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演进与创新研究[1]
祁春节 李崇光[2]
引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变，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了重大变化，研究方法、工具手段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演变。在经济全球化和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时代背景下，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演进进行必要的梳理，跟踪国际经验，找出差距，研究提出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创新的路径和实现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方法论角度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或发现未知，或改变已知，或延伸故识。俄国生物学家巴甫洛夫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辟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3]研究方法众多，无论何种研究方法均包括概念、变量、命题、假设或陈述等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渗透于规范的研究程序或分析模式之中:即理论—观察—理论或者观察—理论—观察的循环分析模式(见图1)。在此模式中，可将方法按推理角度分为归纳法和演绎法，按理论形成的途径是否来自观察分为经验(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见图1)。
图1 科学过程的要素与研究方法的逻辑模式[4]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归纳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方法，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等标志性事件为依据，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统计分析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方法，重点分析2002年以来国内外重要期刊中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找出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差距，提出我国研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创新路径和发展机制。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改革开放30多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阶段性演进;第二部分是国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现状、趋势及国内外比较;第三部分是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路径与实现机制;第四部分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阶段性演进
中国农村改革的目标是逐步递进的，根据目标变化，可将我国农村改革分为三个阶段，也将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演进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进行简析，见表1—表3。
(一)1978—1991年:学习引进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思想。1982年十二大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目标模式;1984年伴随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人民公社体制最终解体，“一大二公”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观在农村、农业领域被率先突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 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此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旨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增加农产品供给，解决农民普遍贫困和国民的食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具体措施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消除农产品价格扭曲。[5]
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1978年恢复高考，各高校的农业经济专业相继恢复，相关研究机构逐步回复正常，学术界大量学习引进国外理论与方法，农经学术研究十分活跃。对国外研究方法的学习引进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1978—1991年《经济研究》杂志上的2436篇文章、《农业经济问题》杂志上的3118篇文章、《中国农村经济》杂志上的1453篇文章、《农业技术经济》杂志上的1363篇涉及“三农”问题的研究文章进行归纳，来了解这一阶段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及其方法的主要状况，见表1。在该阶段的研究方法中，比较注重调查，占10%，此外问题对策类论文占12%，说明以定性分析为主的传统方法占论文的绝大多数，尤其是政策解读性文章很多。也开始出现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如《关于农产品价格对宏观经济目标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计量经济模型的计算结果为基础来探讨农产品价格变化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的影响[6]。
(二)1992—2001年:消化吸收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确定了全新的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随后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2001年底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此阶段的改革旨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体制转型。具体措施是发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在发展变革，一些新的学术机构逐渐建立起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对国外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消化吸收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1992—2001年《经济研究》杂志上的1484篇文章、《农业经济问题》杂志上的2335篇文章、《中国农村经济》杂志上的1979篇文章和《农业技术经济》1147篇文章进行归纳分析，来了解这一阶段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及其方法的主要状况，见表2。在该阶段的研究方法中，调查类论文占7%，以定性分析为主的传统方法占23%，模型计量等实证方法逐渐得到运用，占14%。博弈论方法出现在农村经济研究中，如《农业投资困境: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分析》从投资行为上进行博弈分析，以期政府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7]
