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这种思想对吗

二、“革命”——理性的进步

在18世纪法国专制王朝的御用文人们看来,作为政治动乱的“革命”是可怕的、可咒的,因而他们苦心经营的“革命”史学还有着这样一个特点,即它只写其他国家的“革命”史,而不写法国的“革命”史,仿佛法国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种“革命”似的。实际上,他们这种“革命”史学正在企图通过展示别国的政治动乱延绵不断来衬托法国的“政治稳定”,来突出法国专制制度的“优越”和“功绩”。

然而这种保守、反动的史学远不是当时法国史学潮流的全部。18世纪毕竟是法国的启蒙时代,文坛上活跃着许许多多进步思想家,史学领域自然也不例外。有一部史学著作就突出地代表着与那种御用文人“革命”史学截然对立的倾向,这就是著名启蒙思想家马布利的一本专门描述法国“革命”史的书——《法国历史批评》(二卷本,分别出版于1765年和1788年)。尽管马布利笔下的“革命”也是“动乱”的同义词,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御用文人的看法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马布利写的恰恰是法国的“革命”史,就是说,他对法国历史采取的态度不是极力粉饰而是无情鞭挞,这就使他的“革命”史学本身带上了鲜明的革命色彩。在该书一开头,马布利就开宗明义地宣布:“我想通过这本书介绍自高卢时代以来法国人所服从的各种政府的不同形式,并揭示出究竟为什么这些政府总是不得安宁,为什么千百年来一直处于各种革命状态下。”在马布利看来,法国的专制君主制不仅没能像那些御用文人所说的那样保证了政治稳定,反而引发了一系列“革命”和“混乱”。对于英国历史的看法,马布利也同那些专制制度的卫道士们截然相反,认为英国由于历来重视民族的意愿,讲自由民主,因而他们的历史最少动乱,保持着稳定持久的政治秩序。

马布利把形成英法历史这种差异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民族政治素质的不同。他觉得法国人的政治素质明显低于英国人,因为他们目光短浅,只求治标不求治本,不像英国人那样善于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问题,13世纪初两个民族对暴君约翰的不同斗争方式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据称,约翰治下的法国人同这位国王的斗争始终只局限于提出革除某些具体弊端的要求,而精明的英国人却知道一开始就迫使他订立《大宪章》(1215),从而从根本上保住了自己的自由权利。这份带有根本大法性质的文件从此成了英国人制服王权专横的锐利武器,其效用有如“紧箍咒”,百试不爽。正是这个根本法有力地维护了英国的政治稳定,使多次“革命”都化解于萌芽状态。而法国人则由于缺乏这种根本法意识,无力于建立明确的法治秩序,便只好在层出不穷的政治动乱——“革命”中备受煎熬了。

不过,虽然在政治观上和专制主义“革命”史学截然对立,可马布利也并没有走到否定“革命”就是“动乱”这一公式的地步。事实上,对于作为剧烈变动的、能在人类事务中造成混乱的“革命”,马布利始终感到厌恶——也正是在这种厌恶之上,建立着他对专制制度的深恶痛绝。然而,他是否因此就一口咬定“革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呢?

这便是马布利和那帮专制主义卫道士之间的又一个不同之点了。而这个不同之点似乎更为重要。

在马布利看来,“革命”固然是破坏秩序的坏事,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还有比它更糟糕的事情,那就是不自由或受奴役。如果一个民族不得不在“革命”和“奴役”之间作出抉择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民族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摆脱奴役的话,那么这种“革命”就是可以接受的。这一观点是他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里借一位虚构的“英国绅士”之口表达出来的。马布利笔下的这位“英国绅士”认为,只要一个民族还没有因专制暴君的长期压迫而完全丧失改变现状的信心和勇气,只要这个暴君的权力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巩固,就有可能恢复自由:因为如果统治者的权力还可以进一步扩大的话,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还可能碰到新的困难,意味着它的成长可能被遏止,意味着它可能被动摇和被取代。“所以”,这位“英国绅士”用一种颇富煽动性的语调说道,“我认为那些革命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因此一个好的公民应该希望——从他的身份、力量和才能来看他也必须——做出努力,来使这些革命有益于他的祖国。”

“革命”可能对祖国有益!在流行着对“革命”即动乱的仇视和恐惧心态的旧制度法国,这一观点的宣布不啻是一声惊雷。专制王朝的御用文人不是力图把“革命”消极化吗?马布利偏反其道而行之,向法兰西民族吹响了把“革命”积极化的号角!他告诉人们,“革命”尽管是一种动乱,但通过这种动乱却可以达到不同的目的;如果法兰西民族摆脱了偏见,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它就会抓住这个机会来推进自由的事业;反之,倘若法兰西民族没有这种政治自觉性,则专制制度就必然要利用这个“革命”来加强它对人民的压迫和奴役。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场革命就不仅仅(或者说不一定)只是一次由于感情用事而引起的混乱,因而它也就不仅仅(或者说不一定)只能被作为一个消极的事实来经历。相反,一个摆脱了偏见,下决心恢复自由的民族完全应该把它转变成一种积极的行动。

尽管马布利从未完全破除“革命”即“动乱”这一传统概念,但他毕竟首先冲破了裹在“革命”周围的那团消极性迷雾,并且赋予其一种有可能推动人类社会自由民主化的积极意义。应该说,马布利在旧制度法国的“革命”观上打开的这个缺口是意义深远的:它是“革命”的词义在法国由政治动乱向社会理性的进步转变的重要开端。

