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方向的偏离

一、家庭教育方向的偏离

●家庭教育成了学校教育的延伸

儿童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决定了家庭教育应当以培养儿童的情感、礼貌、责任感等方面的内容为重点。但是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变化，如今我国的家庭教育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家庭教育实际上成了学校教育的延伸，家庭成了许多儿童的第二学校。据1995年零点调查公司参与的“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国民的价值观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是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和尊重别人；而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对于责任感及宽容地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等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只有略多于50%的人认为教育儿童讲究礼貌是重要的；只有30%的家长重视培养儿童的责任感。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10个百分点。^[1]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主要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竞争压力的日益加大，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已经通过教育、通过成人对儿童的期望传导在了儿童身上，传导到了家庭教育领域。在高考制度仍然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制度的前提下，对于许多普通家庭来说，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改变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才能实现身份的转变和社会阶层的上升性变化。学校教育成为社会流动与分层的阶梯之一。面对激烈的社会就业竞争和升学竞争，许多父母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而家庭教育基本上以知识技能的教育为主，主要围绕着学校课程内容给儿童补充大量的辅导材料，忽视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行为习惯教育。甚至有的父母从三四岁甚至更早，便让孩子们学汉字、念唐诗、背宋词、练算术，对儿童的情感、兴趣爱好、自尊心、自信心、坚持性和创新能力等非智力因素重视不够。此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大部分家庭对于儿童接受高等教育的心理预期普遍增强，上大学成了家庭教育唯一的目标。在知识经济日益成为社会的经济形态的前提下，人们对知识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知识改变命运”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对一些经历了“文革”的儿童的父母来说，他们往往把自己没有条件实现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心愿化作为殷切的期待倾注在了儿童的身上，希望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实现自己曾经的愿望。上大学、上重点大学、上名牌大学，成了一些家庭教育的唯一着眼点。导致家庭教育的内容只围绕着高考科目，很多家长往往只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思维方式，根本不考虑儿童的心理感受、没有意识到家庭教育对儿童情感、意志和兴趣等非智力因素的重要作用，而是在家庭中对儿童进行文化知识的补习，儿童的情感、人格等方面的家庭教育内容大大地削弱了，家庭教育内容完全学校化，家庭教育成了学校教育的延伸。与此同时，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随着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社会热点职业往往成了父母对儿童未来就业的预期。许多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有一个比父辈职业更好的职业，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儿童的家庭教育重视知识训练，轻视人格养成和行为习惯的培育。

此外，我国现行的教育模式还存在许多问题，应试教育现象普遍存在。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家长把儿童取得好成绩作为家庭教育的出发点，家庭教育中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全力配合学校的应试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一些儿童的父母成了应试教育的强化者。如今，儿童在家庭里听到的父母最多的话就是，作业完成了吗？这是目前许多儿童正在经历的最普遍的父母的话语。虽然一些家长在教育儿童方面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家庭教育已经蜕变为学校教育的延伸这一事实是普遍存在的。

●家庭教育经验化和直觉化

科学而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特征的家庭教育方式是家庭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应当说，不论从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式上看，家庭教育应当与学校教育存在着显著的不同。特别是在学校班级授课制普遍存在的前提下，家庭教育更能够适合儿童的特点，更有利于对儿童进行因材施教，因为父母更了解自己孩子的特点，更知道自己孩子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儿童的家庭教育手段和方式的创新程度却远远滞后于家庭在儿童身上的感情和物质投入。家庭教育方式基本上完全取决于父母的经验和直觉，教育手段单一，不适合儿童基本的心理特点。家庭教育的立足点缺乏远景性和阶段性目标，家庭教育内容顾此失彼、家庭教育方式缺乏科学性等，已经成为我国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