(三)2002年至今:跟踪模仿阶段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农村改革面临着新的形势与挑战。2002年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自2006年1月1日起废除农业税。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阶段的改革旨在调整国民经济分配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具体措施是实施村民自治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参与式管理制度等。[8]
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迈向一个新阶段，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一些新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大量引入，学术研究活动异常活跃。跟踪国际学术前沿，模仿国际先进方法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经济研究》杂志上的1144篇文章、《农业经济问题》杂志上的1822篇文章、《中国农村经济》杂志上的1187篇文章和《农业技术经济》杂志上的746篇文章进行归纳，来了解这一阶段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及其方法的主要状况，见表3。在该阶段十个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中，调查类方法论文占14%，采用以定性分析为主的传统方法论文明显下降，只占7%，模型计量等实证方法占23%，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比重增加，超过了前两类的和。目前，学科发展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从跟踪模仿阶段进入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阶段。
二、国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现状、趋势及国内外比较
通过整理2000年至今由SCI和SSCI共同收录的6个国外农业经济期刊(包括AGRICULTURAL ECONOM ICS，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 ICS，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 ICS，FOOD POLICY，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 ICS，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 ICS)上所刊发的文章以及第24～26届IAAE国际会议[9]论文，结合其研究对象，归纳了近10年来国外农经学科研究方法的现状特点，分析了其发展趋势。
(一)2000年至今国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现状及特点
(1)已完全突破以定性为主的传统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多样化
近10年来国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研究方法上，已完全突破以定性为主的传统研究方法，广泛应用数学作为主要分析手段。采用的方法不拘一格，可概括为三大类，即理论分析、实证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题的理论归纳，又有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大量学者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行理论分析，AmaniOmer等专注于集约化农业系统里的生物多样性等问题，构建一个理论生物经济模型进行分析[10];Thia C.Hennessy等提出农业家庭决策模型的理论和概念框架，以此评估CAP“解耦”改革对爱尔兰农民参与非农业市场决策的影响。[11]在实证研究中，既有实证归纳研究，又有实证演绎分析。Mykel R.Taylor等利用特征价格函数评估了美国食糖计划对美国蒙大拿州灌溉土地价格的影响[12];C.S.Srinivasan利用面板数据和泊松回归模型，探讨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创新和可转让性的经济影响[13];DanielR.Petrolia以明尼苏达州南部为研究重点，构建线性规划模型分析作为乙醇原料的玉米秸秆需求与土壤侵蚀之间的关系[14];W.Huffman等实证分析了欧盟等高收入国家的消费者拒绝转基因食品、更加偏好绿色生态食品的原因[15]等。
(2)某些领域采用的研究方法体现了集中性
国外农经研究方法众多，但在个别领域采用的方法又较为集中，突出表现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和国际/区域性农业政策研究方面。在农产品双边/多边贸易、贸易自由化、地区农业贸易政策影响以及对新世纪开启的关注贫困的多哈回合谈判研究中，学者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分析、局部均衡分析和引力模型的运用。
进入新世纪后，大量文献开始用一般均衡分析贸易与政策的各方面问题，如Brockmeier等利用全球贸易分析(GTAP)模型及其数据库考察了多哈回合后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约束税率和实施税率的改变，以及关税壁垒减少对各国贸易格局和福利的实际影响[16]; Farzad T等应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中用减少氮施用补贴和产出税替代先前的收入税和农业补贴的国家农业政策，对增加农民福利、减少氮污染和控制农业污染的作用[17];K.Anderson采用GTAP模型探讨了转基因作物及其贸易政策对食品安全、国际农产品贸易和全球经济福利的影响问题[18]。在政策方面，大量文献集中于运用一般均衡理论展开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的研究，如C.F.Bach等通过CAP建模，对欧盟扩张对农业和整个经济的影响进行一般均衡分析[19];A lexandre Gohin利用CGE模型进行CAP农业政策评估，研究了解耦政策建模的灵敏度问题[20];新世纪开展的多哈回合被誉为发展回合，强调发展中国家利益，因此也有不少学者运用一般均衡分析多哈回合与减贫问题。W.Hertel等利用GTAP模型研究了南南合作与多哈减贫问题[21];Caesar B.Cororaton等利用CGE模型分析了多哈协议和世界自由贸易对贫困的影响[22];C.Bach以GTAP模型数据为基础构建CGE模型，用于评价不同国际发展援助战略在解决发展中国家食物供给安全与饥饿问题中的影响效应[23]等。
