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体验与农民工现代性的提升

3-3.城市体验与农民工现代性的提升

作为开路先锋的一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中尽管饱受了诸多的艰辛，在目睹了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方式后，也真切地激活了一度沉睡甚至麻木的被剥夺感。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着改变命运的内在驱动力，城市体验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使他们改变着生活方式，趋同着城市的文明。尤其是农民工的子女，他们或很小就跟随父母生活在城市，或者就是在父母漂泊的流动生活中出生。作为“新生代”，他们对城市更是有着不同于其父辈的认同意识。这种代际之间城市意识、行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社会的进程。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人口在向城市人口转移的过程，不仅会影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其终极指向必然是农民工在城市社区中生活观念的转变，是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培养并实现质变的过程。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同质性极高的人口聚落，而城市是由高密度、多元异质的不同群体组成。因此，由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使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培养出了积极、进取、自主、自信的现代性品质。农民工则身处乡民社会与城市文明之间，一方面，他们依靠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城市找到安身谋生之所，但却因其职业特点以及经济地位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他们无法真正于融入城市社会，缺乏归属感和参与意识，从而阻碍了农民现代性意识的生成和发展。另一方面，生活在城市，耳濡目染中接受着新观念的熏习，其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诸多的访谈个案，大量的调查数字都显示出这样的事实：进城后的农民有“八变”，即观念变新了，求知欲变强了，交际范围变广了，关心的话题变多了，眼界变宽了，脑子变活了，胆识变高了，行为方式变文明了，这八个变生动而又形象地反映了农民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是城市体验对农民工心理产生的巨大效应。如果将这种整体的判断落实到具体的调查个案中考察，我们会对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有更为清晰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通过对湖南嘉禾县钟水乡一个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剖析，揭示了外出务工对个人心理的影响，主要包括:①具有自觉的社会流动意识；②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增强；③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体现出一种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④重视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有所作为；⑤获得新技术与个人成就感增强；⑥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男女平等的观念增强，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基于此，该学者提出对于不发达的村落社会，外出务工是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现代性程度的基本途径和动力。⁽⁸⁰⁾还有学者通过对“浙江村”的实地考察，指出城市农民工的流动经历与他们的城市生活体验，在促成个人现代性方面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就前者而言，单纯的流动经历无疑能够提高离土农民的个人责任感、自我依赖、风险意识、灵活性和适应性，但却难以使他们养成现代工业或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秩序感、计划性、时间感和科层制原则；而就后者而言，尽管城市及城市文明能够赋予个人在其间生活的最起码的现代特质，但对一个没有流动经历因而显得生存能力不强的普通中国农民来说，要想进入依旧壁垒森严的城市自如地生活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无论是流动经历还是城市体验，都是一个普通农民完成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⁸¹⁾

进入新世纪，随着农民进城数量的逐年攀升，信息资源的全方位渗透，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习性和农民心理的保守和封闭已在跨区域的流动生活中渐趋消解。虽然城市农民工与城里人的交往只是一种浅层次的联系，城里人并未进入农民工家庭的核心交往圈子，但农民工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变却是不争的事实。来自福州市五区132户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显示，问卷中90人（68.2%）表示自己的思想观念与父母有了一定的差别，其中35人（26.5%）表示差别“比较大”或“很大”，其中提到消费观念有差别的71人（53.8%），职业选择观念有差别的41人（31.1%），择偶标准产生差别的40人（30.3%），其他方面还有差别的12人（9.1%）。在问及“当别人侵犯了您的利益时怎么办”时，过去会“找司法机关解决”的只有34人（25.8%），现在则上升到66人（50.0%）。这说明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此外，家中大事的决定权，过去由“男性家长做主”，而现在变为“男性和女性家长共同决定”或“由全家人协商”的有25家（18.9%），民主意识成为建构家庭生活的基本观念。⁽⁸²⁾对南京市610名农民工的调查，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农民工价值观念的现代性提升。以其婚姻家庭观念为例，在回答“外出打工，对你的婚恋观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时，50.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不能过早结婚”和“要有婚姻自主权”。而认为择偶应“看重人品和感情”的占74.8%，“看重经济条件”的只有4.3%；50.9%的人认为双方感情是影响家庭和睦的最重要条件。对于没有领证就住在一起的，认为“只要感情好，可以接受”和“只要双方愿意，可以接受”的有61.2%，“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有21.8%。对于自己的一个熟人（女性）即将离婚，认为“只要感情破裂，可以离”和“不干涉”的有42.5%，而认为“女性应该从一而终”的只有4.7%。就对自己的婚姻家庭满意程度而言，“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40%。对于熟人被发现有婚外恋或艳遇，认为“只要对方人好，可以交往”占40.7%。甚至对于女孩傍大款、当小蜜的态度，“只要对方人好，可以交往”的也有26.8%。⁽⁸³⁾城市农民工观念的这种变化，也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他们的家乡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带动乡村社会在价值观念上的变迁。虽然他们对城市社会和文化的融入是有限度的，但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已经使昔日的乡民接受了城市文明的洗礼，已经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与生存观念的熏染。就此而言，他们更为“农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