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理论

三、新帝国主义理论

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反新自由主义、反新殖民主义、反新帝国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情况下，新帝国主义批判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充分结合生态学、经济学等各门学科，面向整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发展出新的批判向度。2007—2008年，新帝国主义理论主要发展出两个新的批判向度:第一，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的关系;第二，研究当代帝国主义的新形态。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1.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的关系

所谓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指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其中，最杰出的有:罗莎·卢森堡、希法亭、霍布森、列宁、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观点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持肯定态度。面对金融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意识地返回到这些理论，力图从中发现对今天重新认识帝国主义现象、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有价值的东西。近两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思考当代帝国主义问题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清理和比较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福斯特和印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成员们围绕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如何看待巴兰的依附理论与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的争论。《每月评论》在2007年、2008年两年间连续刊载了这一争论的系列文章。

福斯特提出他的观点最早是在《每月评论》2007年的第3期上。2007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40周年。《每月评论》在这一年的第3期上登载了乔奥·阿古亚对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所作的访谈。⁽¹⁵⁾在这个访谈中，福斯特明确阐发了回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对于我们认识新帝国主义现象的意义。他指出:在今天，我们只有坚持和维护《资本论》的理论原理，才能真正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目的是以彻底的辩证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将资本解释为一种社会关系，并在过程中描述资本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率、生产的不断革命化(需要越来越细致的劳动分工)、劳动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资本积聚和集中等观点，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为了说明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对今天人们认识帝国主义现象的意义，福斯特首先批评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他认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依据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段话来解读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看做是受线性发展的逻辑支配的。这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的误读。因为，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发展理论时，还同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并以此论述了历史发展的不平坦的、扭曲的、替代性的道路的思想。或许，马克思使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存在着许多缺陷，但马克思在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的确阐发了一种不同于任何简单的线性模式的非线性模式。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正是因为没有看到马克思思想的这一方面，所以，以简单的线性模式解读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并由此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强调所有国家都将沿着原初的资本主义大国的路线而发展。这是一种线性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及其所遵循的线性思维方式构成了我们今天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福斯特比较了当代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巴兰的帝国主义理论和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们的帝国主义理论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他认为，在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关系上，巴兰和希法亭、布哈林、列宁、罗莎·卢森堡等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以马克思的生产的积聚和集中、殖民主义，以及从工业资本的发展预示世界体系增长等思想为其根本，但是，他们却是以不同的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希法亭、布哈林、列宁、罗莎·卢森堡等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们主要以线性的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而巴兰则是以非线性的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因为，巴兰所提出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中的许多关键因素，都是马克思晚年著述中预示过的内容。⁽¹⁶⁾两者相比，巴兰对欠发达国家特殊发展道路的探讨，对于分析和认识新帝国主义更有价值。⁽¹⁷⁾

印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成员们不同意福斯特对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评价，也不同意他把巴兰的依附理论与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对立起来。他们认为，首先，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共产国际，都没有采取一种线性的理论方式。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遵循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在他的理论中，以辩证法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东方殖民地国家和被压迫国家的状况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斗争，提出:东方殖民地国家和被压迫国家，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制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而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无产阶级在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后，要进一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思想显然是一种非线性的社会发展观。这种非线性的社会发展观也存在于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分析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在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进而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这同样表述了非线性的社会发展观。所以，把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说成是线性发展逻辑的发展观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其次，巴兰的依附理论在分析受帝国主义欺压的欠发达国家的阶级状况时，的确表达了一种非线性的社会发展观，但是，这种观点与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绝非是对立的，而是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在新时期的发展。比如，巴兰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和阶级状况的分析就与毛泽东的思想极其相似，列宁和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就说了与巴兰相似的观点，而他提出的欠发达国家革命的观点也是俄国革命、共产国际以及中国革命对于帝国主义的早期批判的一种发展。可以说，巴兰的依附理论是有关冷战、新殖民主义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理论，亦是在回应中国革命的基础上的一种理论判断。当然，与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相比，巴兰的帝国主义理论更为成熟。但这一点并不妨碍肯定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价值，因为承认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贡献，丝毫不意味着抹煞巴兰杰出的理论贡献。⁽¹⁸⁾

作为对这一批评的回应，福斯特论述了两个观点:一是更正了他关于巴兰与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关系的观点。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50年后看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福斯特承认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的观点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种延伸。他指出，巴兰确实受到了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批判的影响。比如，巴兰在书中引用了毛泽东的关于中国本应该可以在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之下独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关于冷战后的全球意识形态分裂并不是简单地将世界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个阵营的观点，关于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成为了第三大阵营的观点等。二是强调巴兰理论的当代意义。福斯特认为，巴兰虽然受到毛泽东的思想和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思想影响，但他赋予了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理论以全新的含义，比如，他坚持主张任何彻底的斗争运动都必须建立在阶级力量可相互取代的关系之上，这就非常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无产阶级斗争。不仅如此，他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处理方式以非线性的思维方式挑战了右翼和日益僵化的左翼。