局部均衡分析也是贸易和政策问题的主要研究方法。David C. Cook结合局部均衡模型和随机经济影响仿真模型研究了智利鲜葡萄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生物安全规范条件的收益和成本，评价了这一市场准入标准的合理性[24];Jason H.G等利用局部均衡模型评估对比了关税配额扩张、配额外关税削减和贸易自由化对美国奶酪进口双边贸易和最惠国贸易的影响。[25]H.Jansen以哥斯达黎加为例，通过构建“多产品多区域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WTO农业协定对该国农业发展的影响[26]等。局部均衡分析还常见于转基因和生物燃料等高科技农业技术的相关问题研究中，如Moschini等[27]利用局部均衡模型，对欧洲农业中的转基因、常规和有机食品的区分进行多市场均衡分析。
此外，引力模型仍是贸易问题研究的有力工具。如A lessandro Olper等利用“结构”引力模型解释了四国集团食品贸易中的边境效应[28];David Lambert等利用引力模型研究了农业和食品优惠贸易协会的贸易创造和分配影响[29]等。
(3)重视实际调查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
问卷调查是国外农业经济定量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方法，如果问卷设计合理，实施得当，能够有效地收集到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且能保证可信度。所采取的问卷调查规模大，不乏全国乃至多国的调查。如Mazzocchi等通过对欧洲五国的调查，分析了存在风险情况下粮食消费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30];Wadolowska等则通过抽样调查结合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分析了波兰人食物喜好、饮食频率与食品选择的关系[31];M.Veeman利用对南朝鲜8家小麦加工企业的33位企业管理人员的调查数据，建立Multinormal Logit模型分析南朝鲜小麦市场偏好问题。[32]
(4)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方法是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如ShahbazMushtaq等以中国为例，研究了费改税对水资源和农业生产的影响问题[33];Conrad Lyford和Todd H icks在研究农业产业化和环境管理的经验教训问题时，以俄克拉荷马州的猪肉行业作为案例进行了分析[34];E.Iglesias以西班牙两个灌溉农业区为例，探讨了干旱对西班牙灌溉农业发展的影响。[35]
(二)国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综观近10年国外农经研究方法，明显察觉其处于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突出体现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成熟及其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展;另一方面，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表现为开发新模型、运用新理论、引入空间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学科综合运用等。
(1)以模型创新为主，不断开发研究的新方法
国外学者在进行农经问题研究时敢于探索和使用新方法。如Christie等在评估环境资源时，就选择了在此类研究中较新的选择实验(CES)方法;Ozanne等[36]在前人基础上开发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模型，就农业环境计划中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投入配额和费用等值问题展开了研究[37];W ilson等在研究乙醇扩张对种植模式和粮食流通空间分布影响时，开发了一个空间优化模型。[38]
(2)对已有研究方法进行优化改进，扩展其应用范围
很多研究团队和学者投入到优化、改进和应用已有的研究方法中，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如V.K rishna等将Fishbein和A jzen最早使用的多属性模型进行了扩展，并以此方法研究了印度消费者对GM和农药残留的态度[39];Steven T.Y等利用乌干达特定品种香蕉价格和属性的分类数据评估其品种特性的供给函数，扩展了现有的household hedonic model，提出审查系统评估的copula方法，以最大似然评估代替占主导地位的多元正态分布评估方法，解决了多维审查系统多重概率积分的运算困难，并将此运用于美国个人肉类消费研究[40];Diao X S等利用扩展的economy-wide multimarket模型，评价了绿色革命带来粮食产量快速增加对南非粮食价格、粮食供求、农民收入和减少贫困可能造成的影响。[41]
(3)研究方法的创新从放松一些脱离现实的假设为出发点
放松了一些脱离现实的假设，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如由“完全理性”假定修正为“有限理性”;由“确定性”假定修正为“不确定性”;由“完全信息”假定修正为“不完全信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等开拓了在农经问题上研究的应用空间。Hendrikse等从不完全契约角度分析了农产品的营销合作社问题[42];日本学者Makiko Omura等研究了菲律宾正式与非正式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产权的可转让性对农田基础设施投资和农业自然资源管理的影响[43];M.Hanisch以寻租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保加利亚农业改革失败的原因[44];德国著名教授U.Koester认为，农场外部的非正式制度似乎显示出比农场本身规模效益和内部交易成本更具影响力。[45]此外，Rob Hart通过委托代理博弈分析了如何防范农业环境问题中的道德风险[46];Gilad Axelrad等利用转移效应博弈研究了污水灌溉再利用区域规划与河流修复。[47]
(4)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方法在农经研究领域的应用开始逐渐盛行
进入新世纪以来，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方法也逐渐出现在农经问题研究中。行为经济学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的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而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为经济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复制性和可控程度，显示了它在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上的优势。如Marette等就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分析了鱼产品健康信息对消费需求的影响[48];Garrido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在气候不稳定的条件下设计了水资源市场[49];Jutta Roosen等通过现场试验的方法，研究了健康信息对鱼类消费的影响。[50]
