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象征物的人民性特质

二、革命象征物的人民性特质

首先,许多主要的革命象征物直接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如自由树,最初的表现是佩里戈尔地区的农民在1790年1月反领主起义时树立的五朔节花柱,其形状颇似绞架,常常挂有恐吓性的标语,前往调查骚乱的政府官员称之为“起义的象征”或“起义纪念柱”。然而很快它就成了革命崇拜的一般象征,并演变成“活树”(一般为橡树或白杨)的形式,风靡全国。在1792年5月前,全法国已种植了六万株自由树。革命时期的每次典礼上都树立着它的形象。革命派以它为革命认同的中心,对它钟爱备至,胆敢砍树的反革命分子往往会被处以死刑。在“圣人”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精英心目中正统的圣人只是布鲁图斯、伏尔泰或卢梭之类人物的话,那么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马拉、勒佩勒蒂埃和沙利埃,作为“自由殉道者的三位一体”在共和二年成为人们的崇拜偶像,则是由“新英雄崇拜所掀起的强大群众舆论潮流所造成的”(伏维尔语)。索布尔也指出:“对殉道者的崇拜来自人民群众对马拉的崇敬。在1793年夏季的危机中,无套裤汉通过这种崇拜表达自己坚定的共和主义信念、人民的同心同德及革命信仰的勃发。”在索布尔看来,这种对自由殉道者的群众性崇拜,甚至标志着革命崇拜的成熟和普及化的开始:“1793年8月间,巴黎许多区和民众社团都参加了纪念马拉的盛大葬仪和马拉、勒佩勒蒂埃胸像的揭幕式。新宗教信仰的各种特征由此开始明朗起来。在9月里,由于无套裤汉最终取得了优势地位,这种新宗教信仰也开始普遍化。”后来,大规模展开的非基督教化运动更是有力地推动了对殉道者崇拜的确立:它同理性神崇拜融为一体,在已变成理性庙的各教堂里,三位自由殉道者的画像取代了天主教诸圣人的画像。尽管这种崇拜表达出来的民众激进倾向很快引起了革命政府的不安,并在后来随同非基督教化运动一起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三位殉道者的偶像仍得到了稳固的确立:他们的胸像遍布剧院、咖啡馆等公共场所,甚至被置放到国民公会大厅。直到共和三年雨月间(1795年2月初),热月反动分子才拆除了这些胸像,并在它们原来的底座上放上了布鲁图斯、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胸像,从而用精英的英雄崇拜取代了人民大众的英雄崇拜。

有些革命圣物本来不是法国民众首创的,而是某种精英文化的产物,但在革命中经过人民大众的加工改造,被赋予下层人民的新形式和更激进的思想内容,并通过群众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文化上的让步,而逐步成为革命高潮时期革命象征的典型形式。自由帽在大革命上升时期的演变,便是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例证。自由帽的历史源头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罗马。希腊神话中古希腊的解放者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戴过一种圆锥形的帽子,后来古代罗马在菲罗尼亚女神庙举行解放奴隶的仪式时,通常都要给被解放的奴隶戴上一种名叫“庇勒斯”的圆帽,以示其获得了自由,“庇勒斯”遂由此成为个人解放或政治解放的象征。这种以帽子象征自由的做法经过文艺复兴的弘扬而成为西方世界特有的一种文化,如尼德兰革命中出现过作为尼德兰标志的“乞丐帽”,美国革命中出现过象征十三个殖民地的“十三星帽”,在英国革命中也出现过平等派士兵将《人民公约》别在军帽上抗议克伦威尔的情况。

法国革命一开始,古罗马的“庇勒斯”就被崇尚古风的革命精英奉为革命崇拜的圣物,而且很快便由此产生了两个变种:一种是由画家达维德(这是一个平民倾向较强的精英人物)的画笔创造的弗里吉亚帽,另一种就是无套裤汉常戴的小红帽(红色无边尖顶软帽)。弗里吉亚帽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自由帽,是由于达维德1788年的一幅画作《巴里与海伦》,塑造了一个深得资产阶级喜爱的头戴红色弗里吉亚帽的巴里形象。这种小亚细亚人戴的帽子本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它同“自由”联系起来只是一些文人穿凿附会的结果。不过,尽管存在着这三种形式的自由帽,在大革命第一阶段的革命象征体系中占据着正统地位的,却只有庇勒斯和弗里吉亚帽,它们的颜色一般也都是白色或蓝色。小红帽的不入流,说明当时人民大众尚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之外。