2.研究当代帝国主义的新形态

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两极体系的瓦解，以北约为核心的西方世界获得了空前发展与扩张的契机。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正义观念以及对人权的追求和推行得到了最大力度的支持，于是，自由、民主、人权成为了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实现资本扩张与军事扩张的最佳旗帜，“人道主义干涉”与“保护的责任”很快成为西方政策话语中的核心词汇。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很快认识到，帝国主义已经开始穿上不同形式的外衣，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应该探讨当代帝国主义的新形态。从总体上看，他们把帝国主义的新形态定义为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和文化的帝国主义，并分别对这两种帝国主义进行了批判。

对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进行批判的代表人物是诺姆·乔姆斯基。诺姆·乔姆斯基是近年来非常活跃也极具影响力的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学者。他在2008年9月的《每月评论》中发表了题为《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帝国权利的新教条》⁽¹⁹⁾的文章，明确指出，当代帝国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这是帝国权利的一个新的教条。他援引了比利时物理学家尚·布里克蒙的“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这一教条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以暴力干涉他国的实质，却是在人道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如1999年9月解救东帝汶地区的行动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干涉，这样的跨国行动甚至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这也印证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立者汉斯·摩根索所说的，是“顺从者对于强权者的顺从”。这种军事上的“解放”行为还不是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行动的全部，它还包含经济乃至民生方面的干涉。如1995年克林顿政府对海地进行的军事干涉，迫使海地临时政府在长久的战争泥沼之中接受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就是保持美国对其出口和投资的零关税壁垒。这与肯尼迪时期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的遭遇是一致的。这种人道主义的新教条也得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追捧，如瓦茨拉夫·哈维尔⁽²⁰⁾在接受美国主流刊物《纽约书评》的采访时，发表了题为“科索沃和民族国家的终结”的讲话，指出，“南斯拉夫战争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标志，它第一次使一个民族的人权——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明确地摆在了第一位”，我们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启蒙时代，而我们也将见证民族国家的最终消亡。对科索沃的干涉已成为一种民主化的启蒙运动，而残酷的战争则成了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一大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本身已经高于国家，于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得到了充分的响应。⁽²¹⁾针对这一观点，乔姆斯基反驳道:纵观近代史，民主和发展所共同面对的敌人是主权的丧失，无论哪个国家，其主权的衰落就意味着民主希望的衰落，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和经济政策能力的衰落，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无论是在东欧，还是在拉丁美洲地区，近年来强加在这些国家的体制都有着明显的新自由主义的烙印，而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私有化，支持资金自由流动和全面彻底的市场化与金融化，又全都在破坏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²²⁾因此，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下的一系列行动必然以遭受抵制而最终宣告失败。在这里，诺姆·乔姆斯基从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分析中揭示了“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不仅如此，诺姆·乔姆斯基还分析和批判了人道主义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口号——“保护的责任”。他指出，这个口号的内容是:当一个国家不愿或无法保护人民，而反人性的罪行又一再上演时，国际组织就有义务干涉其内政。美国对伊拉克的干涉，以及将萨达姆送上绞刑架，都是在“保护的责任”的旗帜下进行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干涉”，还是对于伊拉克的“保护的责任”，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现实目的，前者是由于科索沃一直阻碍着美国在欧洲的一系列政策的推广，而后者则是由于全球资源的争夺的必然结果。面对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问:人道主义干涉究竟存在么?除了各国领导人的各种澄清以及军事干涉所造成的少数类似人道主义的成效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而其合理性更是成问题。这正如布雷克蒙所说的，在当代世界，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强大国家只因为有“它相信这是正义的”这理由，便获得了动用武力的权利。这完全是对正义的扭曲。

文化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形态。这种形态的帝国主义主要是以文化资本作为全球化中维持其霸权的重要武器。对文化的帝国主义进行研究和批判的代表人物有:布迪厄、萨义德、霍密·巴巴等。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由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提出。他指出，资本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个: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三种资本最终都会以经济的甚至货币的形式出现，都要表现其价值，并逐步地被制度化。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不同的是，文化资本不是以货币的形式，不是通过社会关系构成的变化，而是以教育资质的形式转化成经济资本，并最终制度化。近年来，文化资本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他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的手段，于是，文化资本的问题、帝国主义与全球各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就被明确地提了出来，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卡维塔·菲利浦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切入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她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多元文化的走向:其一，从多元文化和一元文化的关系上，即文化的差异和同一的关系上，揭示了多元文化的实质。她认为，在当代国际化的环境下，多元文化只是帝国主义用于实施一元文化的手段，或辅助工具。她以跨国企业的商业化运作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她指出，当代大众多元文化的流行使得文化差异具体化，这种具体化又为其商业化运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于是，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会选择大众多元文化作为其辅助手段，以实现对他国经济的控制。这实际上是利用大众文化来达到文化的同一性，从而实现对他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治，而发展中国家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传播中丧失了自身民族文化，也失去了对其文化资本的控制权。其二，从大众多元文化的形式分析文化资本所具有的帝国主义性质。她指出，文化资本的扩张是帝国主义推行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帝国主义者主张文化现代化的传播，不仅仅要用文化相对主义来处理文化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同时还要实现全球文化霸权。这就使文化的现代化融合了多层面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对文化现代化作多层次的分析和考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世界发展的脉络。⁽²³⁾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从冷战后至今，虽然经历了一个不断充实和不断转变的过程，但唯独对于全球霸权的追求却始终未变。正是这一点，使帝国主义成为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批判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