(5)研究方法向跨学科的综合性交叉的方向发展
根据具体问题，国外学者开始采用跨学科的综合性交叉方法来分析农经问题，如Annemarie等利用生物学模拟模型和回归分析研究了农业用地如何改善水禽保护成本效用的生态系统经营管理措施[51];Xu等将作物生长过程的农艺学原理整合到整个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归纳出不对称生产模型并界定产量换算系数的概念，区分了投入要素和非投入要素在玉米种植中的不同作用[52];Xinshen Diao等构建经空间分解的经济范围模型，利用农户调查、农产品抽样调查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数据分析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减贫和经济增长的联系[53]。
(三)国内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差距
与国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相比，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与研究方法在以下方面还存在差距:
迄今为止，农业经济学或农业经济管理学并未形成一个从若干基本概念及若干公理演绎的理论框架，缺乏可以由此及彼、循序渐进、逻辑性很强地进行推演的理论体系。[54]这就是说，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整体上尚未成为具有逻辑严密的数量结构知识体系。从国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教学与研究实情来看，几乎都在西方理论知识体系框架之内。国内学者更多的是注重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应用，而忽视了国内原创性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构建。值得肯定的是，国内不少学者或提出了一些好的理论观点，或其研究成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然而，这些理论观点和成果并未能很好地融合起来构成思路连贯、结构严密、假设严谨的完备的科学体系，因此，未能达到学科整体科学化的程度。
(2)研究成果及其方法低水平重复的多，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不够
社会上急功近利、学风不正等一些浮躁现象在国内农经研究中也有所表现。在大量的论文中，研究成果及其方法存在着一些缺乏创新性的低水平重复且脱离实际。早在1995年林毅夫就指出:“近年来……问题经常重复讨论而又不见水平提高。每年发表的论著可谓不少，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尚未得到多少承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规范我们的研究……”[55]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是思维逻辑缺乏严密性。不以严格的逻辑推理分析为立论依据，而凭主观臆断下结论，提出个人见解或对策建议。二是比较普遍的缺陷是经验实证研究不足。有的人还误以为经验实证研究是数量经济学的事，将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不适当地割裂开来。三是学术论文撰写不规范。国内的研究仍然缺乏对学术规范性的认识，近期的研究有了明显改善。
(3)在研究方法上引进借鉴的居多，广度近似，深度有别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引进借鉴的居多，涉猎的方法类型广泛，包括计量经济方法、数理模型、问卷调查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博弈论方法等，但深度有别，应用拓展得不够，与国外的差距明显。许多研究方法仍是对国外的借鉴与移植，表现出“拿来主义”的特点。
(4)在数量分析方法的运用上存在较大差距，模型创新不够
国外重视数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在计量模型的构建与应用上保持着领先水平。以现代数理经济学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量模型与分析方法已成为国际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研究的主流方法。[56]但以目前情况看，我国农经管理学科领域的研究，传统定性分析仍然占到文献的大多数。而在运用数量分析方法的国内文献中，与国外也有相当的差距。自主构建和创新计量分析模型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农经问题研究的瓶颈。
(5)更多的关注宏观问题，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
与国际上研究的趋势相反，我国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研究中，表现出对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大都比较注重宏观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层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明显不足。往往出现一种亟待解决的微观层面问题不曾有学者涉及，而宏观层面“讲道理”式的论文又严重过剩的现象。
三、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路径与实现机制
(一)创新路径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路径，实际上就是在“科学过程的要素与研究方法的逻辑模式”(见图1)中寻找突破口。
(1)科学地提出问题
提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科学地提出问题有利于方法的创新。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说过，“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越来越深化的问题，越来越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57]科学问题的提出对于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指导研究的方向，而且能够决定研究的结果。
要在中国管理实践中提炼出可能产生理论创新的科学问题，以下几方面需予以重视[58]:一是真问题与假问题。有价值的问题首先必须是一个真问题。但有时由于研究者囿于偏见或者被某些假象所迷惑，往往错将假问题当作真问题。二是原始问题与衍生问题。由于原始问题具有客观性、复杂性、已知条件的隐蔽性、思考问题的多向性以及解决问题的最佳性等特点，所以，原始问题及其求解在重大科学发现和学术创造上具有重要地位。解决原始问题的过程可能衍生一系列新问题，反之，在解决衍生问题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一些原始问题。三是热点问题与冷门问题。“热点问题”与“冷门问题”是相对的，“一个时空背景下的非学术主流，可能跃居另一个时空背景下的主流”[59]。因此，要关注热点问题，但不要盲目追热作秀。四是现实问题与科学问题。现实问题不一定就是一个科学问题，还需要将现实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研究课题)。具体来说，化大为小，化抽象为具体;化问题为研究变量和假设;化问题为研究设计。[60]