在应试教育倾向普遍存在的社会环境下，受“知识至上”和“考试成绩至上”等思想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家庭对儿童的教育仅仅停留在认字，算几道题，背几句诗等层次上，而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的情感、礼貌、责任感等教育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有一个关于家庭教育的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在这个故事中，一个中国儿童拿着自己画的图画让父母看，儿童会说，你看，我画得像不像？同样，国外的儿童会向父母说，你看，我画得好不好？这一像一好，虽然是一字之差，其所包含的家庭教育方式却有很大的不同。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我国有60%的家长认为“智力教育就是天才教育”。对于这种认识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一位关注中国教育的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出现了这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当我们制造了许多智力发达，少年老成的“小大人”时，却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对在校大学生和成人进行起码的基础文明教育，包括进行“便后冲洗”，“人走关灯”，“洗完手关水龙头”这样的修身教育，出现了有违教育规律的严重倒错。^[2]

除此而外，家庭教育的世故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现在有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告诉孩子要多长心眼，不要随便相信人，要有好人缘等等。儿童过早地了解到成人生活中一些世故化的因素，天长日久，容易造成儿童在思想和行上变得老成世故。如今，成年人的一些世故化的教育影响，已经在一些儿童的生活中出现了。比如现在在一些学校里，学生之间相互赠送的贺年卡的赠言上写着“祝您”‘钱’程似锦”、“祝早日住豪宅、娶靓女！”、“早日升官当班长”等。在成人世界的一些世故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儿童之间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变得世故和世俗。

我们成年人应当感叹，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家庭里可以培养出“孔融让梨”、“王郎卧冰”等几千年来广泛传颂的典范？其实，当下我们所进行的“感恩教育”、“挫折教育”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其背后恰恰反映出了我国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家庭对儿童的情感教育也严重缺失。在一些儿童的父母看来，情感与学习成绩没有明显的直接关系。从整个社会来看，现在不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忽视情感教育的现象比较普遍。在剧烈的社会竞争和学习竞争的压力下，大部分儿童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儿童的情感和心理感受的重要性，家庭教育过程中忽视儿童情感培养和心理感受的现象比较突出，导致一些儿童的心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家庭教育中的溺爱与惩罚并存

我国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溺爱与体罚现象并存。在世界各国的家庭教育中，可以说我国儿童的父母对儿童的溺爱程度是十分明显的。儿童是父母的爱情结晶，爱儿童是每一个父母的天性所在，对儿童的爱是父母最无私的奉献。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其中包含了多么丰富的父母的关怀和付出。如果父母的爱让儿童没有感动，甚至觉得“理所当然”的时候，当父母对儿童的爱变成儿童心理负担的时候，这种爱就成了溺爱。所谓溺爱就是指父母在爱儿童的过程中上出现的情感因素超越理智因素的现象。适度的爱，理性的爱如阳光雨露，滋润着儿童心田。可是现如今，我国大多数父母对儿童的爱已经变成了一种忽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爱，这种缺乏必要的理性的爱往往会使儿童失去爱的感觉。尤其是在独生子女的家庭里，溺爱的现象更为突出。有的父母对孩子的疼爱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毫无原则的境地，凡事对孩子姑息迁就，百依百顺，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着。长此以往，导致一些孩子变得任性、骄横，以自我为中心。实质上，面对父母过分的溺爱，许多儿童在心理上并没有感到父母的爱。相反，儿童却感到父母对自己的限制太多，没有个人自由，甚至产生了反感的情绪。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过分的溺爱往往是剥夺儿童自由的另一种表现。这种非理性的爱被放大以后，父母对儿童的爱就变成了一副约束儿童的枷锁。对此，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一段经典的话：“一切都给儿童，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这是父母给儿童的最可怕的礼物。”“知心姐姐”卢勤有一个观点：“让儿童没有爱的感觉的爱就叫溺爱”。^[3]溺爱是一种缺乏原则和理性的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偏激性，容易将儿童引向教育的反面。如果家长的爱让儿童麻木，没有感动，甚至觉得“理所当然”的时候，爱的初衷已经背离，爱的悲剧已经拉开帷幕了。

