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角色

二、北京警察：传统与角色

警察是整个刑事司法制度（criminal justice system）最前线的代理人，负责在社会上判别什么人和事需要进入司法系统处理。了解民国警察的空间结构，可以从他们的资源分配和组织结构，了解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20世纪初期中国的警务文化、警察功能和其角色建构。

谈到警察的功能和角色时，首先注意的多是地方保安，调查罪案和缉捕罪犯等工作。这里关注的问题是：警力的配置与当地罪案的空间分布情况是否相关连呢？图3至图6显示1927—1930年北京城内的犯罪人数分布，颜色越深代表该区的犯罪人数越多。结果显示，有几区的犯罪人数长期处于高水平，分别是外一区（即1927年的外左一区和外左二区）、外二区（即1927年的外右一区和外右二区）和外五区（即1927年的外左五区和外右五区）。外一区和外二区是北京城正阳门的传统工商业区和买卖市场，更有庙宇和会馆集中，经济活动蓬勃，人流密集，不难想像会吸引不法分子。而外五区内，特别是天坛西边和北边的一带，是北京著名的天桥市场，和正阳门不同，天桥主要集中地摊小贩卖卖小食，平民商品或二手衣物，亦有摆档算命，甚至替人治眼拔牙，天桥更以街头卖艺和杂耍闻名，但亦因此而龙蛇混集，经常有骗子盗匪出没。⁽³⁾

图3　罪犯人数首5区（1927）

图4　罪犯人数首5区（1928）

图5　罪犯人数首5区（1929）

图6　罪犯人数首5区（1930）

另一方面，笔者利用民国警察机关的分区巡警人数去分析每区的警察密度。如图7至图10显示，1927—1930年北京城内的每区的警察密度有明显差异，长期维持高警力水平的分别是外一区（即1927年的外左一区和外左二区），外二区（即1927年的外右一区和外右二区），警察密度达每里40—60名巡察，而这些区域恰恰是犯罪人数最高的地方。虽然外五区（即1927年的外左五区和外右五区）的警察密度不高，这只是因为外五区的面积最大，相对摊薄了警察密度，如我们看看该区的巡警总数目，便知道外五区是全北京城其中一个最多警察驻守的警区。⁽⁴⁾这是否意味市场和经济活动产生罪案，而罪犯人数的上升便导致警力的相应增强呢？这未必是故事的全部。当然调查罪案，缉捕罪犯乃民国警队的职责，但不是他们的全部责任。民国警察在外一区、外二区和外五区投放大量人手，是因为他们的日常工作和市场有直接关系。历史档案材料和民国时期的调查告诉我们，民国警察肩负了比一般现代警队繁多的任务，当中大部分和刑事侦缉或犯罪活动没有直接关系，反而和维持市场秩序和监督商业运作相关。例如他们每十天要巡视商铺一次，确保店铺人事变更按法律手续进行登记，另外亦要负责收取税款，检查账目，审查和监督商店建筑工程等，甚至清洁街道，燃点路灯，修桥筑路，污物运输和倾倒，街头和城门进出秩序都是民国警察机关的工作范围。⁽⁵⁾因此，纵使罪案不发生，市场和经济活动集中的区域本身就需要警力去维持有秩序的运作。如果把警察派出所的分布和庙宇的分布比较，情况便更为清楚。如图11示，警察派出所的分布状态和庙宇的分布状态有明显关系，说明作为庙会交易，百姓聚集祭祀、社交联欢的庙宇，其位置是规划警察派出所位置时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更重要的是，民国北京警察并不是创造这些非典型警察职能的组织，他们只是这些传统警察文化的继承者。民国北京警察源自晚清步军统领旗下的人手，编制和资源，而北京警察成立的目的，部分是要代替日本在义和团事件之后，联合了地方乡绅为保护外国人而设立了的警察部队。⁽⁶⁾而北京步军统领传统上除了负责查案灭罪之外，传统上一直负起民政市务等功能⁽⁷⁾，民国警察并未有完全改变这个传统，反而将它延续至近代中国的警察机关，甚至随北京都市化的发展，北京警察肩负了比步军更多的商业、民政和社会福利功能。刑事侦缉工作，只不过这班司法制度前线执行者的其中一项任务而已。

图7　警察密度（1927，每里人数）

图8　警察密度（1928，每里人数）

图9　警察密度（1929，每里人数）

图10　警察密度（1930，每里人数）

图11　1936年寺庙和警察派出所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