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

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

一个美丽而神圣的愿望：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

刘　旭：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从理论上的设想一般是理想化的，实行起来往往被众多力量扭曲。知识分子的拯救理想常常在大众面前哭笑不得，他们活得很开心，很充实，不需要什么拯救！知识分子的尴尬常常由此而来。今天对中学语文教育的设想，是不是还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夏中义：可以说，所谓公众，所谓老百姓，所谓人民，假如作为一个词，一个符号，它可以泛指绝大多数人，他们似乎有着天然的道义上的优势。但是，假如你看一个个具体的人，看他们的哀和乐，我们就不那么乐观了。

刘　旭：我的意思不是去要求他们，而是知识分子在设计或实施自己的理想的时候要考虑到这方面的东西。

夏中义：但有一条，家长总希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或好多家长想在孩子身上实现他们在青春期不曾圆的大学梦，这一愿望不仅美丽，而且神圣。这就亟需中学语文教师能有效地帮助孩子胜任考试。千方百计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千方百计排除掉各种可能妨碍孩子上大学的因素，家长本身有这个权利，而且这个合理性的背后还是有点激动人心的东西的：自己实现不了的愿望让孩子去实现，并希望在接近美梦的时候少一点“非正常”的干扰。他们所臆测的“非正常”倒可能是更值得珍贵的。但，中国的事情往往如此，如果你太追求完美，反而连最基本的都拿不到。就是说，中国的事情非常复杂，从理论上讲可做比较清楚的价值判断的事，一俟落到实处，便会不由自主地转为暧昧。

刘　旭：我对群众的看法有时并不乐观，尤其是他们组成群体之后，往往有很大的盲目性，文革便是他们的最极端表现。我觉得，也许人文知识分子还是应该将“启蒙”当作自己的责任，我们在同情他们的苦难和赞赏他们的生活韧性的同时，还应坚持对他们的劣根性的批判——他们是时而美丽时而可叹的。

夏中义：问题或许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我也是从社会底层走上来的。我赤着脚从贫民窟走来，我母亲本是山村姑娘，不识字，我父亲没读完乡村小学便来上海打工，我是农民的后代。对他们来说，不管他们多么狭隘，不管身上保留了多少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们的善良意愿比如让自己的孩子读大学，有出息，总是好的。诚然，他们未必清楚如何去实现这一美好而神圣的愿望，却又害怕种种因素会妨碍他们的梦想，这里有狭隘，我们可以理解、同情，也可像鲁迅那样“哀”与“怒”，但无论何时也不要越出这底线，即他们的这点心愿将永远值得我们品味。假如他们连这点愿望都没了，他们就连活下去的理由也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