(2)简单合理的假设
假设越是接近现实便越复杂，根据这种复杂的假设难以得出精确的结论;相反，抽象简单的假设较容易推导出精确性较高的结论。从简单而言要放宽假设。但是简单的假设要合理，才能得出能正确解释本研究问题的结论。同样，用与发达国家相符假设条件得出的理论来分析我国农业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问题不一定完全适用。因此，从合理而言，需要根据国情修改假设前提。
挑战传统假设，即要么放宽，要么修改，要么逆向假设，要么抛弃假设，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机会。如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农民的选择是理性的，使他们改变选择，达到新的均衡需要信息以及内外在的刺激，使其技能提高，用修改的假设来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不失为一种方法创新的突破点。
(3)用发展辩证的眼光对待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
一个理论是几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纵向而观，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是动态发展的而不是既定不变的。横向而言，同样的问题变量，在此为外生变量，而在彼为内生变量。如英美等西方国家制度比较完善稳定，可以将制度视为既定的外生变量来分析相应的农业经济管理问题，这是以制度为外生变量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而处于转型国家的农业经济制度正处于变革之中，需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相应的农业经济管理问题，这种以制度为内生变量的分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制度是内生的，有些制度是外生的，一个变量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并非一直不变的，必须要以分析的问题以及所在的环境、条件等而定。
(4)采用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的观测手段
观测方法是针对此项研究假设采用何种收集数据、事实的方法，包括观察和测量。[61]社会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测量，即对社会现象的度量。测量的质量与效果与研究的质量息息相关，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概莫能外。准确客观的测量是选取分析方法的重要前提。要准确客观地进行测量，需要测量工具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可以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及相关的软件进行操作分析，为方法创新寻找科学技术载体。
(5)多元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
学科分门别类，但各学科也有相互联系的一面。利用其他学科的相关方法或相关理论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失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方面。例如利用数学与统计的知识原理解决农业经济管理问题，国外得到普遍运用，国内开始得到重视，随着计算机等技术的发展，可能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可将仿真技术运用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中，除此之外其他学科知识以及新的进展也可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方法创新做出贡献。如要研究农业经济管理微观层面的如激励理论，可以用到心理学有关测度、解释与改变人的行为的理论成果加以创新。
(二)实现机制
研究方法创新的发展机制可从以下四个相互联系方面进行:
(1)本土化
所谓本土化是指，用最先进和最合适的国际化的经济学或管理学工具，研究中国本土的重要问题，用中国的经验证伪或证实一些理论，从而完善或创新理论，做出对科学发展的可能性贡献。[62]本土化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和学术思想(理论)的本土化。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的主问题域，只有在本国主问题域中进行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本国所需要的前沿性研究。中国有独特的国情和社会经济制度，只有生活在其中的学者才可能清楚了解，对于那些不能亲临其境的问题和现象，即使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只是隔靴搔痒。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科学研究要作出独立的贡献，就需要对自己本土中存在的特殊问题作出解释和回应，并通过这种对特殊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逐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最终提出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和理论。此外，学术思想(理论)的本土化是引进、融合和重构的过程。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主要理论和思想发端形成于西方，学习掌握西方已经取得的成果是完全必要的，切忌生搬硬套，需要进行“创造性重构”。
(2)规范化
学术规范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小至学术纪律、引证规则，大至学术传承、学术道德和秩序，都可以包括在规范的概念里面。”[63]规范化主要包括学术研究形式的规范化和学术研究机制的规范化。学术研究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成为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学术研究机制的规范化即“一个大家有共识的，理论创新、接收、修改、摒弃乃至理论批评的规范机制”。林毅夫主张，一个理论假说只要其内部逻辑是一致的，其内部逻辑和理论推论与经验事实也是一致的，那么就应该予以接受。每一个经济学家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都应该自觉养成用这两种标准判断一个理论的习惯。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并进而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承认。他进一步认为学术研究规范化的途径有:一是做到理论的内部逻辑一致和内部逻辑与经验事实的一致;二是要分清楚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找出最根本的“因”;三是实证检验。[64]另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2009年度项目申报指南”中强调:必须运用与国际管理科学研究接轨的、规范化的科学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即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严格的数学分析，按照“观察现象—形成/提出假说—构建模型—计算/实验验证—科学结论”等过程开展研究，通过实验、观察、测量等手段获取“数据”以“观察和发现现象”(即“实验研究”)，通过建模、计算、归纳、演绎等手段来“分析与解释现象”(即“理论研究”)。
