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话题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

二、文献综述

在国外，关于同性恋群体的研究有很多，很多的先锋的、后现代的、女权主义的学者或者学派都对这方面的课题投以了关注的目光。相对于中国来说，国外有关同性恋群体的理论已经是较为成熟的系统了，并且和立法、社区关系等一系列相应的方面联系起来。在当代西方，一种新的社会理论——酷儿理论（queer－theory）——正方兴未艾。酷儿理论家从对同性恋现象的观察，提出许多重大的带颠覆性的问题。他们认为，同性恋现象对异性恋霸权的社会发起颇具启发性的挑战。世界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超越性别（transgender）角色的风气愈演愈烈，渐成气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理论和各种超越性别角色的个人与人群的实践。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像其他问题上的本质主义一样，倾向于将事情做绝对的两分，例如异性恋与同性恋，黑人与白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等等。许多后现代理论家非常反对这种两分的观点，例如罗兰巴特就持鲜明的反两分立场。从这种“两分监狱”（bindary prison）中获得自由成为对性政治感兴趣的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奋斗目标。美国女权运动和女同性恋运动经历了从早期（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排斥（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女权运动对女同性恋的排斥）阶段，到后来（20世纪70年代）女同性恋者成为激进女性主义的主力，提出“女权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的口号。许多女性主义者为表现自身的彻底性而实行同性恋生活。到20世纪80～90年代女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对社会性别和性取向理论的反思以及“性大战”的讨论，既丰富了女性主义理论和女同性恋理论的多样性，又实现了女性运动和女同性恋运动的合作与认同，从而为女性主义争取男女平等的理论和实践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国内，同性恋群体也一直都是热门话题，但是关于此方面的学术研究稍显薄弱。一来是传统的思想认为对于这个话题的研究难登大雅之堂；二来由于文化的限制，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个群体抱着不屑或者歧视的态度，尤其是现代的学者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了将同性恋行为归为犯罪行为的时期。中国的文化和国情对于同性恋群体的生存是很特别的，所以，不能将国外的研究范式直接套在中国有关同性恋群体的研究上。目前，在国内范围内社科院的李银河教授和青岛大学的张北川教授对同性恋群体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李银河教授的《同性恋亚文化》一书，影响很大。她在国外做了大量的研究，回国后，她的视线转向国内，但是还没有形成像先前《同性恋亚文化》这么有影响且系统的理论著作。张北川教授是同性恋研究中的实践派，他组织的“彩虹工作组”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影响。但是，他的课题是将避免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和防止艾滋病联系起来的，这样对于同性恋群体本身的研究就有些狭窄。另外，张北川教授的研究群体集中在男性同性恋群体上，女性同性恋群体就成为研究的一个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