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性别不平等的不同视角

一、观察性别不平等的不同视角

1.功能主义视角

功能主义理论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各种相互关联的地位和角色构成的系统，认为社会有一种均衡的基本趋势，并且各种角色和地位之间在正常情况下处于和谐与互补状态。这样，功能主义者往往把传统的性别角色看成是有助于社会有效运行的。因此，功能主义及受功能主义启发的关注性别的观点，都致力于揭示性别差异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整合。

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现代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源于早期社会中所形成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是建立在性别差别的基础之上的。妇女所具有的生育孩子的能力决定了她们的工作角色；她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范围内度过的，职责是喂养和照料孩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多数婴儿都不能长大成人，这就要求每个妇女一生中要生育和照料6—8个孩子，以保证他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人口不会下降。上述原因，加上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寿命很少超过35—40岁这个事实，严格地限制了妇女的工作选择。另一方面，由于男人没有受到必须待在家庭附近的约束，也由于他们拥有更强壮的体力，因此在早期社会中，男人的工作是打猎和帮助部落反击食肉动物和敌人的侵袭。他们这种获得食物的强壮与能力使得男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性别。这种统治地位慢慢地在全世界的社会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社会角色中变成一种制度化的安排。从而，传统的、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在前现代化社会中可能是最有效率的或最实用的制度安排。

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贝尔斯将源自小群体动态研究的原则应用于家庭研究中，通过一个有关家庭的经典分析，得出结论:男女之间传统的、泾渭分明的分工，在现代社会仍然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安排。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看来，劳动的性别分工分明的家庭运转效率最高。在这种分工模式中，女性扮演表达性（expressive）的角色，负责照料孩子并为其提供安全和情感支撑。而男性则扮演工具型的（instrumental）角色，负责养家糊口。由于这一角色要承担压力，因而女性的表达性和提供照料的倾向也应该用来抚慰男人。这一源自性别间生物差异的补充性劳动分工将加强家庭的团结。传统的功能论者认为，这种性别角色结构对于核心家庭的顺利运转是重要的。因此，从出生那一刻起，性别角色期望就开始传递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得到加强，其中有两种机制起了很大作用:区别对待和角色认同。这两种机制在家庭、学校和大众媒体的活动中随处可见，到了成人期，通过社会化获得的性别态度便如此根深蒂固。

功能主义分析者们还强调了一个由夫妇双方和孩子组成的完整家庭对社会的重要性。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认为母亲是孩子初级社会化的关键。如果母亲不在，或者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与母亲分开——即一种被称为母爱剥夺的状况，孩子将可能面临不充分社会化的极大危险。这将对其以后的生活造成严重的社会和心理困难，诸如反社会和心理变态倾向等。鲍尔比认为，由母亲扮演传统的性别角色，有可能使孩子形成稳定的联系，并从稳定的角色模式中获益。只有通过与母亲紧密的、亲身的和持续的关系，孩子的幸福和精神健康才能得到最大的保证。他的确也认为生母不在时，“代母”可以取代其位置，但建议代母最好也是女人，这无疑表明了他的观点:养儿育女完全是女性的责任。

虽然功能主义的观点曾得到广泛的支持，但因为其忽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以及传播一种过于保守的社会世界观而受到强烈的批评。

2.冲突论视角

尽管大多数冲突论者同意功能主义者关于传统性别角色起源的说法，但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这已经过时。冲突主义理论强调，文化是由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形成的。从古到今，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已导致了性别角色安排的改变。例如，人们认为妇女更早接受家庭角色，部分原因是当时缺乏现代药品和有效的生育控制方法，以及当时还不存在能够取代男子体力的技术。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在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家庭已不再是一个生产的中心，妇女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窄，最后缩小到只剩下家庭妇女、母亲、妻子三个角色。但是，工业社会是以周期性的额外劳动力需求为特征的，因此妇女逐渐被允许进入市场经济。最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来自于下层阶级；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仍然被要求待在家中。然而，随着阻碍妇女完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经济、社会和技术障碍的消除，妇女角色发生重大改变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冲突论者还强调，男性统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作为统治集团，男性可以限制妇女接近由男性分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机会，以减少来自女性的竞争。只有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转变才能改变这一模式。冲突论者把性别不平等当作另一种产生冲突的社会分层进行分析，特纳认为其中最具影响性和代表性的是科林斯、布鲁姆伯格与查非茨^[31]。

在柯林斯的理论中，体力与关于物质和符号资源的讨价还价是关键变量。当两性中的一方控制了强制手段时，这一性别就可以用这一力量来支配另一性别，并建立一个性别不平等的体系。力量较弱的那一性别必须采取策略减少这种力量的优势。同样，当一种性别不均衡地控制了物质资源，以及产生这些资源的经济生产过程，这一性别就有能力控制两性间关系，并将这些关系建构进性别不平等的系统，而力量较弱的性别则必须寻求讨价还价策略以改善经济权力中的弱势。在历史上，这些性别不平等的基本动态明显地偏向男性，男性比女性有微弱的但决定性的强制力优势，并且他们用这一优势控制了经济、大部分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资源。