(3)国际化
所谓国际化是指必须有全球性的学术视野，学习、研究、掌握、运用国际通用的经济学或管理学知识，在此基础上努力创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的国际化主要途径有:一是以国际标准指导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的改革，秉承“汲取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大胆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加快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现代化进程。二是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与竞争，通过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举办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开展联合办学与合作研究等多种渠道，使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成果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三是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争取并利用国际学术资源，为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农业经济改革服务。
(4)科学化
所谓科学化是指一个学科从前科学阶段成为现代常规科学学科的过程，通俗地讲，就是它的基本方法已经被科学方法武装起来，并且在形式化手段上，达到了科学表述所要求的程度。一个具体学科，结束前科学阶段(由直观的经验推演形态和抽象思维的哲理思辨形态组成)，成长为常规科学，其根本的变化就在于科学方法的运用。科学方法使学科整体成为具有逻辑严密的数量结构知识体系。一个具体学科由经验推演形态、哲理思辨形态飞跃到结构分析形态，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科学化。考察农业经济学的科学化过程，不难发现，这个学科由哲理思辨形态到结构分析形态的飞跃，是在19世纪中期完成的;其内部的科学化过程，在20世纪里得到蓬勃发展，并于60年代达到了整体科学化程度。[65]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科学化。模型(与计量)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是严密的理论思维逻辑的基础，是实验(经验)验证的逻辑起点。目前科学化的主要途径是在研究中建立与运用模型来解释问题，借助模型的推导、计算，对问题做出具体说明，并通过实验(经验)来验证。从而使解释问题的程度由经验判断、观念推想上升到结构分析、数量预测的水平。
四、相关对策建议
(一)政府统计必须尽快与国际通行的统计规范接轨
经济学、管理学等的科学研究和方法创新离不开数据。研究中常常为难以获得真实可信的统计数据而发愁。目前，涉及农业经济及管理的许多基础数据都需要各个课题组设计问卷，进行抽样调查，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统计信息是公共产品，统计行为是政府行为，政府统计必须与通行的国际统计规范接轨。破除统计标准上的“计划经济”色彩，加大统计制度改革力度，统计标准要与国际接轨。中国统计要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就要采用国际统计标准，不仅要在国际贸易方面采用国际统计标准，而且在其他统计领域也应当尽可能采用国际统计标准，并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二)明确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归属与定位
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经济(学)管理学科在国家专业目录和学科分类中发生了多次变动，这在其他学科中是绝无仅有的，到目前为止其学科的归属与定位仍然十分混乱，这必然影响了该学科的良性发展与研究创新。有学者认为，“农业经济管理”这一学科名称恰如其分，是农学、经济学、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并认为，将农业经济管理置于“管理”门类下并无不当。[66]然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近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管理学》只涵盖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两个一级学科。[67]据说是“为使本书更为精练”，而将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排除在外。有学者对“农林经济管理”的归类提出了疑问，并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阐明了“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设置的不合理性，由此进一步提出了学科定位与重新设置的改进方案。[68]我们也持近似的看法。农业经济学学科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归属与定位如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改进现有学术管理机制，构建学术评价新机制
学术研究及其创新需要适宜的土壤与环境。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具有明显的多元化、个性化、人性化特色。因此，学术管理机制和学术评价机制的建立，应尊重学术自身的运行规律。现行的由行政主管部门主导的数字化学术管理机制、学术评价机制的弊端已经成为影响学术创新与发展的最大制约力量。[69]应确立和强化“以人为本”的评价理念，确立研究人员在学术评价机制中的主体地位。套用欧内斯特·波依尔的话:学术评价和奖励机制应该“不仅会支持和奖励那些在研究工作中表现出特殊才能的学者，而且会支持和奖励那些在综合和应用知识方面表现杰出的人，还能支持和奖励那些特别适应教学工作的人。如果我们承认教师中这种多种多样的才能，它就会给高等教育和我们的国家带来不断更新的活力。[70]要改变学术评价由行政主导的局面，坚决排除学术评价中的非学术因素，任何有关学术评价都应在学术界取得共识，由学术界(同行专家)主导，使学术评价真正回归学术。
(四)加强对微观层面的研究
加强对农业微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仅符合国际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排除由于存在诸如微观研究的资料和数据不易获取致使提高了研究成本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国内早期的研究中大多偏向于针对宏观问题进行探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组织、行业、企业、市场”等微观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近期国内研究已出现向微观层面转移的趋向。然而这种转变仍处在初期阶段。尽管很多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显而易见的是还有大量的微观问题有待研究。应倡导更多的学者积极地把着眼点转移到微观层面的问题上来，更深入、更细致地对微观主体展开研究。
