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何曾是我们的

落月先生：上海何曾是我们的？

几年前的深夜，从上海坐火车去外地，旁边坐一上海中年男人，貌似还算难得有趣一些，就和他多聊了几句。期间，难免要彼此感慨上海竞争之大，生活压力之重，那男人于是以一长者和过来人的口吻告诉我：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意思无非是劝我，毕业后不如回家乡发展。“像你这样年轻，又有学历，回去大有前途。”我笑而不言。到南京，他先下车，起身拿了行李，走在过道里的时候，突然转过身，大声地对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就会明白我说的话了。”

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但是毕业后，还算选择了留在了这个城市。

前年的冬天，租住的小区内的居委会的人，在四楼的底下按我的门铃，大声地告诉我去领社保卡，下楼的时候，遇见一中年阿姨，突然用一口上海话和我搭腔，意思没大听明白，貌似是说“侬是上海人啦？”似乎有些半是祝贺半是诧异的意味，我笑。

到居委会领了社保卡，那中年大叔以一种颇有感伤的语调对我说：“以后上海就是你们的了，还是你们这些新上海人有前途啊。”我只好善意地笑。他又问我做什么工作，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等等。或许是害羞，或是为了维持一种读书人的自尊，更或是不想戳破刚吹起来的色彩绚丽的泡沫，我故作镇静地说：“不多，也就几千块。”至于那个数字具体是多少，我没好意思说。

打车的时候，中年司机颇为自豪地跟我说他爷爷当年从山东逃荒到上海，抗大包，卖体力，解放后做工人，辛苦了一辈子，才留下一间平房。到他父亲的时候，一辈子挣下了一套房子，而他现在手里有三套房子。

他说，现在上海的房价这么高，你们年轻人应该到外地去。说他儿子在厂里基本不做事情，事情都交给外地人做。还说：“哎呀，你们研究生毕业怎么也才三千块一个月。”（这一次我老实交代了工资。）

是的，我们应该到外地去，专家也都如是说了。可我却还赖在了这个城市，以至于回老家的时候，每每当有幼时的玩伴或亲友半真半假地对我说“上海是个大城市，在上海混好啊，赚大钱啊”时，我都有一种受难的烈士被瞻仰的感觉，崇高而又悲壮，这并非是文艺青年一贯的矫情，而是其中艰辛唯有自知，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笑话罢了。

或许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话，所以我才选择留在了这个城市，宁愿把自己活成别人那里的一种风景，虚伪地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光鲜的“成功者”，而不是一个懦弱的失败者。

再说，回哪里去？哪里的老虎不吃人？相对而言，上海应该还是比较温和一些。

固然我一直并没有把这里当作是属于我的，但不可回避的是，我越来越习惯了这里。以至于每次返乡之后，我会想念这里，我也暗暗地对家乡的一切都变得挑剔起来，对县城的肮脏与混乱持有一种鄙夷的态度，也会在下了火车，走进明亮的地铁之后，产生一种舒服的感觉。

我奇怪于这种感觉，甚而是惊诧于自己的改变。但我还是认为这个城市不属于我，我仍然只是这个城市的外来者和暂居者。尤其是每每走过挂着高昂房价的中介橱窗，带着一种忧伤的情绪将厚厚的一叠房租交给那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上海男人之后。我对于这个城市，竟然有一种愤懑的情绪和“革命的心理”来。

父辈们教导的法则，是要努力在这里活着，活得更好，争取在这个城市买房，买车。很多人都说，家乡太远，回不去。于是我们有了田园牧歌式的乡愁。也有很多人说，与其抱怨，不如老老实实地挣钱，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可我，在这个城市第五个年头了，唯一自豪的时候，就是每每有人跟我说上海话的时候，我会正色地告诉他“对不起，我听不懂。” 如果把这当作“无产者”最后的反抗的话，也的确是很悲伤的事情，虽然，这种反抗很快就会在别人那里被消解为一种轻蔑。

可另一方面，我也在一些时候会不经意地蹦出两句上海话来。事情就是如此的吊诡，或许两年前我选择了留下，就决定了这一切的发生。

尽管说上海应当属于我们，可上海怎样才能属于我们？或许我们本不应该属于这个城市。来了，就应该离开——这也是许多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想法。既然选择了留下，就应该遵守游戏法则，想重新洗牌？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