然而人民大众仍然珍视自己的权利和价值观,坚持以小红帽来象征革命与自由。随着大革命第二阶段共和主义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越来越感到需要人民大众的支持,由此促成了小红帽地位的迅速上升。1792年春,吉伦特派为了准备对外战争,开始对民众进行武装上和心理上的动员,其手段之一就是大力提倡以长矛为标志的武装权的平等(当时消极公民被剥夺了自我武装的权利)和以小红帽为标志的服装的平等。布里索甚至在雅各宾俱乐部主张通过法令来确立对小红帽的崇拜。尽管他的建议因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的反对而受挫,但小红帽的走红毕竟已势不可挡。1792年4月,因参加“南特兵变”而被斐扬派政府判罚苦役的士兵获赦。在巴黎人民为此而举行的欢庆活动中,小红帽经过一场“民主的洗礼”,终于一跃而成为革命象征物群中一颗最耀眼的明星:由于获赦的苦役犯大都头戴小红帽,前往庆贺的巴黎群众也都模仿着戴上了小红帽,整个庆典现场成为一片小红帽的海洋。历史学家米什莱曾这样评述说:“人们采纳了最贫穷的农民戴的小红帽。大家觉得红色比任何颜色都好看,是最艳丽、最为大众喜爱的颜色。当时谁也没想到红色也是血的颜色。”⁽⁵⁾

由此,下层人民的小红帽成为革命崇拜最重要的圣物之一。1792年6月20日,当巴黎群众冲入王宫抗议国王解除吉伦特派大臣职务的时候,路易十六被迫恭恭敬敬地戴上了小红帽:7月15日,法军将领凯莱曼在威森堡号令部下,要他们把小红帽作为“法兰西自由最珍贵的标志”来加以捍卫,并规定只有资历最深的士官和军功卓著的士兵才有戴小红帽的权利。“8·10”起义之后,无套裤汉在革命中的地位更趋重要,对小红帽的崇拜也渐渐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巴黎市府总议事会规定所有市议员都必须戴小红帽;国民公会专门下令不许苦役犯再戴小红帽以免渎圣;在各区民大会上,只有戴小红帽的人才可以发表演说;在各教堂,立宪派教士不得不戴着小红帽做弥撒;在非基督教化运动中,巴黎主教戈贝尔也是戴着小红帽在国民公会放下了他的牧师十字架。与此同时,在政府公文上,在各种印章、硬币上,在公民节日的庆典上,在咖啡馆和剧院的墙壁上,甚至在房顶、船桅及大路的千步碑上,到处都出现了小红帽的标志。

小红帽实际上就是法国大革命最激进、最人民大众化时期的象征。它的这种无与伦比的神圣化,标志着无套裤汉已上升为法国革命的支配力量,尽管这个阶段是短暂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最为一切保守分子和反对分子所痛恨,并在热月反动时期受到了最无情的围剿。从共和三年雪月起,由有产阶级子弟组成的反动别动队——“金色青年”团伙便开始高喊着“打倒小红帽”的口号,向一切实物的和象征的小红帽发起冲击:人们头上戴的小红帽被抓下来踩入污泥,公共场所的小红帽象征物或被扯下来撕个粉碎,或被蒙以三色饰带。共和三年风月20日(1795年3月10日)《法兰西报》的社论咬牙切齿地咒骂:“看到人们对小红帽的那种愚蠢的崇仰,我们简直要以为我们的革命是一群帆桨战舰上的苦役犯所为。……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红色?难道只是为了向世界宣布只有在自由的圣坛上洒上人血才能获得自由?”绶带蒙住小红帽,形象地体现着资产阶级亚政治文化对于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支配地位的恢复。