问题不是说父母不能爱自己的孩子，或者说父母不能给孩子太多的爱；问题的核心在于，对孩子的爱不能变成溺爱，对孩子的爱要让孩子产生被爱的心理感受，只有当父母的爱像一股奔腾的溪流漫过儿童心灵的时候，爱才能在儿童身上产生奇迹，才能催生儿童感恩的意识和行为。否则，爱就会变成一种让儿童无法排遣的惆怅与负担，变成对儿童童年生活的一种剥夺。对儿童的爱，必须把握好一个尺度，要让儿童有爱的感觉和感动，否则，父母对儿童的爱就会错位、变味，就会导致父母对儿童爱得越深，对儿童的伤害也就越大的尴尬局面的出现。

我国父母对儿童的另一种由爱而生的变相形式就是体罚，包括身体体罚和心理惩罚两个父母。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在儿童的顽皮中渐行渐远的时候，当父母曾经或者正在的付出无所回报的时候，惩罚儿童的现象就成了一些父母的无奈选择。而且，一些通过惩罚儿童取得暂时效果的父母，还有一套自我解释的借口：“棍棒之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其实是父母为了缓解内心的不安的一种托辞，实质上惩罚儿童的现象是过分溺爱儿童行为的错乱，是父母为了实现其心中被功利目标的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行为，是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时父母唯一可以改变现状的权威表现形式。面对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和考试竞争的日渐加剧，一些父母对孩子“高标准、严要求”，甚至忽视了儿童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理感受。如果孩子的行为表现不符合父母的要求，就会遭到严厉的训斥，甚至打骂。对于一些儿童来说，父母的体罚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经常遭遇的、最熟悉不过的事情。

我国媒体公布的一项由教育界和法律界联合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庭中打骂儿童现象十分普遍，有2/3的儿童挨过打。有3.6%的儿童在家里“经常”挨打，“偶尔”挨打的比例高达57.3%，表示“从未”挨过打的儿童占39.1%；有15%的儿童在家里“经常”挨骂，“偶尔”挨骂的高达69%，表示“从未”挨过骂的只有16%。在挨打的儿童中，女孩占了90%以上。在被调查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中，也有近2/3的人在上小学和初中时被父母打过，有30%的人因为被体罚而导致精神忧郁。^[4]

我国家庭教育过程中儿童遭遇的另一种体罚形式是心理惩罚。我国家庭教育过程中对儿童的体罚带给儿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对儿童心灵的伤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些父母这样对儿童说“你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这句听起来似乎平常的话语，实际上是对儿童的一种心理惩罚，是父母对儿童表示失望、不理和孤立等行为的集中表现形式，其负面作用甚至远比肉体体罚更可怕。由于得不到父母的认可和赞扬，一些儿童在心理上就会产生失望、焦虑和不安的情绪，甚至会导致一些儿童产生自卑心理，从而自暴自弃。事实上，现实中有不少儿童正是因为一次考试失败或者偶然的一次错误，在父母有意无意的心理惩罚中逐渐失去上进心、失去学习的兴趣，甚至从此消沉的。

●不当的家庭教育加大了儿童成长的压力

在童年时期，家庭应该是儿童最舒心最温暖的身心港湾。但是，如今，许多儿童却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里，儿童离家出走的报道不绝于耳。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家庭已经不再是让儿童感到温馨和自由自在的场所，也不再是让儿童舒展身心的地方。最根本的是，现在的一些家庭已经变成了儿童压力的另一种发源地。对于许多儿童而言，其过重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学校，更多的是来自于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之后的“家庭作业”上。目前，在为数不少的家庭里，一些父母有意或无意地把一些并不属于儿童的、看似美好的主观愿望强加给儿童，形成了儿童不堪重负的另一种心理压力。如今，大部分儿童普遍感到家庭对他们的期望过高，成长的压力增大。对许多家长来说，他们十分注意的是社会的竞争性在加剧。为了儿童将来能够应对社会激烈的竞争，许多家长随时随地地向儿童施加着各种压力。甚至一些儿童的父母认为，如果现在过分强调儿童童年生活的幸福，就会造成儿童长大以后不幸福，因为现在的社会竞争日益加大了。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在《呼唤儿童文学》一文中说：“家长作为成年人所感到的生存压力越大，他们对自己的儿童的前途越关心；他们对自己儿童的前途越关心，越会强制自己的儿童更快更充分地满足当前社会对一个成人的要求，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儿童当下的幸福。”

