《非洲人民的奇葩——东非民间文学初探》（《域外文学探论》，敦煌文艺出版社）。他根据地域特点，将东非民间文学大致划分为三种基本文化模式：索马里模式、埃塞俄比亚模式和沿海地区模式，指出了三者之间的共同和不同之处。论文认为，民间故事往往是东非各民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方式，使这些故事具有审美和教育的双重价值。这篇文章获甘肃省外国文学学会“新时期回顾奖”。谭善等《关于建立东方文学体系的一点认识》（《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4期），是国内较早重视和主张研究东方文学的文章。柳兴华的论文《古兰经二题》（《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8年第2期）、《赞古埃及歌谣》（《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2期），对亚洲、非洲的古代文学进行了探讨；他的论文《〈黑潮〉浅析》（《酒泉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分析了日本近代作家德富芦花的著名长篇小说《黑潮》，论证了其反封建的积极政治内容和富有特色的艺术表现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