另外,大革命时代的“革命崇拜”中似乎还有这样一种圣物,它纯粹是资产阶级精英分子的创造物,在形式上也很难说和人民大众文化有什么联系,但由于表面看上去质朴而美丽,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故而深得百姓喜爱,结果被人民大众“借用”来作为表达他们的理想和情感的象征物,该物件本身也由此在获得广泛的群众性认同的基础上被赋予极高的神圣性和人民性。这就是三色徽一类东西。三色徽作为大革命最初的象征物之一,虽然是精英文化的产物,但它不仅仅只是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代表,同时也糅合了人民大众的期望,因而能够像自由树和一般形态的自由帽一样,在整个革命时代享受着圣物的光荣。据考证,最初出现的革命标志(其意义颇似我国“文革”时代所风行的“领袖纪念章”)是用绿色缎带制作的,但很快人们就发现绿色是阿尔图瓦公爵(路易十六的一个以顽固保守出名的弟弟,后来复辟王朝的查理十世)的仆从服装的颜色,于是便创造了一种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的圆形标志取而代之,其中红色和蓝色是巴黎徽记的颜色,它们之间的白色则是波旁王朝徽记的颜色。三色徽一出现,就立刻被人民大众接受了。1789年7月13日,三色徽被巴黎人采纳为集合的标记,由此迅速风行全国,成为法国人民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象征物。无论大革命时代的政治风云怎样变幻,领导集团怎样更迭,三色徽扎根在人民大众心中的神圣性都不曾动摇过。民众自始至终都认为,对待三色徽的态度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谁侮辱了它,谁就侮辱了法兰西民族本身。众所周知,1789年10月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把图谋不轨的王室弄回巴黎置于人民密切监视之下的事件,就是以关于反动军官在凡尔赛肆意践踏三色徽的传闻为导火线的。1789年年底,爱国者开始在帽子上戴三色徽。渐渐地在形形色色的小花饰中,在政府公文、教堂钟楼、公共建筑及自由树上,都出现了三色徽标志。1793年的一张由半文盲的人写的告示,把不佩戴三色徽的人斥为居心险恶的“温和派、斐扬派和贵族”。正是民众对三色徽的特殊感情,促使立法议会在1792年7月15日通过了规定所有男子必须佩戴三色徽的法令(后来国民公会又把这一规定扩大实行到所有妇女头上),由此使三色徽的“圣物”地位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

大概正是由于三色徽渗入了太多的民众感情,这个本来属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般标志的象征物,甚至引起了部分资产阶级分子的敌视,在热月反动开始后首先受到了毁辱的就是它。据警察局报告,热月政变一个月之后,一些有产阶级的妇女在去剧院看戏时就开始无视法律规定,拒绝佩戴三色徽;当值勤的监督人员出面干预时,马上就有一些手执大棒的“金色青年”拥上前来为她们帮腔,甚至对监督人员施以暴力。到共和三年雨月,就有人在剧院里公然喊出“打倒三色徽”的口号。虽然男子必须佩戴三色徽的规定一直无人敢违反,但有关妇女的这一规定却渐渐废弛了,在共和三年期间还发生了多起妇女佩戴的三色徽被人扯去的事件;即使在男子方面,也出现了某些“金色青年”有意把三色徽戴在脑后以示轻蔑的情况——一份警察局报告气愤地说:“看来他们很快就要把它戴到屁股上去了。”

最后,我们还不应忽视“革命崇拜”中象征“人民”或“共和国”那种人像形式的圣物。这种圣物本是资产阶级精英为教化人民而创造出来的,且由于其趣味高雅、含义深奥,始终未能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理解和认同,但它本身的形态在革命上升时期所经历的演变,却清晰地反映着资产阶级精英对人民大众由漠视到重视的态度变化,从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人民性来,而这种情况无疑也加强了“革命崇拜”的人民大众色彩。“玛丽安娜”和“海格力斯”的形象在革命象征体系中的浮沉升降,即有趣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刚宣布共和的时候,人们选用于国玺图案上的象征“共和国”的是一位自由女神。其原型是人们熟知的罗马自由神,人们把她看作为一位普通少女,用一种调侃的亲切口吻把她唤为“玛丽安娜”Marie-Anne。在1792年的国玺上她被表现为持长矛、倚束棒而立,头戴形状接近小红帽的弗里吉亚帽。这是自由女神在大革命中的一种中庸式的表现法,较激进的是1793年流行的袒胸前进、面目凶狠的自由女神形象,较保守的则是常见于90年代后期的那种自由女神:她们大都懒洋洋地坐着,表情呆滞而平静,通常不持长矛或不戴自由帽。

随着革命的深入,雅各宾派愈来愈需要人民的支持。1793年6月底,富歇在一次演说中热情讴歌巴黎人民,把他们喻作巨人海格力斯⁽⁶⁾:这个比喻启发了画家达维德的灵感,于是在他精心策划的1793年8月10日庆典中,在自由女神“玛丽安娜”的侧畔,出现了一个代表法兰西人民的“海格力斯”:他头戴小红帽,一手紧搂束棒,一手挥舞大棒猛击“联邦主义九头蛇”。国民公会主席向参加庆典的人们宣布:“法国人民!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正是你们自己那富有教益的象征形象。这位巨人强有力的手把各省重新联合起来,束作一捆,从而造就了法国的伟大与力量。他就是你们!”《巴黎革命报》发表社论欢呼:这是刻划得最好的“法国无套裤汉的形象”!三个月后,国民公会决定把海格力斯作为主题搬上国玺,以取代玛丽安娜。