2009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有82.1%的中国高中生表示父母平时最关心自己的学习成绩，位居父母最关心之首。报告还显示，我国家庭教育中因儿童高考失败而发生的遭受父母冷落讽刺或打骂的中国高中生超过三成。^[5]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父母对儿童这样说，“我们那时候条件差，都没机会念大学，现在条件这样好，你要好好学习，争取上个重点大学！”。如果我们留心观察如今儿童们放假之后在干什么，不难发现，假期里大多数的儿童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假期补习班，而且正是家庭有这样的需要，整个社会上的各种补习班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并且家长们常常怀着望子成龙的心态，人为拔高儿童的心理年龄，强迫儿童参加各种补习班。与此同时，一些儿童的家长片面地理解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敏感期”“关键期”的意义，为了抓住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所谓“敏感期”、“关键期”，对儿童进行各种形式的过度教育和培训，期望儿童的智力在“敏感期”、“关键期”获得较大的发展，培养所谓的“天才儿童”。这种过度占用儿童身心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其结果往往是拔苗助长，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取得良好的家庭教育效果，而且导致了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逐渐萎缩。

儿童存在着个体的差异，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兴趣爱好，每个儿童的先天禀赋不同、所处的家庭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兴趣爱好不同、对自身的期望不同等，都制约着儿童未来发展的路径与可能程度，即使儿童所受的教育相同，也并不是每个儿童所达到的结果是相同的。可是，如今在“高考状元”效应的示范下，在名牌大学热的催化下，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用一些智力超常的“天才儿童”给所有儿童做榜样的风气。目前，每当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以后，各地的电视台、报纸都会集中宣传报道高考状元，高考状元、少年大学生等都会成为每年社会关注的焦点，这种情况也在无形当中加大了儿童的心理压力。科学的家庭教育应该是对儿童的全面教育，应该是一种侧重于对儿童进行非智力因素的教育。应该是适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阶段的融情感、品质和行为习惯为一体的教育活动。

●纯粹的物质激励，漠视儿童的精神养育

美国作家诺埃尔曾经说：“作为一个现代的父母，我很清楚重要的不是你给了孩子们多少物质的东西，而是你倾注在他们身上的关心和爱。关心的态度不仅能帮你省下一笔可观的钱，而且甚至能使你感到一份欣慰，因为你花钱不多并且给予了胜过礼物的关怀。”

儿童的成长过程，既是一个生理不断成熟的过程，又是一个心理不断成熟的过程。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一些社会价值和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一定的激励，激励在儿童社会化进程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在我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基于物质利益的日益表面化，许多家庭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往往比较重视物质激励，而对于儿童的精神世界关照不够，甚至漠视儿童的心理需要和精神需要。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既需要物质的关怀，又需要精神的抚育，只重视物质而漠视儿童精神需求的现象，其结果势必出现一种令我们成人大为吃惊的事实，那就是现如今家庭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但儿童的快乐感和幸福感却下降了。儿童的幸福感更多的来自于精神上的满足。正因为如此，许多成年人往往不时会怀念起他们曾经快乐的金色童年，而对于今天50岁左右的成年人来说，他们无限怀念的快乐的童年时期，正好是他们所在的家庭的物质条件并不宽裕的时期。由此可见，儿童的快乐和幸福感并不是完全由物质条件所决定。

