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粮仓改革的细节，许多人忧心忡忡，仿佛有数不清的困难。当然，在推广现代化粮仓之前，需要仔细研究实施方案，可是，如果让几个学者和官员关起门来讨论，恐怕要贻误改革，枉费时间。
农民具有超凡的创造力。远的暂且不谈，近年来在大江南北出现的机械化收割就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学者和官员都担心，家庭承包的土地面积太小，不利于实现机械化。可是，中国农民很快就创造了一个奇迹。在麦收季节，几十万台联合收割机浩浩荡荡，井然有序，从长江沿线开始，逐步向北推进，一直开到长城以外。联合收割机的保有量从1997年的14.1万台迅速增加，到2008年已经有71万台，几乎全部归农民个人所有。十多年间，农机跨区作业已发展壮大为一个行业，小麦机收水平由1997年的54%提高到2008年的82%，每亩可以比人工收割降低作业费用15元，每亩减少粮食收获损失9千克，约15元。
在安徽省，农机跨区作业也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2007年，水稻机收价格每亩60元，安徽省机收水稻面积2500万亩，机手作业收入15亿元，纯收入6亿元。小麦机收价格每亩45元，机收小麦3000万亩，机手作业收入13.5亿元，纯收入5.4亿元。农机跨区作业从小麦机收开始，逐步扩展到水稻、玉米。大中型拖拉机跨区耕地、整地、播种，跨区作业的领域不断延伸。[1]
2009年全国参加“三夏”小麦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达到28万台；投入水稻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达到14万台；跨区收获玉米的联合收割机达到2.4万台。[2]
这种大规模的会战是谁组织的？是农民，是市场，而在此之前，人们忧虑甚多，有几个问题似乎很难解决：
第一，一般农户只有一两亩地，怎么可能使用大型农业机械？
第二，由谁出资购买、操作、维护联合收割机？如何提供收割机机手的后勤保障？
第三，如何调度？如果跨市、跨区甚至跨省收割，几乎不可能实现统一调度。
第四，如何计算跨省收割的费用？
至于大规模实现机械化收割的细节安排，更是有数不清的难题，例如，害怕不法分子垄断市场，强行或超标准收取中介费；收割机在夜间单机停放不安全，经常出现财物被盗事件；多台收割机集中停放相对安全，但没有适合场地；收割机如何维修，如何保障配件供应；有的地方欺负外来机手，趁机涨价，或销售假冒伪劣零配件；还有些地方借跨区作业之名乱罚款、乱收费；信息不畅通，在这个县没活干，那个县的收割机却不够，农民跑到马路上拦过路的收割机，等等。
如果把组织收割机的任务交给各省的发改委、农业局讨论，恐怕再过十年也拿不出方案来。可是，放开市场之后，农民很快就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办法，组织了蔚为壮观的大会战。许多中介机构应运而生，它们利用手机短信组织了收割机的作业计划，一站干完，立即转移到下一站。收割费用完全随行就市，双方协商，很快就形成了一套行规。农民欢迎，机手也获得合理的回报。
在农机跨区收割的初期，农业部迅速表态，大力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在政策上开绿灯，在具体问题上给予扶持。2009年安徽省给农民提供购置联合收割机的补贴6.1亿元。如果没有农业部门的支持，农机跨区收割很难达到如今的规模。
联合收割机的案例说明了一个简单而朴实的道理：要相信农民，只要是合理的事情，他们一定会结合当地的实际，摸索出可行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农民要比学者和官员聪明多了。
在粮食储运系统改革中，农民有哪些事情干不了？
农民没有资金，很难从银行贷款。
农民不知道什么是先进的现代化粮仓，也不知道如何制造这些现代化粮仓。
由于这些障碍，农民很难自发地改革粮食储运系统。从秦始皇时代到今天，两千多年过去了，粮食储藏方式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如果不采取突破性改革措施的话，恐怕再过几十年、几百年，农民还将使用原始的粮仓。人人都知道老鼠、蛀虫在吞噬着宝贵的粮食，可就是无能为力。
农民干不了的事情，必须由政府出头承担。粮仓改革要求政府完成的任务并不多：第一，提供资金帮助，把粮仓改革的金融支持任务交给新生的民营银行；第二，组织力量设计现代化粮仓，并且安排生产；第三，把这些粮仓直接交给农民。至于由哪些农民拥有粮仓，如何使用这些粮仓，如何组织粮食的储运资金流和物流等，统统交给农民和市场。
[1] 参见《安徽日报》，2009年9月24日。
[2] 参见人民网，200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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