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与不捡不仅要看当事人的眼光更要看当事者的心胸

捡来的奇迹

1957年1月29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评委会庄重宣布：丹麦建筑设计师约恩·乌松的设计方案击败231个竞争对手而荣幸胜出。可又有谁知道，约恩·乌松那独占鳌头的设计方案竟是后到的美国评委依洛·沙尔兰从废纸篓里捡起来的。 妙笔既发于慧眼，那也只有胜人三分的慧眼才能识得深藏于其中的魅力。大凡艺术精品的构思创作和评价认定均须以当事者的眼光为前提的。倒不是说其他评委没有眼力，尽人所知，当年那些个评委的眼力，无不都要受其审美观点、建筑理念乃至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左右，只是依洛·沙尔兰的眼力更为精准独到而已。

无独有偶，前苏联作曲家索络维约夫·谢多伊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开始也无人叫好，评委已将其稿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只是那评委觉得曲子中有几句可以再玩味玩味，故重将那揉成了团的纸捡了起来……这一捡，致使《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传唱不绝而成为世界名曲。

同一个评委的眼力之所以前后判若两人，是因为任何人要认识某个事物都有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越有内涵，越有深度的作品，解读它的艺术魅力往往不可能一次完成。正如马克思所言：“能悲之曲，还须善悲之人。”凡是深藏不露的意境，悟到深处才识真，这自然需要时间，需要耐心。

更值得一提的是屠格涅夫有回打猎，从松叶铺地的林间捡到了一篇纯粹是为了“打发寂寥”而“信笔涂鸦”的皱巴巴的《童年》，在他无意间发现了文学苗子后，便断然给予年轻作者以极大的同情和关注。也正是来自长者的关爱和鼓励使列夫·托尔斯泰找回了自信，并最终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旷世巨著享誉全世界。

有位剧作家就没有列夫·托尔斯泰的那种幸运。那年，卓别林收到一份参赛剧本，打开细读后，方知天外有天，那剧本明显高于自己的参赛文本，便将其扔进抽屉后再也没有将其捡起来，精彩的剧本就此尘封如泥牛入海。要不是这样，世界电影史的某些章节恐怕得要重写了。事后，有人将其论定为“名人也有见不得人的一面”，无疑是一针见血的批评。看来，捡与不捡，不仅要看当事人的眼光，更要看当事者的心胸。而这一事件的石破天惊，毕竟是种偶然，由此去推论，人类社会因此而埋没了多少人才多少创意，实在难以估量。

爱物而惠及人，是一种用爱心和欣赏的眼光培育起来的更为犀利的眼力。其实，看人看文与看山自有相通之处。有许多山，它们也许有庐山的秀美，也许有华山的险峻，也许有喜马拉雅山的壮丽，然而都没有小石潭边的小丘遇到柳宗元这样的幸运，至今默默无闻于崇山峻岭之中。人也一样，“天生我材必有用”历来只是句激励人的口号，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因贫困而失去了深造的机会，有人因没有背景而错失了提升的机会，有人因才高艺精而常遭嫉妒，也有人因正直而遭遇腐败的围攻……究竟有多少有德有志有才的人在成功的机缘面前饱含无奈和不甘的实在难以估算。所以，我希望全社会多做做爱才扶才的实事，特别是留心去多做些“捡”和“扶”的工作。

（刊发于《奉贤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