在社会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条件下，我国大部分家庭基本都具备了满足儿童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给儿童创造一个丰富的物质条件，对我们这个长期处于落后和贫穷状态的国家来说，是大多数父母的愿望。不幸的是，如今，这种以单纯物质为激励手段的倾向却不恰当地出现在家庭教育方面，利用物质激励似乎已经成了我国父母们奖励儿童的唯一手段。例如，一些家长经常对儿童许诺，如果孩子各门课程的考试成绩全部都在90分以上，就给孩子买玩具和酸奶；要是能在全班排名中进入前三，就奖励100块钱。凡此种种，尽管形式不同，但以物质激励为主的手段却惊人地相似，尤其是滥用物质奖励已经在一些家庭中成了普遍化的倾向。令人忧虑的是，如果当儿童的追求转化成纯粹的对物质的获得，当物质成为儿童追求学习进步的唯一或者主要动力的时候，儿童何以能够产生对学习的内在兴趣和动力。

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2001年曾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五大消费先导城市进行了一次儿童消费市场调研，结果表明，五个城市中0岁至12岁的儿童平均每人每月消费高达897元，五大城市中0岁至12岁的儿童共约441万人，按平均每人每月897元计算，月消费总额近40亿。其中上海的市场最大，超过16亿元；北京和广州分别为9．6亿元和7亿元；五个城市儿童全年消费超过475亿元。北京儿童月平均消费仅次于广州，同样位居第二，平均每月为1009元。调查结果还显示，尽管食品与服装消费仍是城市儿童消费的主要部分，占儿童消费总支出的64．1%；但教育支出已占到相当比例，成为儿童消费的新热点。五个城市儿童的教育支出占据了儿童消费的五分之一强，达到21．4%，全年消费额已超过94亿元。五个城市儿童的零用钱每人每年平均245元，五个城市中0岁至12岁儿童全年零用钱总额超过10亿元。相对于其他收入组家庭，低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500元）家长给儿童的零用钱反而更高。西安的儿童最“富有”，过年得到的压岁钱平均高达349元；其次为成都，平均为324元；广州和北京分别为254和218元；上海的家长给儿童的零用钱最少，为195元。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1元至1750元）对儿童食品和服装方面的支出比例较高；而高等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2500元）则更注重儿童的教育，用于儿童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儿童消费总支出的27．4%，比例最高。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在5个城市中家长的文化程度越低，越注重儿童的“吃”和“穿”，初等文化程度的家长，用于儿童食品方面的投资占儿童消费总支出的60．5%。家长的文化程度越高，越注重儿童的“教育”和“娱乐”，用于儿童的教育投资占儿童消费总支出的21．8%，用于娱乐方面的支出占到8．1%。^[6]

从童年（儿童）社会学的角度看，必要的物质奖励可以促进儿童的社会化。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奖励还包括精神上的奖励（鼓励、赞扬）父母适时的精神奖励，以及对良好行为的明确要求，会促进儿童社会责任感发展。我国教育家陈佑兰先生说：“物质奖励会降低儿童对行为标准的内化，阻碍认知能力和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发展。”因为物质奖励就像体罚一样，只是一个外部动因，仅仅使用这种方式，父母是很难帮助儿童建立自我控制机制的，仅仅利用这种方式，也很难让儿童产生学习的内在兴趣和动力。纯粹的物质激励，对儿童精神需要的漠视，不但无助于儿童产生学习的内在动力，而且还影响着儿童正确的价值观的形成。长此以往，儿童的精神世界就会荒芜。而生活在物质丰富而精神贫困环境中的儿童，是难以感受到童年的快乐的。

●性教育的缺失成了儿童顺利成长的绊脚石

我国儿童的家庭教育中还有一个最大的缺憾就是性教育的缺失。长期以来，“谈性色变”可以说是我国绝大多数儿童的父母共同的行为表现。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据某媒体报道，深圳某学校一学生上健康课没带课本，教师经过了解后得知，是因为该学生的《初中健康教育》课本带回家后，其父看见书中有关涉及人体生理结构、青春期变化、性知识后就大为光火，一怒之下把书扔到了垃圾桶里。对我国大多数儿童的父母来说，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不具备对儿童进行性教育的知识和能力，是他们之所以选择对儿童回避这种问题的直接原因。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在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在现代传媒日益普及的前提下，一方面，成人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关爱情与性方面的广告随处可见；另一方面，我们成年人却面对儿童们关于性方面的问题总是讳莫如深，欲言又止。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家庭教育中最为尴尬的处境。

