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傈僳族

第二节　族际往来

在古代，在游牧和不间断迁徙的历程中，怒族先民曾与汉族先民、藏族先民、纳西族先民、傣族先民、景颇族先民和独龙族先民、白族先民有过短暂的交往接触。

怒族作为滇西北高原的一个古老土著世居民族，由于受大山大江大河等地理环境的制约，极大地限制了与其周围的各民族的交往，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怒族也不可避免地逐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一、与汉族的关系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怒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方面没有什么更直接的交往，怒族与汉族的关系间接地体现为内地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治关系。清朝以后汉族商人相继进入怒江地区，形成了贵卖贱买的经济关系。与此同时，内地汉文化也就紧随其后跨过高山、越过深谷逐步地传播到了怒族生活的地区。

从8世纪起，怒族及其居住地区先后受到南诏、大理国的管辖，元明以后又属丽江木氏土司统治。清代以来，除受丽江木氏土知府所属的维西康普土千总和叶枝土千总管辖外，还要受西藏察瓦龙藏族土千总和喇嘛寺及兰坪县兔峨白族罗姓土司的统治。自清雍正五年（1727年）起，清廷加强了对怒族人民的直接控制和剥削，故在《伴送遣因俅夷折》里有着“迄雍正五年……怒夷愿贡土产黄蜡、麂皮、麻布等物，折缴银一十二两四钱二分，历年造册，报部在案”的记载。

清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年）清阿墩子（今德钦县）弹压委员兼管理怒俅两江事务的夏瑚，因处理贡山白汉洛村教案，曾两次至怒江巡视。

自夏瑚巡视怒江及独龙江地区后，汉族、白族、纳西族等各族商人、工匠及知识分子也纷至沓来，这就使怒族与汉族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与往来，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怒族与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感情与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央派来慰问团、汉族干部，进入怒江怒族地区访贫问苦、疏通民族关系。怒江边疆工作委员会根据怒族地区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怒江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于1956年制定了“团结、生产、进步”六字方针，在怒族地区实施直接过渡。

60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怒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共同生活在祖国温暖的大家庭之中。长期得到了以汉族为主的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国家不仅每一年都要从财政中专门拨出巨额的资金来扶持怒族人民发展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事业，同时还将各种工业品和生产生活资料源源不断地运进怒江，满足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日常需要。还先后派出了2000多名内地干部、教师、医生及科技工作者到怒江地区搞生产、办教育、发展卫生事业、培养民族干部等。数以千计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工及手工艺人，也相继来到怒江帮助当地发展工业和改善交通状况。这一切对促进怒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先导作用。另一方面，怒江各族人民也以本地区丰富的各种矿藏、林木及药材等山货土产及畜牧产品积极支援内地，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与傈僳族的交往

18世纪中叶，傈僳族分批次地相继迁入怒江地区，并成为怒江人口最多的民族。由于傈僳族较怒族的发展水平略高，其迁入怒江地区之后，对怒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空前的影响。

傈僳族陆续迁入怒江后，他们通过借地、租地、买地及开荒等手段，并兼之以武力，渐渐地占有了大片土地，使他们中的上层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阶层。

怒族和傈僳族之间有冲突、有矛盾，但更多的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傈僳族进入怒江，与怒族等民族杂居在一起，一方面逐渐改变了之前怒族较为封闭落后的状态，促成其与外界交往增多，相继学会了使用铜斧以及铁制工具，农业生产及手工编织品的交换也日趋增多。另一方面，傈僳族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也促使怒族的氏族公社不断分化为家族公社，并在其后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因素的影响下，使个体家族成了怒族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单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怒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两个民族在长期的杂居共处中，因为相互影响、相互学习，不论在物质生活，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在建筑方面，两个民族的风格、样式不相上下。在起居、饮食及服饰方面，也相差无几。在语言文字方面，大多数怒族人都能操一口熟练的傈僳语，有些还会使用傈僳族的文字；而傈僳族也向怒族同胞学会了精细的手工工艺，所以其许多竹编器具的名称，如“怒的”“怒库”“怒自”“怒斯”等等都冠以怒族的名称，并且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中，留下了两个民族文化历史上因长期交往而形成怒族、傈僳族混合语言古词的印迹。