国玺上的自由女神必须为大力神海格力斯所取代,这在一定程度是由于海格力斯的男性气质迎合了当时国民公会议员反对妇女参政的心态(他们前不久刚刚取缔妇女政治俱乐部),但主要地还是因为海格力斯具有雷霆万钧般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当时雅各宾派最需要的,而它的拥有者只能是人民,这是一条在革命进程中已多次显现出来的绝对真理。所以应该用海格力斯的形象来象征人民、赞誉人民,并把它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便充分唤起人民大众对雅各宾政权的认同感,从而稳固地占有他们的革命伟力。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当时达维德还打算在巴黎新桥曾树有亨利四世塑像的地方,树起一座高达46英尺的海格力斯像。该塑像将用法军缴获的敌军大炮来化铜铸造,并将尽力显示“力量和朴素的特征”,以颂扬人民的美德,在它的身上将镌刻若干重要词汇:眉宇间刻上“光明”,胸前刻上“自然”与“真理”,双臂刻上“力量”与“勇敢”,双手刻上“劳动”;此外,塑像的一只手还将擎起象征自由与平等的两个小天使,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据达维德的解释,这是表示自由与平等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才华与美德。

《巴黎革命报》刊登的一幅关于海格力斯的漫画,在人民性和激进性方面又比达维德的设想前进了一大步。达维德的海格力斯是裸体的,看不出具体的社会身份,基本上是个抽象的人物,既超阶级又超党派政治,沉稳典雅,高深莫测。而漫画上的海格力斯则是粗鲁而真实的无套裤汉:戴着小红帽,卷着裤管,不修边幅,胡子拉茬,右手挥舞着大棒,左手在熊熊的圣火上烧烤“国王”,胸前写着“食国王者”。可是一般的民众似乎始终也没有弄懂海格力斯形象有什么象征物的价值,并不把它看作什么重要的圣物。如1794年1月21日格勒诺布尔市举行的节日庆典中,人们并未看到任何大力神雕像,倒看到了两个活人装扮的“法兰西海格力斯”,他们用大棒乒乒乓乓地打倒现场的所有国王、教皇和贵族的模拟像。可见,海格力斯在这里并不是圣物,而只是充满大众文化气氛的狂欢场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民众的狂欢又是以对传统角色的嘲弄和颠倒为基本特征的。

达维德的海格力斯巨塑计划并未来得及落实。不过一些临时性的石膏像还是出现了。在1794年6月8日最高主宰节典礼上地位显赫的海格力斯塑像虽然规模小一些,但却严格地遵循着达维德的方案。以海格力斯为主题的国玺不知何故也一直未曾完全取代以玛丽安娜为主题的国玺,但前者毕竟曾用在了1794年6月到1797年6月的政府法令文件上。1795年8月的一项关于共和国硬币的法令还把海格力斯像用作银币图案,把自由女神像用于较小的铜币,不过这时的海格力斯已经被温和化了,或者说已被驯服:他显得苍老、明智、中庸、慈祥,不再是巨人,不再挥动大棒,自由与平等二神也不再是他手掌上的小天使,而成了一对偎依在他怀里的小妹妹。1799年以后海格力斯终于被人们忘却,与保守的共和国关系密切的玛丽安娜在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也被拿破仑本人的形象所取代。但是这种湮没毕竟只是暂时的,将来随着共和主义运动的复兴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他们注定又要被人们召唤回来。事实也将继续证明海格力斯比玛丽安娜更富于人民性:海格力斯虽然曾于1848年、1870-1878年和1965年一再重现于法国的钱币上,但较之同时作为共和国象征而重现的玛丽安娜,他已明显地成为次要人物,不再享有他在共和二年所拥有的至尊地位;而作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象征形象,海格力斯却在英国工人运动中享受着特殊的光荣: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在1818年就已经被人们称作“慈善的海格力斯”,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码头工人工会高举着画有海格力斯形象的旗帜。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巨著《情感教育》(19世纪60年代末出版)中的主人公、工人杜萨笛耶第一次出现时便带有“某种海格力斯”的特征,看来也不是偶然的。似乎达维德所设计的那尊双手刻有“劳动”一词的大力神形象,不仅仍深深地印在19世纪人们的脑海里,而且已经被人们下意识地同他们关于工人阶级的集体想象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