与柯林斯关于性别分层理论相反，布卢姆伯格提出的理论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取向。布卢姆伯格理论以狩猎、采集、农业社会及工业社会等不同社会类型的广泛的经验知识为基础，解释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妇女相对于男性的地位。布卢姆伯格认为，性别分层最终是由相对于男性、女性对生产手段和剩余产品分配的控制程度决定的，对生产手段和剩余产品的控制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大小，影响其政治权力、声望以及其他分层资源的水平。布卢姆伯格认为，性别不平等“嵌套”在不同层次的外部环境中:男女两性间的关系嵌套在家庭之中，家庭又嵌套在社区之中。如果一个社会大得足以产生强制性的国家和阶级分层的体系，那么家庭和社区就嵌套于阶级结构中，而阶级结构容纳在一个更大的由国家掌管的社会之中。这种嵌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妇女对经济权力的控制可以被置于不同的层次，如果在某一层次上妇女拥有最强有力的经济权力，这一层次就会影响其他层次社会组织中妇女所掌握的权力。

特纳协调了各冲突理论之间的差异，提出了一个综合的、一般的性别分层理论框架，如图9-2所示。图中表现了性别分层变量作用的等级与“类别”，每一类别都为关键的内部动态展现了一个模型，尤其是那些受到其他类别变量影响的变量。

图9-2　特纳关于性别分层的一般综合模式图

特纳认为政治经济变量作为背景因素，包括技术类型和水平、生产水平、权力的集中、与其他社会战争状态的程度、血缘和家庭与生产和政治之间的分化程度、社会分层的僵硬程度和政府结构的水平与形态等多种因素，对基本因果条件起作用。基本因果条件包括性别生产组织、性别再生产组织、性政治；性别生产组织包含三种理论因素: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之间的调适程度、工作活动中性别分离程度以及与性别相关的劳动的供给与需求。性别再生产组织的关键变量包括生育与婴儿护理技术、两性花费在照料孩子上的时间、婴儿死亡率、组织或亲属群体提供婴儿照料选择的程度、再生产劳动中阶级分层的程度（在上层社会中雇用低层阶级的个人照料婴儿）。这些变量值决定了社会再生产的组织方式，再生产方式与生产的性别化组织相互影响；性政治变量表示男女向对方施加影响与权力的组织方式，包括四个变量:男性的冲突群体在社会中的存在程度、男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妇女的财产、性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政治联盟以及性爱市场的广泛性。基本因果条件的三大类别是与政治性经济的本质相联系的，随着政治性经济的影响，这些基本条件对性别资源动员和性别运动、冲突产生因果影响。性别资源动员变量包括:第一变量是妇女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一定的收入，从而使她们建立组织的活动得到支持与资源。第二变量是妇女控制财产的程度以及男女财产之比。第三变量是社会继承结构:妇女是否可以继承财产。第四变量是家庭组织与政治力量是否允许妇女建立联盟，以防止丈夫向她们施暴。第五变量牵涉到男女性别的文化（意识形态、规范、刻板效应以及其他符号系统）独特性。与此变量相关的变量是两性在价值与其他标准上的地位:在标注着男女之间差异的文化符号系统中，妇女是否被赋予声望与荣誉以及被赋予的程度。第六变量是在政治、经济与符号领域精英中的男女比率。这些相互关联的变量，决定了妇女在性别分层体系中角力的资源水平与资源类型，也同样影响即将出现的冲突性质与水平。这些变量的取值受政治经济组织类别、生产的性别组织类别、再生产的性别组织类别、性政治类别中的关键变量影响。妇女可以动员的资源越多，她们就越可以寻求减少男性在政治经济上普遍优势的冲突，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性别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性政治。但是，动员资源寻求冲突的能力还受别的变量影响。变量一是反向的运动可动员起来的程度。变量二是性别冲突可以从其他冲突中获得的同盟者（如种族群体与工人阶级运动中找到盟友）的数目。其他运动中的资源与组织越多地被吸引到以性别为趋向的冲突中去，动员的水平就越高，冲突就越有可能改变政治经济的背景性因素，以及生产、再生产与性政治领域的基本因素。

柯林斯、布鲁姆伯格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以及特纳的关于这些理论的归纳展现了性别不平等、分层与冲突中的因果联系线索，使性别分层的科学理论高度发展，以创造性的方式拓展了冲突理论的传统。

3.互动论视角

符号互动论者极力强调人类制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性是人类具有超凡的符号使用能力，这种能力既使人类区别于人类以外的“他者”，也与“他者”密切相联系。人们能用“符号”象征化表达和处理客观事物、思想，并进行交流。人们在交往之中不仅使用词汇和语言符号，他们还使用具有一般含义和相同理解的面部表情、语音语调、辅助体态和其他象征性姿态，象征性姿势也成为符号。正是人类所具备的制造符号和运用符号的能力，社会组织模式会被创造、维持和改变。