(五)继续跟踪国际前沿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所有科学研究都应该置身于国际大舞台之上，国内学者及时关注国际农经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最新研究方法，力求站着国际众多农经学者的“肩膀”上展开研究工作，才能有效避免出现走重复路、走弯路的情况。国际农经学科的关注点及其研究所采用的方法都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农业经济发展中会不断涌现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也会不断出现解决现有问题的新方法。应加强本学科或研究领域国外重要文献的积累，重视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文献研究，关注国际顶级农经期刊以及国际农经大会等的研究动向，以充分把握或了解同类问题的国际研究成果与进展。应加强与国际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术交流，尤其是加强以项目为纽带的国际合作。
(六)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投入，实现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自主创新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源头。国家应制定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长期战略框架，确保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及其研究创新活动纳入政府长期稳定支持的轨道中来。在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中，值得担心的并不是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方面与国外的差距，基础研究方面的差距更令人担忧。国家有关方面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大对那些具前瞻性、探究性重大问题研究的资助，鼓励原创性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计量模型方法)的创新与国际化。我国农经学者应注重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使“本土化”农经研究成果具有国际化水平和科学化程度，以丰富农业经济及管理的理论体系，最终使我国农经学科整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逻辑严密的数量结构知识体系。
【注释】
[1]本文受华中农业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建设经费资助。在写作过程中赵玉、余光英、刘建芳、苏小姗、杨淼淼、万金、林青等在资料收集和处理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致谢!
[2]祁春节，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所长;李崇光，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3]《巴甫洛夫选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页。
[4]矩形表示信息成分，椭圆表示方法，箭头表示信息转换。参见W.Wallace(1971):《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逻辑》。
[5]李周:《改革以来的中国农村发展》，《财贸经济》2008年第8期。
[6]孙礼照、章泽生、张西营、袁明伟:《关于农产品价格对宏观经济目标影响的实证分析》，《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5期。
[7]黄明东:《农业投资困境: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0年第4期。
[8]李周:《改革以来的中国农村发展》，《财贸经济》2008年第8期。
[9]在本文完成之际，恰逢第27届IAAE国际会议于2009年8月17—22日在北京召开，来不及对其论文及其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与整理。
[10]Amani Omer，Unai Pascual and Noel P(2007).Russell.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nsive Agricultural Systems，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58，No.2，pp.308-329.
[11]Thia C.Hennessy，Tahir Rehman(2008).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Decoupling”Reform of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on Irish Farmers'Off-farm LabourMarketParticipation Decisions，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59，No.1，pp.41-56.
[12]Mykel R.Taylor，Gary W.Brester(2005).Noncash Income Transfers and Agricultural Land Values，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27，No.4，pp.526-541.
[13]C.S.Srinivasan(2004).Plant Variety Protection，Innovation，and Transferability:Some Empirical Evidence，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26，No.4，pp.445-471.
[14]Daniel R.Petrolia(2008).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and for Corn Stover as an Ethanol Feedstock and Soil Erosion，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30，No.4，pp.677-691.
[15]参见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第25届国际会议论文。
[16]Martina Brockmeier，Janine Pelikan(2006)，Agriculturalmarket access:A moving target in theWTO negotiations?Food Policy，Vol.33，No.4，pp.250-259.