另一些著名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达朗贝尔等等,则为“革命”词义的这种转变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工作。当时这些启蒙学者也热衷于谈论革命,不过他们的着眼点跟那些御用文人,甚至跟马布利,都迥然不同:他们关注的不是那些政治层面的“革命”事件,而是处于社会与文化层面的长期的变革过程。结果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以往通常被用来表达政治不稳定或动乱的“革命”一词,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成为某种健康的社会转变过程的指代,被用来表达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节律。“革命”的词义本身也在这里经历了一个不断被积极化的过程。

以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一文为例。按伏尔泰本人的话来说,他写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政府的一系列革命中探究人类精神的一系列革命”。他特别重视艺术和科学的革命性演进,而把国家的种种“革命”仅仅看作文化进步的副产品。据统计,“革命”一词在这篇论文里出现过63次,其中41次指的仍然是政治上的动乱,但也有12次被用来指称由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所体现的人类精神的进步,并常常被冠以“正当的”、“严肃的”、“伟大的”等带积极色彩的形容词,而在其余的10次情况下,则是按把上述两种概念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即把作为事件的革命和作为潜在的转变过程的“革命”加以混同)来使用的。这样,“革命”的传统词义便在伏尔泰的笔下被大大地拓宽了,并且在拓宽的过程中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革命”一词第一次被引入人类精神的领域,不仅成了某种积极的文化转变的代名词,而且成了把这种文化转变同市民社会中某种深刻的政治变动联系起来的纽带。实际上,即使是政治领域里的“革命”,由于它是艺术和科学革命所引起的某种附带现象,是深层文化转变的外部表现,也在这里开始被赋予一种前所未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性色彩。

达朗贝尔对“革命”一词的用法也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崭新的革命观。在他看来,由君士坦丁堡陷落和印刷术发明开始的理性复萌,就是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人类要摆脱野蛮状态,也必须来一场这样的革命,以改变世界的面貌”。在启蒙运动中做过积极贡献的孔多塞,则进一步指出了这种“革命”在改变各民族命运方面的不可逆转性:它一经发生,就将一往无前、势不可挡地发展下去。

其实,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心目中,他们所从事的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一场“革命”。1764年4月2日,伏尔泰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法国人什么都要晚一步,但他们终于也赶到了。启蒙之光已普照大地,日益深入人心,以致于稍有动静人们就会奋起。那将是一场大热闹,年轻人真是有福气,他们将看到各种美妙的事物。”这场“大热闹”究竟指的什么?伏尔泰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那将是一场由启蒙运动引发的政治革命。因为就在同一封信中,伏尔泰还这样说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在为一场必将到来的革命播撒种子,可我恐怕是没有福气看到这场革命了。”1767年,伏尔泰又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一场革命已在精神领域进行了约15年之久,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学人们的疾呼在预报一场巨大的变化,就像乌鸦的啼鸣在预报好天气一样。”这里,伏尔泰不仅流露出对未来法国大革命的神往和期待之情,而且已经公开把作为这场大革命的准备和先声的启蒙运动,也看作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事件或过程了。在他的眼里,似乎“革命”既可以指一个总的社会转变过程,又可以指这个总过程中互相关联的各个阶段,如当时的启蒙运动和未来的大革命,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和精神先导,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又都可以被视作一个过程,而且都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进步的过程。

强调革命是一种“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把革命认作一种“时代”,而承认“革命时代”的存在或有可能出现,可以说是启蒙思想家或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人们的一个共识。早在1762年,卢梭就在他的《爱弥儿》里写道:“我们已经临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后来的孔多塞也在他的《人类精神史纲》的引言中说:“一切都在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人类的一个大革命时代。”既然革命成了一种“时代”,那么它就不再像御用文人们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事后的研究对象”、“事件的结果”了:它也有了自己的时间,有了自己内在的年代表。

启蒙思想家这种把革命看作“过程”或“时代”的观点,不仅使时间进入了革命,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的积极意义的普遍化——也就是说,使革命在一般的意义上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前进过程”的同义语。著名作家路易·梅西耶(1740-1814)在他的《巴黎景象》(1782)一书中,就不仅把启蒙运动,而且把即将由启蒙运动引发的政治事变都看成这样的“革命”。他说:“仅仅三十年工夫,我们的观念中就发生了一场重大的革命。舆论已在今日的欧洲取得了不可抗拒的优势。因此,考虑到启蒙运动的进展及其将引起的变化,这一运动将很有可能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好处。这一震荡长空的普遍呼声将传遍和唤醒整个欧洲,并将令形形色色的暴君为之战栗。”梅西耶认为,这种变化首先是启蒙作家为自己争取替各民族利益和人道事业辩护的“合法权威”的结果,而“这种普遍的倾向将很有可能产生一场有益的革命”。不仅未来的法国大革命,即使是发生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的北美独立战争这样的政治事件,在当时崇尚理性进步的法国人看来,也都属于这种“有益的革命”的范畴,故被称作“美洲革命”。修道院长冉蒂宣称:“盎格鲁-美利坚人独立这一事件,最适于促进将给地球带来幸福的革命。在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里,蕴藏着将使全世界富足的真正宝藏。”孔多塞也著文详尽阐述了“美洲革命”将对全人类、对欧洲和对法国产生的积极影响。曾对当时美洲发生的事件作过深入研究的法国史学家和哲学家雷阿尔,则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强调了革命的积极意义,指出:“一场革命发生之日,就是我们进入新时代之时。”

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就是这样使“革命”渐渐变成一个受人们欢迎的褒义词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人们变得越来越习惯于称呼一个在他们看来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事件为“革命”,并对法国即将到来的革命寄予越来越殷切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