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诗性相伴而行

四、理性与诗性相伴而行

人文科学学科特征的独特性，使它逐渐形成了一些适应自己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的特殊研究方法或研究工具。这些特殊的认识方法与研究方法，在不同的学者和流派那里具体的表述概念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些，比如价值论或价值学的方法、意义学或释义学的方法、理解学与解释学有机统一的方法、接受学的方法、发生认识学的方法、哲学反思与心灵顿悟直觉的方法等等。这些特殊的人文科学认识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相互间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而且还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它与自然科学那种以客观经验事实为基础的逻辑实证与理性方法有所不同，它更突出了人文科学研究对象、研究者、研究作品、作品读者等各个方面的复杂关系，更强调在人文研究领域存在着的明显的主体介入因素和主体选择空间，强调应该更多的关注研究者的主体阐释，关注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的心理接受过程的主体性再创作现象。应该说，这些特殊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手段，拓展了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空间，丰富了人们对于科学世界多元性格局的认识，对于更好地把握人文世界的特殊性和认识过程的复杂性，对于更好地把握人文科学世界中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也是20世纪人文科学走向现代复兴并获得重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不过，如果在使用这些方法时不能适当把握主体性因素介入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的尺度，就可能陷入主观性太过强烈的片面性缺陷。

以这样一些特殊的人文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来理解人文科学的研究过程，有些历史学家就特别强调历史学本身具有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的意义，认为所有的历史学研究都是历史学家本人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和体验，是一种基于现代意识和历史学家价值信念的对历史的主体性解释与说明，以此来强调历史学性质的主体性色彩与主体性感受因素。持这种观念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是一种完全价值中立的、不带任何个人先见的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作纯客观记载、描述、说明的活动，那种所谓历史学就是“复原历史原貌”、“再现历史本状”的说法不过是个神话。因为历史学的研究过程，其实是历史学家主体观念的一种阐释而已。我们知道，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活动，总是在对各种历史资料、历史文献、历史传说、历史事件进行阐释理解的过程中来完成的。这些供历史学家解释理解的“文本”——各种文字、口头的、文物的资料和历史事件，总是包含着某种特定的意义，传递着某种确切的信息，历史学家的工作便是对这些历史文本所包含的意义和信息加以解释和理解，从而写出各种历史著作。但是，这些历史文本所包含着的意义或信息是不是完全确定的、独立存在着的呢？按照“接受学方法”或“理解学方法”的观点，这些历史“文本”的意义，必须经由研究者的主体接受过程，要在作为理解者的历史学家对其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时候，才得以真正确定下来。而历史学家对这一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出的意义，有一些可能是文本本身就有的意义，还是一些则有可能是历史学家附加上去的，或是历史学家引申出来的，联想出来的。也就是说，历史文献或历史事件的意义对于后人来说并不是完全确定不变的，它并不像认识自然物质世界那样排除了研究者主体性因素而独立存在着。实际上，这些供历史学家认识研究的历史“文本”，这些历史典籍或历史事件所包含的意义，是一个开放的形态，只有在历史学家对它进行主体性阐释的时候，才得以真正确认并被人所理解。这是一个不能不带上主客体相互对话的意义接受的复杂过程，而历史学家对这些历史文献进行解释并理解和接受其意义之前，已经形成自己的用以进行解释、接受、理解的价值体系、解释准则、思维方式等“前心理结构”或“前理解结构”。这个解释、接受、理解前就已形成的“心理结构”如何，会对历史学家对历史文本的解释、理解、接受的过程与结果产生影响。