怒族与傈僳族之间患难相恤、休戚与共的关系，还大量地表现在共同反对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之中。如1746年，怒族人民参加了傈僳族弄更扒领导的反对清朝官吏和泸水土司的斗争；1801～1803年，怒族人民参加了傈僳族农民领袖恒乍绷领导的抗清及反对康普土司的斗争；1917年，不少怒族群众加入到兰坪傈僳族和配三、白族施贵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之中；1935年，福贡的傈僳族、怒族人民又举行了起义，杀死了作恶多端的上帕设治局局长等人。而当19世纪中叶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向怒江地区侵扰时，怒族、傈僳族等当地各族人民又同仇敌忾、并肩战斗，顽强地进行了反侵略斗争。如1905年的“白汉洛教案”；1928年和1932年，碧江、福贡等地反抗美、英间谍及传教士非法活动的斗争；1941年，福贡县木古甲一带的怒族、傈僳族人民联合焚毁该村教堂的义举等等。以上这些生死与共、一致对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仅进一步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同时还为维护民族尊严和领土主权、加强祖国边疆的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与独龙族的交往

贡山的怒族与独龙族之间的关系自古十分密切，他们不但语言、传说故事、迁徙历史诸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连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也是别无二致的。直到今天，他们与独龙族仍追溯着共同的血缘族谱，保留着相同的语言。无论是怒族还是独龙族，在其思想意识里都还一致认为双方来自同一个祖先。

政治上，怒族和独龙族患难与共，共同反对封建土司的压迫、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19世纪初，西藏察隅县的米空喇嘛从维西康普土司手中夺取了对丙中洛和独龙江两地的统治权后，对当地的怒族、独龙族人民极尽摊派勒索，除每年要征收“超度费”之外，还逼着独龙族百姓供应“神翁”到这一地区打猎的全部口粮。最初每户交一木碗“打猎粮”，后来又增为一口袋，最终竟然增至一囤箩。这样，原本就处在饥寒交迫之中的独龙族人民犹如雪上加霜，生活更加困窘，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于是便联合丙中洛的怒族人民，在村寨头人弄旭弄、达巴的率领下冲向米空，捣毁了米空和阿日两个喇嘛寺，杀掉了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喇嘛，迫使米空喇嘛停止了对该地区的摊派勒索，从而使独龙族人民有了约半个世纪的较为平静的生活。

地域相近同属于弱小的两个民族，在共同斗争中，双方进一步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这种用鲜血与生命凝结而成的光荣传统牢不可破。如1905年的“白汉洛教案”，怒族人民同独龙族、傈僳族和藏族人民一道并肩战斗，打死了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的侵略分子，烧毁了白汉洛天主教堂，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和侵略行径。

由于地缘的关系，怒族和独龙族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就更为频繁了。

四、与藏族的交往

桃花节　　摄影：罗金合

历史上，福贡的怒族支系阿侬、怒苏，兰坪的怒族支系若柔与藏族基本上没有直接的交往，贡山的怒族支系阿怒与藏族因互为毗邻而交往较为频繁。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藏族封建土司对怒族群众的统治和剥削；二是广大怒族人民与藏族人民群众之间自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交流更为普遍。

新中国成立之前，贡山丙中洛一带的怒族民众因受察隅县察瓦龙藏族土司的统治，人民苦不堪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与上述藏族上层统治者对怒族的野蛮统治相反，新中国成立前乃至今天，怒族与藏族民间则始终保持着一种相互往来，互通有无的友好关系。尤其是怒江上游与西藏相连的地区，那里的怒族与藏族交往就更为频繁，双方经常进行土产交易，人员往来也非常密切，这不仅相互满足和丰富了两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地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至今，怒、藏两个民族在许多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对方的影响。例如在服饰上，贡山一带的怒族与藏族相差无几，有的怒族男子在重大节庆期间或出远门时，干脆就着藏族服装。建筑上，贡山怒族民居也多为土木结构，房屋建成后，还要像藏族一样插上写有经文的白幡旗。时至今日，怒江上游地区的大部分怒族人民，仍然保留着许多过去从察瓦龙地区带回来的土锅、土罐等物品。由于长期的密切交往，当地怒族基本上都能操藏语、唱藏歌、跳藏舞，还喜欢喝酥油茶、吃糌粑。怒族和藏族的民间歌手及艺人，通过唱藏歌、跳藏舞、表演藏戏等进行民族文化交流。此外，双方的许多亲朋好友因交错杂居在两个地区，所以常常走亲串戚，互送礼物，轮流做客，交往十分频繁。这种友好和谐的关系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与西藏自治区的察隅县察瓦龙地区，山水相连，村寨相望，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两地群众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一条沟通滇藏的古驿道，成为千百年来维系两省区怒族、藏族及独龙族等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相互传递着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支持与帮助的深情厚谊。

时代进步日新月异，社会发展一日千里。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祖国温暖的大家庭里，怒族与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白族、汉族等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祖国边疆的和谐稳定，大家互敬互爱，互帮互学，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