[17]Farzad T，Madhu K，Carl H.N(2008).Welfare Impacts of A lternative Public Policies for Agricultural Pollution Control in an Open Economy:A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90，No.3，pp.701-718.
[18]参见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第24届国际会议论文。
[19]C.F.Bach，S.E.Frandsen，H.G.Jensen(2000).Agricultural and Economy-W ide Effects ofEuropean Enlargement:Modelling the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51，No.2，pp.162-180.
[20]A lexandre Gohin(2006).Assessing CAP Reform:Sensitivity of Modelling Decoupled Policies，Journal ofAgriculturalEconomics，Vol.57，No.3，pp.415-440.
[21]ThomasW.Hertel，Maros Ivanic(2006).Making the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More Poverty-friendly:The Role of South-South Trade.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28，No.3，pp.354-361.
[22]Caesar B.Cororaton，John Cockburn(2006).WTO，Trade Liberalization，and Rural Poverty in the Philippines:Is Rice Special?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28，No.3，pp.370-377.
[23]参见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第24届国际会议论文。
[24]David C.Cook(2008).Benefit cost analysis of an import access request，Food Policy，Vol.33，No.3，pp.277-285.
[25]Jason H.G，ThomasW.H，Thomas F.R(2009).Dairy Tariff-Quota Liberalization:Contrasting Bilateral and Most Favored Nation Reform Op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91，No.3，pp.673-684.
[26]参见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第24届国际会议论文。
[27]Gian Carlo Moschini，Harun Bulut，Luigi Cembalo(2005).On the Segregation ofGeneticallyModified，Conventional and Organic Products in European Agriculture:A Multi-market Equilibrium Analysis，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56，No.3，pp.347-372.
[28]A lessandro Olper，Valentina Raimondi(2008).Agricultural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OECD:A gravity-border effect approach，Food Policy，Vol.33，No.2，pp.165-175.
[29]David Lambert，Shahera M cKoy(2009).Trade Creation and Diversion Effects of Preferential Trade Associations on Agricultural and Food Trade，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60，No.1，pp.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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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LidiaW adolowska，Ewa Babicz-Zielinska，Jolanta Czarnocinska(2008). Food choicemodels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food preferences and eating frequency in the polish population:POFPRES study，Food Policy，Vol.33，No.2，pp.122-134.
[32]参见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第24届国际会议论文。
[33]ShahbazMushtaq，ShahbazKhan，David Dawe，MunirA.Hanjra，Mohsin Hafeez，Muhammad Nadeem Asghar(2008).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Tax-for-Fee reform(FeiGaiShui)on water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production in the Zhanghe Irrigation System，China，Food Policy，Vol.33，No.6，pp.57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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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参见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第24届国际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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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参见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第24届国际会议论文。
[45]参见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第25届国际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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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林坚:《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演变历程及发展方向》，黄祖辉、杨列勋、陈随军主编:《农业经济管理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55]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56]毛迎春、黄祖辉:《中国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发展与趋势》，《福建论坛》2006年第4期。
[57]转引自张大松:《科学思维的艺术(科学思维方法论导论)》，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58]张秀华、王永斌:《关注现实问题深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6日。
[59]转引自李金铨:《视点与沟通》，《读书》2003年第11期。
[60]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1页。
[61]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62]黄少安:《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的路》，《光明日报》2007年9月4日。
[63]梁治平:《规范化与本土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中国书评》(香港)1995年第3期。
[64]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与林老师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23页。
[65]孙中才:《农业经济学在20世纪的科学化进展》，《阴山学刊》2007年第4期。
[66]林坚:《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演变历程及发展方向》，黄祖辉、杨列勋、陈随军主编:《农业经济管理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67]赵纯均、吴贵生:《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管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8]罗必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分类解读与重新构造》，《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1期。
[69]黄安年:《当前学术评价机制中的主要问题》，“改进学术评价机制专题研讨会”，北京2009年2月22日;另参见，黄安年:《违背学术规律，漠视个性与人性——评目前高校流行的“量化”管理制》，《云梦学刊》2006年第2期。
[70]［美］欧内斯特·波依尔:《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转引自陈兴德，王萍:《高校学术评价标准与管理文化反思——论CSSCI与现行科研人事考核机制的结合》，《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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