由于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具体的、实践着的主体性存在，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价值准则并不完全一样，他们形成的用以解释、接受、理解历史的心理结构也就会有所不同，从而使他们对历史的解释、接受、理解不能不呈现出个性化特征。因此，每一个历史文本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学家那里，就可能被赋予有所不同的意义。这里，并不是说历史文本的意义完全是由历史学家的主体观念来随意曲解的，因为人的观念与思想受着社会和历史的制约而有普遍和共通的一面，而是说，从人文科学的这种主体阐释性特征来看，任何一个历史文献和历史事件的意义都是通过历史学家的主体观念活动过程才成为现实的。虽然历史学家的这种主体性阐释也受着某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在这里，实际上是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学研究过程中，必须将主体与客体两者同时联系起来考虑，既对认识客体进行研究，同时也要对认识主体进行把握，把握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是如何对历史进行理解解释的，他的认识结构与价值准则对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有何影响，他是如何以他的认识结构来对认识对象的意义进行阐释理解的，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学性质有全面的认识。我们说，将历史研究过程完全视为历史学家的主体观念的呈示，否定历史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客观理性原则，是片面的，因为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但强调历史学研究中的主体性因素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又比如说将发生认识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学与艺术的研究过程中，以主体构建性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艺术审美过程的原理与机制，也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出文学艺术的本质，获得对文学艺术创作与鉴赏原理的更符合实际的说明。按照传统的自然反映论的观点，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鉴赏过程被简单地理解成一种主体对客体的被动的、镜式的反映，文学艺术对象的所有信息都会直接地呈现给认识主体。但按照发生认识学的文艺理论来看，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鉴赏过程受着主体自身的认识结构的制约，只有符合主体认识结构的信息才会进入认识主体的意识中，而不同的主体，或同一认识主体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环境下，认识结构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样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鉴赏过程与结果也就会不一样。在每一个文艺作品中，都存在着意义上的“空白”地带和可扩展空间，供读者和欣赏者根据自己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结构，以自己的艺术想象、理想和追求目标，去填补、充实这些文艺作品的意义“空白”。也就是说，读者或欣赏者对文艺作品的接受过程本身，也就是一个读者与欣赏者主体性因素渗入作品意义世界的过程，是读者或欣赏者在作品原有意义的制约下，对作品意义进行再创作的过程。这种读者与欣赏者的主体性因素渗入和意义再创作过程，是可以反复进行的。在这里，文学艺术的这种主体构建性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从人文科学的接受学方法那里，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为什么对同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感受，不同的人会不一样，即便是同一个人，年轻时与老年时也会有不同。因为每个文学艺术的创作者或欣赏者的心理结构和心理特征是不同的，同一个人，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其认识结构和心理结构也在随之变化，因而文学艺术作品意义对于读者或欣赏者来说，总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空白的地带，是可以反复欣赏反复理解，被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的。而作品的意义也只有和读者欣赏者的阅读欣赏行为联系起来时才成为真实的存在。这其实也就是在文学艺术作品与欣赏者之间发生的反复交流对话和意义双向构建的过程。

