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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扶贫开发模式研究

时间:2022-03-1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农村扶贫开发模式研究——“整村推进”与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曲 玮“农村扶贫开发模式研究——‘整村推进’与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是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项目批准号为06XJY015,课题负责人曲玮。扶贫模式是反贫困理论的实践基础。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在对我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研究中,根据政府扶贫资金投入相应地提出三种模式:贴息贷款扶贫模式、以工代赈扶贫模式和财政扶贫模式。
农村扶贫开发模式研究_“整村推进”与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_学苑英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项目精选

农村扶贫开发模式研究——“整村推进”与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

曲 玮

“农村扶贫开发模式研究——‘整村推进’与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是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项目批准号为06XJY015,课题负责人曲玮。

扶贫模式是反贫困理论的实践基础。工业革命之后,贫困问题开始被社会重视,成为经济学的基本课题之一。尽管主流经济学多注重将贫困归结为资本、制度、人力资源等以社会因素为主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认,地理环境条件对人类经济活动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虽然不同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因子以不同的方式导致了农村的贫困,即产生贫困的原因不尽相同,但结果确是相同的,都是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得不到基本保证。

扶贫模式是在扶贫战略范畴下形成的,关于扶贫战略的研究国外学者和机构,如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缪尔达尔、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都有大量的有价值的成果。

中国农村扶贫模式是在中国农村多年扶贫历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993年汪三贵较早开始扶贫模式的研究,提出了3种经济开发模式:以资源为主体的资源依托型、以资金积累为主的资产积累型和以技术带动的技术驱动型。夏英在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反贫困干预的研究中,还就“缓解贫困系统的建设”进行了探讨,认为各种不同的扶贫计划、项目、方案,一般都包括3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扶贫计划的设计系统、扶贫项目的传递系统、扶贫项目的接受系统。尽管夏英没有提出扶贫模式的概念,但其研究对扶贫模式的划分有着重要的启示。朱凤歧等总结了我国5种扶贫模式:直接扶贫农户的模式、农民自愿组成经济合作互助组织的扶贫模式、开发项目建设的扶贫模式、组织社会力量的扶贫模式、东西合作帮扶的扶贫模式。1998年,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反贫困研究”课题组首次明确提出“扶贫模式”的概念,并提出7种有代表性的反贫困组织形式、操作模式:山区综合开发、温饱工程、人力资源开发、“巾帼扶贫”行动、小额信贷扶贫、以工代赈和项目带动农户经济发展。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在对我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研究中,根据政府扶贫资金投入相应地提出三种模式:贴息贷款扶贫模式、以工代赈扶贫模式和财政扶贫模式。李周还就政府非专职机构扶贫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朱玲等对以工代赈研究、吴国宝对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研究、孟春对公共工程扶贫模式研究等单项扶贫模式研究均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1998年,甘肃省率先在全国提出并探索、实践了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新模式。2001年被写入《中国农村贫困开发纲要(2001-2010)》,在全国进行推广。

扶贫模式的提出标志着扶贫实践的成熟,研究扶贫模式是总结我国农村扶贫实践的切入点,是有中国特色扶贫理论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标志。其理论价值,不仅可以丰富反贫困理论,还可以为制度经济学提供制度变迁的实证案例,对于完整地理解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轨迹也有启示。其实践价值,在于规范和推动我国新阶段扶贫工作,直接为国外了解和借鉴我国扶贫经验,扩大扶贫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世界反贫困进程提供帮助。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尽管国家加大了扶贫开发、援助贫困的力度,却仍有一部分地区的人群不能摆脱贫困的困扰。贫困面的不断缩小与脱贫难度的增加呈显著的正相关。为什么相同的方式、等量的投资在甲地和乙地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呢?地域差异与地理环境制约是至关重要、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研究提出研究“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就是要寻找地理环境因子对贫困的影响。中国尤其是甘肃的贫困农村,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水资源严重匮乏,生态脆弱,生产力低下,交通、通讯闭塞,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因此,运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解释人地关系的互动性,求证贫困地区地理环境的约束与贫困现象之间的关联,以及不同地理环境条件对贫困的影响能力、影响程度和频度等问题,以便找寻更适宜的扶贫模式是研究的创新之处。

尽管主流经济学多注重将贫困归结为资本、制度、人力资源等以社会因素为主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认,地理环境条件对人类经济活动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虽然不同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因子以不同的方式导致了农村的贫困,即产生贫困的原因不尽相同,但结果确是相同的,都是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得不到基本保证。

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程度不断加深,人与自然矛盾日益凸现。特别是近代工业化过程带来的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一系列人地关系的严重失衡,形成了一个地理环境因子与社会经济发展因子组成的循环连锁反应,使人类越来越受到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的挑战和困扰,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涉及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诸多问题,其关键还是在于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地关系协调就是协调资源、环境、人口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

对于反贫困行动而言,就是要着重解决资源、环境约束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问题。我国西部地区虽有广袤的国土和丰富多样的资源,这本是优势所在,但由于西部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资源组合不佳,生态脆弱,环境退化,交通闭塞,发展成本较高,形成了较多的贫困人口和较大的贫困面。特别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交通、通讯闭塞,生产力低下,人口素质差,地理环境上的问题对居民生活的改善产生了强烈制约,贫困人口为维持自身生存的基本需求严重依赖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如果在没有外部经济资源注入的情况下,为满足对食物的需要人们就不得不简单地开垦更多的土地,使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造成环境退化。经济贫困和生态贫困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因此,保护生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成为新时期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必需要解决的问题。