性意识的萌芽和觉醒，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必然的阶段和结果，也是儿童成长必经的人生经历和心理体验。伴随着儿童身体的不断成长和心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儿童的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他们不但对周围世界充满了好奇，对自身也充满了疑惑和好奇，总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而成人在面对儿童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总是遮遮掩掩，不置可否。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大多数成年人不但不能给予儿童正确的指导，而且总是用模糊的语言更加增加了儿童内心的困惑。造成儿童成长关键时期的心理关怀和青春期的指导与帮助只能成为书本中美好的描述。

“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每当面对儿童这样的追问的时候，很多母亲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你是我在大街上捡的！或许不同的母亲还会明智地给儿童更为巧妙的答案，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方设法地回避与性有关的问题。同时，我国学校教育在儿童的性教育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常见的情况是，在一些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凡是课本上涉及人的生生殖器官以及性方面的内容，教师一般都尽量轻描淡写地念一念，或者干脆让学生自己阅读，根本不可能根据课本内容给儿童以翔实的讲解。这种情况更加增加了儿童内心的困惑。

家庭教育过程中的性教育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是导致未婚妈妈、青少年性暴力犯罪等等现象根源之一。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也是每个人永久的学校。父母是儿童的启蒙老师，承担着对儿童的“摇篮教育”，同时父母也是儿童的终生老师，关系到儿童的“终生教育”。全国妇联于2007年开展了全国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状况抽样调查。调查报告说，“在碰到性骚扰该怎么办”的问卷中，有54%的家长表示没有对孩子讲过，有29.5%的家长讲过一点。在关于“青春期生理变化怎么应对”的问题上，有41.6%的家长表示没有对孩子没讲过，有39.5%的家长讲过一点。调查结果最终表明，儿童出现青春期生理变化，往往“不知怎么办”，“父母不在身边，感觉无助”。感到“心里害怕”的比例，女生高于男生10个百分点。^[7]

一个9岁男孩问父亲，“爸爸，我从哪里来的？”父亲回答：“你是我和妈妈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次日，小男孩又问爷爷，“爷爷，爸爸从哪里来的？”爷爷回答：“有一天老鹰叼了一个婴儿放在家门口就是你爸爸。”几天后，孩子的父亲检查儿子的作文，在一篇名为《我的家庭》的作文里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家庭真奇怪，从爷爷到爸爸，竟然已有两代人没有性生活了”。（互联网2009-02-07）

有一位母亲说，她7岁的儿子说他知道自己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钻出来的，但是他很想知道自己是怎么钻进去的。这位母亲不知道怎么回答儿子的“刁钻问题”。而另一位母亲的苦恼是，她10岁的女儿在上网时和同学互相传黄色图片，她不知道怎么去劝说女儿。

概括起来，我国父母在面对儿童关于性方面的问题时，基本采取了三种办法来回答儿童。一是尽量蒙骗儿童，许多父母会编造许多的荒诞故事，如“你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是我捡回来的”、“河里漂来的”，等等；二是训斥儿童，一些父母在听到这方面的问题时，往往会训斥儿童：“小孩子问这么多干嘛?”；三是尽量回避和拖延，面对孩子的追问，不少父母会尽量回避回答孩子的疑问：“等你长大就知道了。”总之，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儿童是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有关性生理方面的相关常识和知识的。对大多数儿童来说，面对青春期性意识的觉醒和萌动，他们的内心只能充满着疑惑和好奇，也只有从其他途径获得这方面的碎片化的相关常识。

从童年（儿童）社会学的视野看，儿童的性教育不只是读一本书，听一次讲座或看一次录像，而是一个涉及家庭、学校和全社会的教育系统工程。我国家庭教育中性教育内容的严重缺失，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儿童性知识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