而从精神分析主义的文艺理论看来，文学艺术的本质，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不过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能冲动与愿望的满足，是人的自我表现愿望的满足方式。精神分析主义的文艺理论认为，应该从人的潜在意识与本能的角度来重新理解文学艺术活动。精神分析的文艺理论虽然倾向于强调不依赖于人的主体性自觉意识的所谓潜意识结构，但它在方法论上也有助于开拓文学艺术研究中的新领域，也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文学艺术的新方法新工具。借助于这些新方法与新工具，可以更深入地触及传统文学艺术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些领域，如人的潜意识或深层心理的活动特征，从而对文学艺术的本质作出更全面的把握。此外，将精神分析主义的文艺理论运用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宗教仪式、民间传统与口头文学的研究领域，也可以深化对这些历史文化现象发生演进及其功能作用的认识。应该说，这些都是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方面的一些独特之处。

人文科学认识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是与人文科学的这种强烈的主体构建性，以及由此而使自己具有某种艺术和诗歌的品格气质相联系的。人们常说，人是最难把握，最难认识研究的对象，人文科学也是一种最不确定的最难把握的科学。这主要是因为，人文科学是对人进行研究的科学，是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属性的追问，而我们知道，所谓人的本质，人的特征，人的属性，人的内涵，本身并不是确定不变的。人的本质取决于人的主体性实践与创造，取决于人的主体性追求与构建。而人的实践与主体创造本身，便是一个发展着的、实践着的历史过程，因此人的本质，人的属性，也就是一个历史的变化发展着的过程。它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固定意义。动物和自然物的存在本质是先定的，动物也不会对自我存在的本质和意义产生自觉意识与主体创造欲望。但人却不同，什么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在于人的自我创造与自我追求，在这里，也就提供了作为研究人的人文科学表现出更大的主体性构建空间的可能与必要。人们常说人文科学是一种诗性和理性并存的科学，无论是哲学、文学、美学，还是历史学，都具有诗性的一面。暂时放开人文科学的理性特征不论，就从人文科学具有诗性特征这方面来说，人文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必然表现出突出的个别性、独特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特征。我们说，文学从其本质上说是一个抒情与审美的世界，由此可以把文学的本性归结为人类以自己的情感和心性构造的一个追求美、追求理想和超越的诗意世界。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便是人类追求一种诗意生存方式所作的努力。通过文学的情感与审美追求，人类追求着并逐渐实现着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的永恒梦想。哲学本质上也具有诗意般的自由精神，它总是在想象和反思的不确定中去把握形而上的理念与精神，它有着更大的、更宽泛的、更不确定的活动空间。它那超越现实人生而向往一个完美世界的乌托邦哲学精神，引导着人类超越现实而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说，文学、哲学、史学、艺术学、宗教学这些人文科学，总会在人们心灵和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出现，为人类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艺术行为、科技行为寻求一个终极性的支点，为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寻求一个终极性的答案。它试图从根本上使人感到自己的生命意义有了一种确定的解答和目标，灵魂有了一个安妥庇护的世界。而人文科学家所作出的这种种努力，不是用实验的方法、数学计量的方法、逻辑推导与逻辑确证的方法，而是以人文学者内心的情感、心性、感悟、幻想甚至直觉来构建这个人文精神世界的。每一个人文学者，都会有他自己对于人生、对于世界意义、对于生活本质的理解和体验，都会有他自己对于生活意义、人生价值和理想的独特感受，都会有他自己对于什么是历史、命运、信仰的个体体验，因此人文科学家所写出的文学、哲学、史学、艺术学论著，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学术观点，总是带有浓厚的个性色彩，总是会在他们的论著中闪现着他们的身影，流淌着他们的情感，呈现着他们的价值倾向。由于文学、史学、哲学、美学、艺术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更多的是借助于人文科学家自己的情感体验，借助于人文科学家自己内心的心性领悟和直觉思维来进行的，因而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不能不呈现出明显的个体特征和个性意识，从而使人文科学具有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更为浓厚的主体性介入的多样性与多元化色彩。人文科学的这种个体性、主体性、多元性特征，使得人文科学必然反对在价值信仰与意义追求世界里的任何排他性的神学独断和唯一解释模式，反对“终极关怀”与“终极意义”追求方面的外在强制与权威，而主张每个人都可以也必须自由地同时也是自我负责地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寻找，自己去建立自己的价值信仰体系与生命意义标准。宽容性，个体性，自由性，多元性，都是人文科学在追求真理与理想时的基本要求，这使得人文科学总具有一种浪漫的情怀与诗意的色彩。正是这种自由浪漫与诗性特征，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文科学的个体性、多样性和独特性，使任何一部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美学的作品，都留给了读者超出其作品自身内容的更广大的理解空间，每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结构”或“理解要求”的读者，都可以根据他自己的认知结构去进一步想象、发挥作品的内容。

当然，人文科学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这种主体构建性特征，并不是脱离开理性制约逻辑的一种完全随意性的东西，它也不是人文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特征的全部。事实上，有一些人文科学如历史学同时兼有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而哲学则兼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

