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朝觐制度是怎样的？

周代行分封之制，除周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外，其他地方都由同姓子弟或异姓功臣，受封为诸侯，镇守一方，并拱卫王廷。在这种分封制度下，周王是政治上的共主，负有统领万邦诸侯的职责和治理天下的权利，各地诸侯则是周王的藩属，虽有统领一方的权力，也负有尽忠王廷、为周藩屏的重大义务。可以看到，要保证周王朝的统治秩序紊然不乱，要保证周王朝的天下长治久安，其关键之一就是如何加强和调适周王与各地诸侯的关系，密切双方的联系。朝觐之礼的制订，可以说就是本之于这一用意而组成的一条上下联系的纽带。

根据《周礼》的记载，周代的朝觐制度是这样的：王畿之内的诸侯，一年中要朝觐四次，称为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王畿之外的诸侯，则根据其封地距京都的远近，各据其服数来朝。王畿外方五百里之地称为侯服，其诸侯一年一朝；侯服外方五百里谓为甸服，其诸侯二年一朝；甸服外方五百里称为男服，其诸侯三年一朝；男服外方五百里谓为采服，其诸侯四年一朝；采服外方五百里谓为卫服，其诸侯五年一朝；卫服外方五百里称为要服，其诸侯六年一朝；九州之外，称为藩国，藩国之君一世一朝。很显然，《周礼》的这种说法是十分理想化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当然无法据之实行。还是《礼记·王制》中的说法比较可信一点：周代诸侯五年一朝天子。

诸侯朝觐天子，称为“述职”，即是各地封君在朝觐天子时，要亲自向天子汇报封国的情况。朝觐述职时的礼仪规定比较严格，所有的诸侯要按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身穿不同的服饰，立于不同的位置，公爵立于东面，侯及其下各爵立于西边，依序述职。各诸侯手中所执的礼器——珪也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珪是一种长条形的玉器，公所执的珪为九寸桓珪，侯为七寸信珪，伯为七寸躬珪，子为五寸縠璧，男为五寸蒲璧。朝觐时，各地诸侯还要以玉帛、珍玩及土珍异产作为礼物，贡献给天子，称为“朝贡”。当然，天子受贡之后也有礼物回赠。朝贡的物品主要是各种璧玉和币帛。以玉帛为贡有着悠久的传统，相传大禹王在涂山大会诸侯时，“执玉帛者万国”。由于国家之间互相交好时多以玉帛为礼，所以，“玉帛”也就成了和平友好的象征，“化干戈为玉帛”正是此意。

周代的诸侯若不按期朝觐周王，其罪名是很大的，称为“大不敬”，将会受到周天子以及其他诸侯国的讨伐。但春秋以来，周室衰微，各地诸侯坐大，便都渐渐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朝觐制度首当其冲遭到了破坏。各地的诸侯不仅不按规定时间入朝，甚至数年、数十年都不来入朝。相反，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却频频向强大的诸侯国入朝，祈求他们的保护。以和周王室关系最为密切的鲁国为例，整个春秋时期的三百多年间，鲁君入觐周王仅有寥寥可数的三次，而朝晋、楚等大国却多达三十二次。所以孔老夫子慨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倒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

秦汉以后，地方体制上基本实行郡县制，皇室宗亲子弟以及异姓功臣虽也有王侯之封，但大多是虚封而非实封，即享有封号及一些特殊权益但不管民事，不赐土，基本上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因而对朝觐之礼也就不如周代那么重视，各藩王诸侯虽则也有朝觐的规定，但大多不甚严格。如曹魏王朝，对诸王防范甚严，甚至明令不让他们入京朝觐。相比之下，倒是明代的朝觐制度较为严苛而又比较特殊。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分封了二十五个儿孙到各地为藩王。为加强对藩王的控制，维护独裁专制政体，朱元璋不仅不让藩王管民事，还严令藩王在藩地不许随便活动，不许随意入京，每年只许入京朝觐一次。朝觐时藩王不许同时入朝，必须等到一个藩王朝觐回国之后，另一位藩王才能起身入觐。朝觐的次序按嫡庶长幼依次轮换，周而复始。朝觐时大朝行八拜之礼，常朝只须一拜，而在私下场合，也可以家人之礼相见。这种特殊的朝觐方式，确保了藩王在京只有一人，防止了藩王们的互相串联。

朝觐之礼中还包括周边属国或少数民族首领来觐见中原天子的内容，唐代《开元礼》中为此特地制定了藩王来朝之礼。唐礼规定：藩王来到京城，皇帝派使者在国宾馆门前用束帛迎接劳问；朝觐之日，由官员将藩王先引至太极殿阁外，然后击鼓奏乐，皇帝登御座；二次奏乐击鼓，引藩王入殿；藩王再拜稽首后，由侍中宣读制书、敕命，引藩王升坐，皇帝进行劳问；最后，第三次奏响鼓乐，藩王再拜稽首，以示谢恩。皇帝再择日为藩王设宴，藩王于宴前奉贽献贡，皇帝于宴后给予赏赐，以表嘉奖。