20世纪末,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改善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地理环境。进入新世纪后,国家通过政策调整,大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通过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着力改善落后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在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研究运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客观地认识资源禀赋、环境条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定量评价不同地理要素对贫困的影响程度,分析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过程,为理性选择反贫困的战略、采取针对性强的扶贫开发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第一章,导论。从介绍地理环境与贫困概念、并论述贫困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入手,通过阐述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提出论文的假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设计出论文研究的完整框架。

第二章,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综述。首先通过回顾介绍贫困标准和程度测定,对贫困有了基本的认识;其次,通过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双重视角来解读贫困的成因及其理论,梳理出一个比较明晰的理论脉络;第三,立足于发展经济学反贫困的基本理论和模式,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论。

通过上述对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综述和梳理可以看到,尽管纳克斯、纳尔逊等人都提出了资源禀赋与贫困的相关性,但是由于他们依然立足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贫困问题,强调资本、制度、人力资源等社会因素是导致贫困发生的主要原因,并没有将资源与贫困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贫困与地理环境、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于贫困理论和反贫困模式的研究也开始更加关注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假设,以甘肃省为例,求证贫困地区地理环境约束与贫困的相关关系,以及不同地理环境条件对贫困的影响能力、影响程度和频度等问题,最终回答下面3个问题:(1)在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体制背景下,自然地理环境对于贫困的制约程度有多深。(2)在特定的区域内,众多地理环境条件中哪些因素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力?其作用的方式怎样。(3)扶贫开发的措施能够通过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缓解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约束。

第三章,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分析框架。通过分析气候、地形、土地与土壤、水资源、自然灾害等主要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以及经济区位、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环境退化和社会发展其他因素等人文环境因素对贫困产生的影响,进而从人文地理学人地关系理论的视角讨论贫困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核心问题——地理环境是农村贫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最终确立地理环境贫困效应的分析框架。

第四章,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实证分析:以甘肃为例。考虑到以省域为研究对象可以忽略由于扶贫政策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周边环境等因素的明显差异对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分析所带来的干扰,将省域环境看作为统一的整体;同时甘肃地理环境复杂,贫困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地理环境约束特征,因此选择甘肃51个国家和省级重点扶贫县,确定了自然条件和区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这2个一级指标,其中包括13个二级指标,共26个自变量,运用Panel Data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农业气候资源条件、土地资源条件、旅游矿产等其他资源条件、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自然灾害以及地形条件等地理环境因素都不同程度地约束县域内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贫困发生率的有效降低。从分析中也可以看到,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策体系的支持,能够完全或很大程度上消除部分资源约束下产生的贫困,并且效果十分显著。

第五章,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困境及破解路径探析。城乡差距过大、东西部发展失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村,正是集“三农”和“欠发达”两大问题于一体的矛盾集中地,经济、社会问题更加集中。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系统分析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欠发达地区(甘肃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增收存在的困境,提出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应基于其自身社会、经济和生态特征,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农村生态环境、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同时把扶贫工作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从根本上实现西北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目标。

第六章,甘肃“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研究:基于地理环境约束及新农村建设的视角。回顾了近30年来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战略与扶贫模式,通过分析中国农村扶贫方式的形成与变迁,从地理环境约束的视角来观察国内较为成熟的扶贫模式,对中国农村主要扶贫模式的特征、变迁过程及效果进行评估,从“整村推进”实施的自然基础、核心内容着手,进行深入分析,总结“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基本特征,结合新农村建设视角,论证“整村推进”扶贫模式是适合甘肃农村反贫困的有效模式,赋予“整村推进”扶贫模式新的内涵。

研究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施直接针对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扶持政策,促进公共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

二、扶贫模式是扶贫主体和客体运用一定的资源、方法和技巧产生互动并达到扶贫目的的方法集合,模式的建立是“实践-理论凝练-再实践-再完善”的反复循环过程。

三、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中,贫困群众广泛参与,创新制度,把扶贫发展权、决策权交给了贫困群众。贫困地区农村新农村建设应重视多方位、长效的宣传动员,结合“整村推进”中总结出来的参与式方法及CDD(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模式奠定农民主体地位。

四、整村推进中的社会资源整合是对其有形和无形资产的重组。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应结合“整村推进”创新社会公共服务机制的经验,强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完善多层次农村教育网络体系化人力资源开发,增加针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社会改造和经济开发的基础,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质是为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福利水平和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以形成新农民、新社区、新组织、新设施、新风貌为目标,以加强农村道路、电力、水利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村综合建设计划。

六、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应结合实际情况,区别于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具体目标如下:贫困地区新农村是基于中等物质文明保障,有基本精神文明基础,具备一定高效生产协作体制、具有公共物品保障体系雏形,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农村社会结构。它既传承了以往“三农”问题一直关注的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农业产业化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等经济要素,同时也着重强调了西北贫困农村具体自然生态和农业生产环境特征,基于实际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对当地农民生活质量、精神质量以及政治地位的关注。

七、建议研究西部泛疆扶贫开发战略。西部泛疆区应涵盖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这些省(区)的大部分地区不仅是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重点贫困区,也是国家安全、生态保护、边疆建设、民族发展的重点建设区域。因此,研究西部泛疆区扶贫开发战略,对于推动西部地区发展、缩小东西部社会经济差距以及建设西部落后地区新农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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