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科学，但它同时兼有社会科学许多特征。就它必须以过往的历史事实为史学构建的基础这一点来说，史学具有社会科学体系结构的某种客观性品格。它必须对历史的过程、事件进行选择、考信、整理、辨析，建立在某种实证的、确定的基础上。这一点使历史学不完全等同于文学或艺术学。但另一方面历史学却又更具有人文科学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的观念、情感、想象的活动。因为历史学并不同于方志学、档案学，它不会停留在对史料史实的纯客观记载水平上，相反，它总是注入了研究主体──历史学家本人的对于历史的主体性理解与评价过程，带上了历史学家自己的观念色彩和意识因素，历史学家总是以自己的认识模式去研究历史的。虽然历史学家在从事历史研究时必须以尽可能准确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必须以尽可能客观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但是即便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历史事实都是确实的、可信的，是经过严格的考订和鉴别的，却也还存在一个历史学家以什么样的选择标准，以及选择哪些历史事实来建立他的历史学理论与论著的问题。面对那众多的历史事实，历史学家选择的标准和范围却可能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和个性特征，不同的选择标准和选择不同的历史事实，就会影响他对历史的分析说明和分析结果，并因此影响读者对历史的认识。比如说，假设某个研究18世纪法国史的历史学家，由于受他个人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的影响，认为历史就是帝王或统治者的历史，那么他就会对帝王、大臣、将军们的历史活动、他们的相互关系，甚至对他们的性格与私生活更感兴趣，他在写历史时，就会总是从众多的史实中选择那些有关宫廷阴谋和倾轧争斗的内容来写他的历史著作，那么18世纪的法国史给人的印象可能就是一部帝王、大臣、将军的历史，一部宫廷政治史，一部统治集团家族的谱牒记载史。可如果这位历史学家对普通平民和下层社会更感兴趣，并持一种平民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的话，他就可能会认为历史其实是由那些最为普通的下层民众创造的，他就会把他的研究视野更多的投向那些不为传统史学关注的领域，去选择或寻找那些诸如流民、车夫、童工、小店主、乞丐生活状况的史事，从普通民众生活的角度来写历史，从而描绘出另一幅完全不同于宫廷政治史的18世纪法国社会史图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学研究活动中，历史学家可能具有的主体选择性和价值判断空间都是很大的，这正是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重要标志，也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大区别。即使是对历史事实的考订与辨析，也不能说就可以是完全无主体介入成分的。有的历史事实，比如某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地点等，可以是确定的，而有的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比如滑铁卢战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确定的，但拿破仑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却并非如此确定。事实上，历史学家要对史料作选择就必有选择的标准尺度，要考信就必得先有考信的根据，有实录就必得先有对实录的认识，有解释就必得先有解释的立场和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总是他的一种观念和意识的呈示，他总是要在写作历史著述时将他的主体因素渗入到“客体”——他所选择、解释、辨析、研究的历史对象中去。没有历史学家的这种主体观念活动历史学本身就无法成立。正因为如此，有些西方思想家甚至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诗性的话语写作”。新历史主义者怀特还提出所谓“元历史”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的诗歌中都含有历史的因素，每一个历史叙述中也都含有诗歌的因素。历史总是我们猜测过去也许是某种样子而使用的诗歌构筑的一部分”。将历史学等同于诗歌和艺术显然是不恰当的，但两者却有某种内在的共同精神，但正如李大钊说的那样，“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其研究的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对有些历史学家们宣称的历史学可以追求一种纯客观真实性的“信史”观点，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对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曾说过，“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

人文科学的这种强烈的主体渗透性，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弱点，如果人们对这个弱点缺乏足够的警觉，就可能成为人文科学一块致命的“硬伤”。因为如果没有来自自然科学的科学实证精神和理性思维与逻辑体系对它加以平衡的话，让人文科学的这种主观构建性走向极端，人文科学就会变成一种完全不可相互沟通的人的随意幻想，这也会对人文科学的发展造成损害。正如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方法不能无限制地搬用一样，对于人文科学世界中这些独特的研究方法与认识方法的适用范围，也是不能无限度地扩张的，这些方法也有其内在局限。事实上，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各种方法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将科学理性思维与艺术灵性思维有机结合统一起来，已成为当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和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