社会性别是被符号所定义的，性别符号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符号代表着重要意义。社会文化建构了一系列的关于“男性”和“女性”的符号，其实质就是一套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包含等级与区隔逻辑的分类系统。符号不是实在，甚至也不是人所能感受到的那部分实在，但是它的确建构了社会事实。这一点在社会性别的建构中尤其明显。从性别身份的语言符号比较可看出，“人”（man）的涵义或意义总与男性相关，甚至等同于男性，而与女性保持间接相关甚至不相关的联系。汉语中，凡是与女性相关的词汇，都不忘以“女”的偏旁等符号形式进行标示和限定。构成对“女”这个符号的强调；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对男性与“人”的涵义之间的“必然”关系的强调。

该理论对性别不平等研究的贡献，在于以其社会学的框架和范式，为后续的符号互动论在性别不平等领域的应用性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互动论认为人类是处于由许多有意义的实体组成的世界之中，这些“实体”可能包括有形物质、行动、其他人、与人的关系，甚至符号。例如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Cecilia 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的性别歧视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地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美国人类学家斯坦利·罗布森和苏姗·道曼斯则运用互动论，从父母对子女两性符号命名的机制方面，探析了现代性别角色符号的表征意义及对人际互动的关联制约因素。

总而言之，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类制造和使用性别符号，借助性别符号进行性别角色交往；通过性别角色领会，包含对他人所传递或显露的性别符号进行解读，进行互动，性别角色的互动建构社会的性别基础。在此基础上或可寻觅出个别家庭内举案齐眉式的浪漫故事，随着女性社会互动面的增加，性别不平等的符号将日渐暴力化，进而冲淡那抹浪漫色彩，整个社会便难以演奏出男女琴瑟和谐的主旋律。

4.女权主义视角

女权主义又称女权运动、女性主义（feminism），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草根运动，每种文化中的女性主义运动各有其独特性。女性主义根源于西方的进步主义，并与资本主义的人权运动有内在联系，以18世纪启蒙时代思想家为起源，在19世纪渐渐转变为组织性的社会运动，经历了三次高峰。

女权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并争取妇女的权利、利益。女权主义的基本观念认为，现时的社会建立在一个男性被给予了比女性更多特权的父权体系之上。由于关于社会性别的社会学理论大体上具有男性主义的取向，在20世纪60年代，即女性主义的第二次高峰阶段，女性主义哲学进入高潮，在批判男性主义取向的理论缺陷过程中，波芙娃、弗里丹、米莉特被沃特斯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家。

在批判性别不平等的男性主义倾向中产生了各种理论派别，大致有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文化女权主义和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等。

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从社会和文化态度方面寻求对性别不平等做出解释，认为两性不平等不是天生的，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结果。强调无论男女，都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特别是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职业和受教育方面。它呼吁通过改变对女性不公平的态度和法律，实现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机会平等。

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性别不平等是由父权制造成的，男性控制女性的父权制是历史的必然现象，父权制获得了性别分工的支持和强化，渗透到工作、政府、宗教和法律领域。激进的女权主义的核心是男人造成了对妇女的压迫并从中获益。提出女权主义的理论任务是理解性别制度，女权主义的政治任务是终结这一制度，这种观点使性别政治作为社会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激进的女权主义强调性压迫，认为性压迫自成一体，无所不在。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性别不平等源于经济不平等、相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态度。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共同作用下，妇女处于次等的位置和被压迫的位置。它关注女性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之间的互动关系，要求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来改变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界定和划分这些二元对立范畴的目的是表明它们之间的高下之别，即每对范畴中总是一方比另一方更有价值。生态女权主义更多地发展成为行动，即各种各样的妇女环境活动，并通过这些行动来强调女性气质的优势。

文化女权主义又称为女权主义的道德理论，它以激进的女权主义为基础，希望把妇女从“男性价值”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根据“女性价值”创造一种替代性的文化，并由此形成反主流的文化社会运动。

后现代女权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理论思潮的出现是与有色人种妇女、工人阶级妇女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学者对传统女权主义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密切相连的。它首先否定了传统女权主义男女平等的概念，认为传统女权主义虽然始终在谈论平等，但对女性应该同哪个阶层、哪个种族的男性平等，却从未回答，也无力回答。“平等”就意味着“相同”，而生活中相同是相对的，差异才是绝对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甚至认为“女性”也不是一个有用的女性主义概念，因为不存在一个具有共同经验和利益的妇女群体。后现代女权主义分为两大理论流派，即本质论和构成论。本质论基本上承认男女是两个相对立的范畴，它以解构主义为方法论，重新讨论女性解放的可能性。构成论则否认男性和女性观念，认为两性平等观是男权的思维逻辑的延续，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它认为，“两性平等”的理论和实践无助于真正改变女性的地位，它广泛吸收当代各种后现代主义观念，放弃了对女性解放具体目标的追求，而是去解构社会意识、思维习惯、人的主体性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